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关于鸿门宴的记载是这样的：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翻译过来就是：楚国的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一向同留侯张良交好。张良这时正跟随着刘邦。项伯就连夜骑马跑到刘邦的军营，私下会见张良，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他，想叫张良和他一起离开，说：“不要和（刘邦）他们一起死了。
于是在后面的鸿门宴上，项羽没有把刘邦杀掉，以致留下后患，遗恨千古。人们在扼腕感叹之余，除了批评项羽头脑简单、目光短浅、优柔寡断、沽名钓誉等缺点外，更对项伯心甘情愿做敌人的奸细一事口诛笔伐，甚至有人认为项羽的江山就是因为项伯这个内奸泄密才被刘邦抢去的。
项伯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告密？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左尹”即左令尹，是仅次于令尹的国家军政长官，可见是高级别官员;“季父”就是叔父，又可见是项羽的亲人。从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与项羽并坐尊位 (那时东向为尊) ，可见其在楚军中的地位，也表明他深得项羽的敬重。既然如此，他为何心甘情愿做内奸呢？
其实，《史记》内容已经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项伯这样做也应该有其合理性的，即因为张良。
张良在起兵的时候也曾有自己的一支小队伍，遇到刘邦后才成为其部下，是上下级关系。后来形势的发展，张良变为了“义帝”楚王心的部属，在名义上应该是与刘邦平等的，并且受当时实际掌权者项梁的委派，找到韩国的后代———韩公子衡阳君“成” (张良本身就是韩国大臣的后裔) ，韩成被义帝 (实际上是项梁) 立为韩王后，张良一变而成为了韩王的申徒 (相国) ，并与韩王一起带兵攻占韩地，直到沛公“从雒阳南出辕”的时候，张良才又“引兵从沛公”，这时他与沛公的关系不再是“属”而是“从”了。
到项羽分封诸王 (汉元年) 后，汉王要到封地巴蜀上任的时候，张良还去送他，汉王刘邦听从张良建议，烧绝栈道，同时也把张良送回到韩王成的身边去。最后一段文字，后来项羽因不放心韩王，先是不让他归回封地，再降他为“侯”爵，最后“杀之 (韩王成) 于彭城”，这时的张良走投无路，才偷偷地逃跑 到了刘邦处。
也就是说，在刘邦还定三秦 (汉三年) 之前，张良在刘邦那里，除前期很短的一段时间外，其余时间，身份一直是比较自由的客卿，与刘邦是属于关系比较松散的主客关系，而不是关系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在鸿门宴事件之前，作为项羽部队高级官员的项伯他，一直与义帝、项羽、沛公、韩王、张良这些人共事，非常清楚张良与刘邦的这种主客关系，也当然明白张良在刘邦部队里是随时可以离开而不会受到“纪律处分”的情形。作为军人的他，自然也会明白“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这件事是高度的机密，但在项伯先生的头脑中，只想到张良是客卿，有来去的自由，会在生死关头选择离开，绝对没有想到张良与刘邦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也正可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为搭救曾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张良，他才做出了“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的蠢事出来。
这时的项伯严格意义上说应该不是“内奸”，至少在主观想法上不是。至于后来被张良利用，受刘邦种种手段的蒙骗，一步一步走上“内奸”道路，那是他自己先前没有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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