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杨苡：西南联大里的爱情故事

翻译家杨苡

“脚上是被蚊子咬了吧？”《环球人物》记者刚落座，杨苡老人便关切地问道。

这位老人一点儿也不像96岁：眼神清亮，笑起来便弯成月牙；声音清脆，很有节奏，听着便能感受到说话人的直爽与豁达；更敏锐的是思想，茶几上散落着《百家湖》等各类报纸杂志，都是近期的。译诗、著文之外，杨苡每天依然大量阅读，客厅俨然是一个微型图书馆，大大小小的书柜满满当当，随口说两句，便是近期文化圈的热门话题。

墙上与书柜的玻璃上挂着各种照片，有她与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的，有她与丈夫赵瑞蕻的，还有小时候家族合影、中学毕业照等年头久远的。随便拿一张过来，便是一段故事。此时的南京，正是梅雨季节，采访的这个下午，雨时而淅淅沥沥，时而瓢泼倾盆，总也下不尽似的。风雨如晦，老人的声音却仿佛能穿透岁月，波澜不惊，将姹紫嫣红、雨雪风霜都赏遍。

从津门大小姐到流亡学生

从8岁到18岁，我一直在天津中西女校就读。它是个教会学校，有保送制度：高中三年要是所有功课的平均成绩超过90分，就可以保送清华大学；超过85分，可以保送燕京大学；超过80分，可以保送南开。我中文挺好、英文也还行，但对几何、代数、化学等实在不喜欢，能60分及格，就考60分，懒得做题，不够用功，于是最后平均成绩便只有80分。而我姐姐的成绩好，她去的就是燕京。

所谓保送，其实也就是少考几门而已，和现在的免试保送不一样。比如说考文科，就只考中文和英文，这都是我的长项，南开一下子就考取了。后来还去考过燕京大学，第二天的数学因为生病没参加，但听判卷子的人跟我姐姐说，前面几门的成绩都不错，就算数学零分也是能录取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局势动荡不稳，燕京根本没法上。那时候连天津租界都有点紧张。大家心里都明白，日本鬼子迟早是要进来的，谁也不想做亡国奴。政府、大学都南撤了。有个词说的就是我们，叫“平津流亡学生”。

说起来，我离开天津，和我哥哥有关系，否则母亲也不会让我走。那时，我常用笔名给一家杂志社投稿。主编叫邵冠祥，写了不少控诉侵略者、赞美抗日军民的诗歌，他办的杂志也是比较激进的。有一天，我上街去买东西，发现有个人追我家的黄包车，车夫很紧张，但看那人是书生模样，不像坏人，我就叫车夫停下了。那个人原来是杂志社的副主编，之前我们见过一面。他告诉我：“邵冠祥被日本人抓起来了，他们已经开始查作者了，还问到了你的笔名。”所以我就很害怕。

我害怕只能跟两个人说，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巴金。我17岁那年，哥哥早已去了英国留学，姐姐去了燕京，留我一个人在天津很苦闷，我于是给巴金写信。他很快回信，就这样我们有了书信往来。

巴金一直不赞成我走。因为我家和他家是同样的类型，算“大户人家”吧。他自己出来了，知道出走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况且我才18岁，他叫我好好读书。但我哥哥就叫我走，他写信给我母亲。我们家大小事情都听哥哥的，所以我就离开了天津。

母亲特意打了两个大木箱，专门存放我的旧物，是搁在家里锁起来的。后来日本鬼子进租界时，母亲怕出事，把我与巴金、巴金哥哥李尧林来往的信全烧了，还有我发表的稿子……

我是“七七事变”整整一年后－－1938年7月7日走的，从天津坐轮船，头等舱，中国银行给买的票。我们家和中国银行有些关系，我七叔是中国银行北平分行行长，而我父亲去世前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长。我和堂弟（七叔的孩子）同岁，我们一起走，后来也一起上了联大。

邮轮很大，上面有舞厅、餐厅，但大部分人都是去香港。我们则是在香港待10天，再坐船到安南（越南的旧称），这时就坐二等舱了。从安南再到云南，只能坐铁皮车，身边都是流亡学生，一进中国边境，大家又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唱《松花江上》，心情澎湃得不得了。

到了昆明，又是另一种生活。联大的学生都是国家供，吃的是所谓“贷金饭”，毕业以后要还的。就这样，我开始过以前从来没过过的艰苦生活，但那却是一片自由天地。

记了一辈子的“N2214”

去联大报名时，我挺担心数学考不过，有人提醒我：“你去问问，你去年不是考上过南开吗？”我就问报考老师。他查了，发现真有我的名字，很高兴地对我说“欢迎复校”，并给了我学号。所以我什么都没考，就进了联大。

