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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英,山西洪洞人。早年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25年2月加入中共,同年8月,成为黄埔军学第四期学生,曾长期从事中共情报工作。1949年10月中共夺取政权后,当过山西省省长、山西省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等。
1938年,延安传出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的消息。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大感惊讶,他曾是中共上海特科的领导人,对江青的底细太了解了。江青从山东戏剧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演戏,名字叫蓝苹,顶多算个三流演员,风流韵事很多,在上海滩很轰动,曾被国民党抓捕过,之后又放了。1937年10月31日,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50大寿,江青还专门跑去给蒋介石祝寿。王世英纳闷,江青怎么跑到延安来了?她怎么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结婚?
为保险起见,王世英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开会时,专门回过头来看了看江青,以确认是不是蓝苹,一看,果真是上海那个!王世英马上找到曾在上海、天津特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陈雷,讲了江青在上海的事。随后,又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小组内讲了江青在上海的历史,建议大家联名给中央写信,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信写好后,王世英带头签名、按手印,其他一些人也签名、按了手印。但是,他看到签名的人太少,就把曾经和他一起在上海、南京工作过的地下党员的名字也写上。这些人签了名,没手印怎么办?他就将他的十个手指、十个脚指全用上,代替他们“按手印”,然后,便急匆匆的找中共总书记张闻天。
当时,张闻天、博古、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军长项英打来电报表示:此人不宜与毛泽东结婚;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也打来电报说,江青在上海跟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有往来,在回电中还注明:“怀疑蓝苹是国民党派来的秘密特务”。中共老党员、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严朴(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父亲)也发来电报表示反对。
张闻天接到王世英的信之后,感到问题严重,综合上述多人的意见后,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很婉转的说,你跟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比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由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看信后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的着?”第二天,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摆了两桌酒席,真跟江青结婚了!
在多数中共老干部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时,有一个人积极支持,这个人就是康生。
康生与江青都是山东诸城人。康生出于一个有钱的大家族,据说江青的母亲曾经在康生家当过佣人,他们可能早就认识。毛泽东在延安成为中共的当家人之后,康生通过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成了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1937年11月底,康生回到延安,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当得知毛泽东想和江青结婚时,康生立即毫不犹豫的站在毛泽东一边,投其所好,证明江青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这使江青和毛泽东都很感激他。王世英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等于跟江青结了冤。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蒋介石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跟侵华日军作战上;而中共的老巢延安,却从来没有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主要在敌后发展壮大自己,很少跟日军正面交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依靠谁来整风?康生是最佳人选。康生在莫斯科亲历过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他本人在莫斯科就直接整过在那里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延安整风开始后,作为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认为延安“特务如麻”,特别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份子,绝大多数都被怀疑是特务。康生专门搞了一个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通过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大量“特务”。短短的十几天内,有的单位竟抓出1000多个“特务”。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份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
1943年下半年,王世英写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指出:一大批根本不是特务的人,被当成特务受到打击迫害,并为已被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魏巍)、周峻烈、钱来苏等六人申诉。这一下触怒了康生。他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王世英的鼻子,说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还在中央党校上千人的干部大会上,指使人公开污蔑王世英是特务。据王世英之子王敏清回忆:“父亲只是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回来跟我母亲讲,康生真不是东西,像疯狗一样乱咬人。”毕竟当时是战争年代,如此大抓特务,会彻底失去人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狂热性慢慢消退,王世英暂时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爆发,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打倒。刘少奇当年是中共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领导,王世英曾是他的部下。打倒刘少奇,必然要打倒王世英。于是,王世英成了中监委重点挨整的对象。1966年9月,中监委的第一批大字报出来了,矛头直指王世英。中监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王世英专案组”,动不动就把已身患重病的王世英叫去逼问,搞得王世英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王世英把儿子王敏清叫到跟前,说想给周恩来写信,因为过去的历史,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于是,由王敏清代笔写了这封信,把他和康生斗争的前前后后都写了,认为康生这么整他,是想杀人灭口,希望周恩来派人过问。此后,王世英一直惦记着这封信,每当有人敲门,便立刻起身问,是总理派来的吗?然而,却一直没有收到周恩来的任何回音!有人说,这封信落到康生手上,康生对王世英更是恨之入骨,对他整的更凶更狠了。
王世英的儿子王敏清回忆说:“造反派闯进了我家,大喊‘王世英!站起来,交代你的罪行!’后来就冲着父亲脸上啪啪的挥巴掌……还有所谓的‘车轮战’,白天晚上不让你睡,怎么难受就怎么折磨你。”1967年10月4日,专案组派人把王世英揪到中监委批斗,不让他回家,关在中监委的一间小房间里。为了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江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与此同时,王世英的家又被抄了,而且抄得很彻底,连屋顶都翻了。家里的存款、书籍、表等贵重物品被一掠而光,暖气和自来水都停止了供给。
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写下这样一篇日记:“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2月15日,王世英病情恶化,住进日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为在押重犯,没有任何自由,经常在病房内遭到审讯和人身侮辱。“王世英专案组”一次又一次硬逼着他写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1968年3月23日,他还向关押他的两名军人大喊:“康生有问题!”为此,江青大发雷霆。
直到临终前,王世英在插着氧气管、输着液的情况下,仍遭到惨无人道的审讯。1969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终年63岁。王世英去世后,造反派不许家人保留骨灰。时至今日,王世英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只有他生前的一副眼镜和他1962年痛斥康生的一首诗。
王世英受迫害,许多人受牵连。其中有一个叫刘明安的,是他同事的儿子,因为替他鸣不平,被康生点名批判后,被关进太原看守所,时间长达8年。王世英的儿子王敏清,也被打成反革命,被发配到宁夏荒无人烟的一个曾经关犯人的地方劳动改造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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