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毛泽东、周恩来导演下，对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犯有各种罪行的日本战争犯罪的起诉和判决，完全是一场卖国、媚日的丑剧。
以下是李甫山《我参与侦讯日本战犯始末》中的一段话：
总理说：日本战败投降已有8年了……（武宜三按：日本战犯关了8年，周恩来同志就心疼了，而右派份子——到周恩来死那年，已经关了20年，可是他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周总理听了汇报后说：计划还得当，但关于经费的预算，你们再考虑一下。是否组织战犯和汉奸出狱到一些地方去参观（武宜三按：右派份子就没有这个福气），以接受社会现实的教育。这样的话，预算恐怕就不够了。
周总理还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这些战犯的罪行比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要轻一些。（武宜三按：还没有开庭，就已经宣判。）对这一千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但要把他们所犯的罪行搞清楚。侦讯结束后，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武宜三按：对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却把老老实实的中国人杀了几千万——其中包括右派份子，如林昭……）。”
周总理还指出：这些战犯在日本社会有不少的联系和影响。他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而他们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有的也是家破人亡（武宜三按：周恩来的心肠多好，可是，就是这个周恩来却独自或合伙制造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在侦讯工作中，通过耐心地争取教育，他们也可能会改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与争取和平的朋友。（武宜三按：可许多右派份子本来就是你的同志、战友和朋友。）
领会周总理的指示后，我在侦讯工作预算中增加了组织战犯与汉奸出狱参观、接受社会现实教育所需的经费。后经周总理批准于1954年２月起，由公安、检察及民政系统联合组织实施。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为了将周总理的指示及中央关于“惩办少数，宽释多数”（武宜三按：对右派份子却是“惩办绝大多数数，宽释极少数”）的政策精神，贯彻到每位侦讯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中，高检在侦讯开始之前组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班。
接下来，就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演出了一场欺骗中国人民、讨好日本人的汉奸丑剧——宽待和释放全部日本罪犯。
参加“侦讯日本战犯”的两个假戏真做的主要角色：贾潜（最高人民法院庭长）、李甫山（最高人民检察院二厅厅长），后来都成了右派份子，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个卖国贼还真替日本战犯报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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