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官典型 陈云廉洁背后的“特供”

　　项南先生去世后不久，境外媒体曾刊有文章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无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团派人马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一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一时，要想利用职权搞点小小的个人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工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除了自己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行相应调整，比如公车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连当时积极倡导干部制度改革的邓小平都觉得“多此一举”。

　　本来，邓小平劝说党内元老离开领导岗位就已经搞得怨声载道，所以邓小平嘴上不明白说出来，心底里的想法无疑是要对这些老干部采取“赎买”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劝退老干部的交换条件。总之当时邓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杀驴”。而王兆国配合胡耀邦意图推动的“制度改革”无疑有“杀驴”之嫌。这一来，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

　　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一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分。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朴”、“严于律己”著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嗅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后，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后。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借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此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拚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于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于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