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始末：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带领观众重温了二战时欧洲战场上发生的那场奇迹。殊不知，在此之前，被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也曾发生过一场伟大的撤退——“宜昌大撤退”。

　　在这场撤退中，人员全部运出，物资抢运出三分之二。直到1940年宜昌沦陷，共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为长江上游大后方的建立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无名小城成为民族命运的“咽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陷落、淞沪败退，首都南京惨遭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到1937年6月，全国（东北除外）70%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都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大城市，其中仅上海就有1235家，占总数的31%。战争爆发，上述地区先后沦陷，于是，抓紧西迁，关乎国家命运。

　　1938年6月，日军调集30万军力攻击中部重镇武汉，中国军队组织100万人进行抵抗，这场“武汉大会战”也成为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然而，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武汉战事吃紧。所有撤出的人员和物资，都只能就近集中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

　　其实，直到抗战前，宜昌都一直是一个乏人关注的鄂西小城。其东部地势平坦，西部地势陡峭，跨中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正因为此，从宜昌入巴蜀之路从来都不好走。但是，大宗人员和物资入川，这里又是必经之道。宜昌，成为了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咽喉”，而浩浩荡荡的人流和物资正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

　　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与难民同样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当时，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全是当时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

　　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军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更让人心急火燎的是：再过40天左右，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这就意味着，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须在40天内运完，而按照当时中国船舶的运力，这些物资转运入川至少需要一年！而敌人正在步步紧逼，眼看着就要打过来。

　　“三段运输法”将运力最大发挥

　　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笼罩在宜昌上空的恐慌气氛。

　　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另一作家叶圣陶也在人群中，他回忆说：“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他还以诗抒怀道：“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当时，能够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这情况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身形瘦弱的四川实业家卢作孚也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卢作孚召集人员通宵开会，他们参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了一个严密的运输计划：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将大吨位的船投放到最下游的第一段（宜昌到三斗坪），中吨位船队投放到中游第二段（三斗坪到万县），小吨位船队投放到上游第三段（万县到重庆）。大部分船只将货物运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宜昌，由三斗坪船只转运至万县或直通重庆；　只有十分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　回程船只运输出川士兵，顺江而下，奔赴前线作战。这样，往返宜昌和重庆所需的6天就缩短为了2天。

　　同时，他们也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根据他们起草的《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为躲避敌机轰炸，卢作孚又在中途设多个转运站，甚至临时增加了许多新码头。为了分担运输物资，民生公司又从民间临时征用了近千艘木船。

　　这样一来，川江中水位的时间就被充分地利用了，仅有的运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

　　一艘艘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

　　危亡时刻，这些船只成了一艘艘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

　　1938年10月24日早上7点半，装满人员和物资的“民权”号轮船从宜昌起航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半小时。这是抢运计划实施后，民生公司开出的第一艘船。登上“诺亚方舟”的第一批乘客是“保卫中国同盟”收留的数百名孤儿。经历现场的乘客记述说：“汽笛声中，这些孩子趴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从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近千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宜昌大撤退”就此拉开序幕。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航运人员尽量不空耗一天、一刻钟，甚至一分钟，搬运装卸工最多时有2000多人。日后卢作孚回忆当时景象：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

　　从宜昌溯江而上，第一险要处是三峡东口的南津关，此地雄峰突现、江面突然由宽变窄、河床急剧转折。县志描述，“船行江中、横来复去，乘风奋楫，舟莫能进”。再往上是灯影峡，20公里长的狭窄水面，江中的泡漩特别大。包括灯影峡在内的整个西陵峡，通航条件在三峡中最为复杂，整个峡区，峡中有峡，大峡套小峡；滩中有滩，大滩含小滩……

　　宜昌至重庆的航程中，光是险滩暗流就有数百处之多。除了暗流险滩，空中轰炸是另一个威胁。抢运开始后，民生公司船队每天都有船只被炸毁的消息传来，每天都有民生公司职员、码头工人、航道上的纤夫在日机轰炸中牺牲或受重伤致残。

　　日寇进入时，这里已是空城

　　那些日子里，卢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港口、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岗位，处理各种电文，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

　　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时运走多少吨物资和哪些船在运，知道每只轮船在什么位置，知道哪些物资在哪个港口卸载，知道哪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船……

　　40天过去了，拥塞在宜昌的待运人员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江水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宜昌南北岸各码头的器材都看不见了。1940年，宜昌沦陷。当日寇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这里已是一座空城。至此，加上来回运输的军队、伤兵等，民生公司船队前前后后一共运送了150多万人。

　　在民生公司的积极努力下，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器材和人员撤退到大后方，随即在重庆周围和四川各地重建起新的工业基地，成为持久抗战的坚强后盾；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央陆军学校等数十所学校，也在这次抢运中顺利迁移到重庆、成都。

　　在这场艰苦的大撤退中，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90%都来自民生公司，而收取的运费却只相当于当时外国轮船运费的十分之一。民生公司有16艘船舶被炸毁，116名员工牺牲，61名员工伤残，运力比战前减少一半。

　　这次撤退后来被我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与敦刻尔克大撤退相比，宜昌大撤退的持续时间更长，运输长度和难度更大——重庆至宜昌航道超过600公里，远大于英吉利海峡的航程，而三峡水道的自然条件也更为险恶；敦刻尔克大撤退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正因为此，这段历史更不应被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