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为什么才女辈出？

专栏作者保尔：最近，文博节目《国家宝藏》再度回归。其中一段关于清代才女王贞仪的历史想象，又一次将这位奇女子带入我们的视野中。

说到“才女”，我们今天似乎很喜欢使用这个表述。有知识的姑娘叫才女，学历高的女性叫才女，懂艺术的女子叫才女……毋容置疑，如今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很多领域早已不止是“半边天”而已，就此而言，世界上有更多的才女也实属正常。

那么，历史上也是如此吗？王贞仪的出现，有什么特定的历史背景吗？才女群体对传统的男权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些有趣的问题，值得一谈。

谁能当“才女”？

中国不仅拥有悠久而辉煌的文明史，更留下了丰富且连续的记载，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史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之一。然而，历史书写向来是有选择性的，二十四史虽然篇幅浩大，却还是忽略了不少群体，故而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尖锐批评。

在传统时代，女性长期在历史书写中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还原这些“被忽视”的群体是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之一，由此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研究课题，“女性史”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正史中有关女性的文字不多，但受益于数量更多的存世资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传统时代女性的记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才女群体。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被称作才女的女性，比如汉代的班昭、蔡文姬，唐朝的上官婉儿、宋代的李清照。但真正能够达到“批量生产”才女的，还得是明、清两朝。

自晚明以后，社会中才女的规模显著扩大，清代中叶成书的《广事类赋》为“才女”单独设了一节，罗列了一长串名字。晚清编订的上海地方志《松江续志》中，在传统的《贞孝》之外，新加了《才女》一节。

一些著名的女子，得到了当时主流士大夫的高度赞誉，比如王贞仪，被乾嘉著名学者钱大昕评价为：“班昭之后，一人而已”。不难看出，在明清时期，才女作为一个群体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对于何为才女，当时也有了一套相对公认的评价标准。普遍而言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德、色、才。所谓德，即是要出身闺阁良人，遵守传统礼教。尽管今天的一些人很喜欢给名妓冠以“才女”之称，但在当时，名媛、才女都是良家女子才能有的名头。

所谓色，自然是容貌之美，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作《妇学》，批评当时的才女“以色炫人”，可见靠脸吃饭自古有之，即便才女也不能免俗，也说明在正统评价标准中，色不应放在首位。在兼顾德与色的基础上，决定才女身份的关键在于才华，主要是诗词文赋的造诣与书法、绘画等文艺能力。

明清时期才女辈出，突出表现在女性作家群体的骤增。根据当代学者的统计，曾留下过著作的女作家，从秦汉到南北朝共有33人，唐五代共有22人，两宋辽金46人，元代16人，明代则有二百余人，清代更是超过了三千六百人。这些著作可不是假把式，绝大多数都是有模有样的诗词文集。比如明末清初女诗人王端淑，留下了超过一千首的诗歌，可谓相当高产。

这么多的诗歌，不可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憋在家里能写出来的。自晚明以来，结社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女性也可以结社。比如清朝初年著名的“蕉园诗社”，就由林以宁等才女组织，有“蕉园五子”、“蕉园七子”的雅称。又比如在文化昌盛的桐城，方氏姐妹组织了“名媛诗社”，是当时著名的女性诗社。

乾、嘉以后，随着文化氛围逐渐宽松，女性诗社的数量更多，特别是在文化昌盛的江南，几乎无城不有。如同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姐姐妹妹们一起组成的海棠诗社，才女们聚在一起，诗文唱和，引以为乐，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

才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于晚明和清代，有其历史原因。首先是文化教育的普及。有学者做过估算，认为清代中国男子的识字率大约在30%—45%，女子的识字率有可能到达10%的水平。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见贾母，被问及读了什么书，黛玉回答：“只刚念了《四书》。”在当时士绅官宦精英家庭里，女子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女子的文化教育，既来源于父母的教育传承，也可以来自于家塾的学习。幼年时，女童男童一起学习，男女分席之后，有的家族还会专门聘请有才名的女塾师，提高女子的教育水平。

男子读书学习，是为了科举中第、光耀门庭，女子教育的功利性相对较弱，但也并非毫无现实意义。创作格律严整，用典妥当，意境幽远的古体诗，需要有相当多的知识积累，一个女孩能够写作诗歌，不仅彰显了良好的家庭教养，还具有教育下一代、延续家族文脉的潜在能力。

在以科举决定家族进退的明清时期，有文化、会作诗的女孩，相对而言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培养女儿的文化水平，特别是训练其写诗作词的能力，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才女群体的出现，还与晚明以后书籍市场的发展和文化风气的变化有关。明代中后期刊刻出版愈发繁荣，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变得更加容易。与之相伴随的，是具有了新鲜风气的文化知识，比如冯梦龙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赵世杰专门编了一本《古今女史》褒奖才女，狂放的李贽更是公开招收女弟子。

虽然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并没有改变，但社会风气的松动已经足以形成一批来自精英和知识阶层的才女，并稳定活跃于社会上层。由此，在以江南为代表的富庶地区，出现了大量才女，进而形成了“才女文化”。