我这人虽然数学很糟，可是我就记得我的学号，一直到现在。我的学号是“N2214”，我们同学总是开玩笑：“P字好”，因为北大的学生学号都以P打头，Peking嘛，大家都觉得不得了；“T字香”，就是清华嘛，我们都得仰视，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清华最好；到我们南开，就成了“N字没人要”。

南开其实经济特别好，我保送时考的是中文系，可后来上的却是外文系，这和沉从文有关。认识他，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最好的影响就是从学中文转而学外语。

平津同船来的流亡师生中，最年长的人是郑颖孙先生。他那时年过中年，一副学者模样，文质彬彬，言谈极有风度。有一天，他撩起我自制的土布门帘，做着叫我出来的手势，悄悄地说：“杨小姐，来！我带你去见个人。”

“谁？”

“你崇拜的沉从文呀！”

我的心跳得好像要蹦出来了！沉先生也穿着长袍，一口湖南话。不记得当时说什么了，只记得沉先生喜欢笑，他称赞我这个刚满19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的家，心甘情愿到昆明吃苦。

后来听说我要上联大中文系，沉先生劝我：“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10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他借给我好多译过来的书，有《冰岛渔夫》等，说将来你也能做翻译。我就这样学了外文。

那时联大藏龙卧虎，3个学校的老师轮流上课，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吴宓、冯至……大概一个老师上两个星期的样子。讲课之外，还有专门辅导你写作的老师，类似助教。

联大是非常自由的。你选了这门课，老师给签个字，就算收下你了。但是上课证交了以后，这一学期上不上课，没人管你；你考试考不好，也没人笑你。所以后来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借读时，就很不习惯。我在中央大学的老师，也是从联大过去的，他劝我：“你别去提意见啊，我们联大有我们的做法，他们有他们的。”

我与他“志同道不合”

最初到昆明，虽然生活苦，但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是自己心甘情愿来的，而且说实在的，那时大家都很乐观，觉得到了1939年，我们就能把日本鬼子打跑了。

1938年9月28日，灾祸自天而降。城楼上挂起了作为空袭警报的灯笼，我们觉得应该和以往一样，没什么实际轰炸。没想到头顶上真的响起震耳欲聋的隆隆声，几架涂着太阳旗的敌机像妖魔一样掠过，紧急警报催命似的鸣叫起来。天空有什么在闪烁，我们还来不及分辨，爆炸声便响起，我们宛如石柱被钉在地上，惊得动弹不得。窗子的玻璃碎裂了，一片片落下来，夹杂着尘土、瓦片、人们的哭喊……从此，整个昆明被迫进入“跑警报”的忙乱生活。

中国军队对付日本飞机的办法是用枪对着打，因为日本鬼子的飞机每次来都是低飞扫射。还真打下来一架，后来运回来，大家都去看。我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叫《破碎掉了的铁鸟》。

上联大之前，我浑浑噩噩，成天看小说、唱歌，用绒线在麻布上绣东西，甚至还买了一把明亮的乐锯，没事就吱吱地拉着，幻想着有一天能奏出托赛里的小夜曲。所以沉从文先生总说我不用功。我也确实不爱钻研艰深的学问，比如上陈梦家先生的课。他的那些现代诗，如“我爱秋天的雁子，终日不知疲倦……”我都是可以背下来的，可课堂上他不讲新诗，而是研究古文字，我于是只能远远地欣赏这位老师。

联大的学生里出了很多诗人，我那时参加高原文学社，社里有穆旦等。我参加时也没想到它是属于哪一派的，就是他们的壁报办得很好，我最喜欢。晚上开会时，我就敲门进去，那时才19岁，冒冒失失，直接说：我想加入高原。他们说：欢迎欢迎。于是开始写诗。

诗社里我当然比不过穆旦了，跟赵瑞蕻（杨苡的丈夫）还勉强能比。大家都在写东西，我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就给我改。他很用心，改完后对我说：看看我给你改的。我看完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那时候结婚的人，都有一张婚书，上面写着：“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后来我跟赵瑞蕻结婚，就没写“志同道合”，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还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想法在大方向上一致，但他不敢说，我敢说，所以倒霉是我倒霉。

以前有人问，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现在想想，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谈诗论道，但就是知道这个人是不同的。

我的舍友萧珊，是巴金的女友。我比她先到联大，巴金写信托我照顾她。她人特别好，爱看书。那时大家好像都简简单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到《收获》工作，一分钱工资也不要，就是想工作。

可惜，我们联大的朋友、同学们，现在都离开了人世。那些年那些事，默默地影响着我，成为我毕生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