才女文化主要表现于文学，特别是诗词方面。在形式上，与男性士人交游唱和颇为相似，呈现出才女“文人化”的风貌。有趣的是，晚明时期文人群体中存在“女性化”的倾向。才女与才子一来一往，倒也构成了历史中有趣的一面。在内容上，出于女性的视角，才女文化往往涉及到许多新奇的话题。

比如有一本名为《名媛题咏》的清代作品，是当时二十多位女才子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诗文集成，而她们讨论的主题，竟然是清代名妓陈素素。换做是男性士人，风流之事可以有，但真让他们道貌岸地聚在一起，认真品评名妓的作品、生平、容貌，各自写成诗文、抒发感想，还编纂成书刊刻出版，恐怕不太容易。由于没有科举考试和官宦身份的约束，才女文化的创作形式、文本内容相对更加自由。

才女的社会影响

在文学史上，明清才女们以他们才华和努力，取得了人们的认可，为传统时代的文学增添了一笔。在更广义，也更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层面，明清才女群体又有怎样的影响力呢？

当时人对才女还有另一种表述，叫做“贤媛”，比如康熙《仁和县志》就专门列此条目，记录了本地的二十多名女性。地方志的这种表述，体现了“贤”字在社会评价中的重要性。

传统时代对女性“贤”的要求，难以超脱“相夫教子”的大框架，即便是才女也是如此。才女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极为受人重视，也表现得最为直接。比如明末清初的才女顾若璞，丈夫去世后他承担起了教育子女的任务，每天私塾学习之后，她继续培育子女学习知识。在顾若璞的培育下，子女都得以成才，得到了当时人的积极评价。

家庭教育向外延伸，才女们更进一步，支撑起了兼具教育和社交意义的社团。比如明末忠烈祁彪佳的遗孀商景兰，她不仅教授自己的子女，还通过组织文学社团的形式鼓励其他女性学习知识、创作文学，获誉为：“当世题目贤媛，以夫人为冠”，得到了社会的支持，享有较高的威望。

然而，这种教育的影响力范围既小，社会效应也往往是间接的。才女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是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作品，但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时代，纯粹文学的创作很难起到重大的社会影响力，更何况才女群体只锁定于闺阁之内，属于精英圈内的小文化。

也有才女的知识结构超出了文学与艺术的范畴，在一些开明且富裕的精英家庭，不仅教育女儿吟诗作赋，还为她们提供了学习其他知识的条件。由此出现了较为另类的才女头衔，比如通晓古今历史的女史、具有士人风范的女士、才华与行为堪比男子的女丈夫，还有知识渊博的女博士。而上文提及的清代著名才女王贞仪就被称作女史、女士。

王贞仪能够得到了如此的头衔，不止是因为她擅长诗文，还与其掌握有天文、历法、算数乃至医学知识相关。但是，在数以千计的明清才女群体中，王贞仪只是极不多见的个案，而且即便是这样一个突出的才女，也未能对社会产生足够的影响，就连她自己也没能突破思想的桎梏。

在给朋友的书信中，王贞仪曾经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的风气：“目前之所称名媛才女者，亦不足以究深学、知大道”。她认为只知吟诗作赋，修饰文字，做一些无病之吟，即便称作才女、名媛，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然而，在“内言不出”的妇德约束下，女子的社会交往范围受到严格的局限，与现实政治更鲜有关联，闺阁之内的女子即便“究深学、知大道”，恐怕也难以发挥作用。王贞仪的知识体系的确超出了当时的才女，但她自己也终究未能免俗。

今日王贞仪传世作品是诗文集《德风亭初集》，就基本内容而言，与当时的才女们并无差异。但据当时人的记载，王贞仪还创作过大量的作品，比如天文方面的《星象图释》，算数方面的《筹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还有文学批评类的《文选参评》等。

王贞仪病重时，丈夫詹枚建议将书稿整理成集，日后刊刻印刷，王贞仪自己却不同意。在给朋友的信中，她明确表达了自己遵守传统妇德的态度，并不想成为传统的叛逆者，她也不愿意把这些有偏离妇德嫌疑的作品交予世人议论。

于是，王贞仪对自己的书稿做了四种处理，一是将部分文稿结集刊刻，成为后人可见的《德风亭初集》。二是删除，“稿中半多讽刺箴议之语”等可能存在争议的文字删去。三是焚毁，对于世人不能理解，甚至引起非议的，尽数焚毁。四是隐藏，有些既不忍删、焚，也不宜刊刻的，就送给朋友蒯夫人保管，遗憾的是这批文稿最终下落不明。根据王贞仪的自述，最终出版的文字，不过总量的十分之二三。

王贞仪对文稿的处置，令人叹息，但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在许多才女的文集中，我们都能看到“焚余诗草”的表述。焚毁书稿显然不是浪漫，而是无奈，虽然一些才女的思想已经不止于诗词歌赋、风花雪月，但她们最终没能突破时代的局限，也难以跳出闺阁，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