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隐藏在宋词中的“家暴”事件

姜夔（1154~1221），号白石，南宋词大家。他的词作，可谓是宋词发展至极雅致境界的代表作品。宋人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评，“白石道人，中兴诗家名流，词极精妙。”

张仲远，生平不详，吴兴人，跟姜夔交情极好。淳熙十六年（1189）春，三十二岁的姜夔外出游历、访友，来到吴兴，宿于张仲远之家。恰好当时张仲远不在家，是其妻子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姜夔。 

张仲远的妻子是出了名的“醋坛子”，因丈夫时常外出，张妻担心他在外头拈花惹草，每有客人投刺拜访，必再三盘问丈夫：此人跟你是什么关系？你是不是经常和他们在外面花天酒地？张仲远则是出了名的“惧内”，被夫人盘查起来，只能唯唯喏喏，拼命解释。 

姜夔早听说了张仲远夫妇的故事，看到张仲远又不在家，突然就生出了“恶作剧”心理，想戏弄他一番。当天便写下这首《百宜娇》。“百宜娇”词牌又名“眉妩”，据传出自西汉京兆尹张敞常为妻子画眉的典故。总之，这一词牌透出一股暧昧的气息。而姜夔此词的内容，就更加暧昧了，全词以一名妙龄女子的口吻，讲述她与情郎如何“翠尊共款”、对酒当歌，又如何“携手”共度良夜，次日在码头依依惜别，少女对情郎十分思念，希望来日相见，从此不再分离。 

百宜娇

看垂杨连苑，杜若侵沙，

愁损未归眼。

信马青楼去，

重帘下，娉婷人妙飞燕。

翠尊共款。

听艳歌、郎意先感。

便携手、月地云阶里，

爱良夜微暖。 

无限，风流疏散。

有暗藏弓履，偷寄香翰。

明日闻津鼓，

湘江上，催人还解春缆。

乱红万点。

怅断魂、烟水遥远。

又争似相携，

乘一舸、镇长见。

姜夔将这首《百宜娇》抄在一封信笺，丢在张仲远家里，然后告辞而去，拜访另一位朋友俞商卿，共同到北山沈氏圃寻梅。 

再说张仲远妻子见了那封抄写了《百宜娇》的信笺，不知是姜夔故意留下的，以为是哪一个红颜知己写给她丈夫张仲远的情书，果然醋劲大发，怒不可遏。待到张仲远回家，妻子将一纸《百宜娇》掷到丈夫脸上，盘问：坦白交待，这到底是哪一个狐狸精写给你的艳词？ 

张仲远一脸蒙然，哪里解释得清楚？张妻这下更是认定丈夫必是心里有鬼，所以才百口莫辩。立即大展雌威，出手就撕老公的脸皮。张仲远不敢反抗，“受其指爪损面”，结果脸被抓花了，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外出见人。 

姜夔这个玩笑可是开大了。 

其实，说起来，在宋代，像张仲远这样的“妻管严”，还真大有人在。在波澜壮阔的中国“惧内史”上，宋人至少贡献了三个著名的典故：“河东狮”、“胭脂虎”与“补阙灯檠”。姜夔要是都写词相戏弄，恐怕会忙不过来。 

“河东狮”是指北宋名士陈季常的妻子柳氏。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述，陈季常“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好宾客，喜畜声妓”，家里来了客人，陈季常以美酒相待，叫声妓歌舞助兴，但陈季常的妻子柳氏非常凶妒，时常因此醋意大发，当着众宾客的面，对丈夫大吼大叫。因此陈季常对妻子很是惧怕。朋友苏轼为此写了一首诗送给他：“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因柳氏为河东人，苏轼便将她比喻为“河东狮子”。也有人说，苏轼是以“河东先生柳宗元”借指陈妻柳氏。 

“胭脂虎”的故事出自北宋陶谷《清异录》：“朱氏女沉惨狡妒，嫁陆慎言为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己，吏民语曰‘胭脂虎’。”尉氏县知县陆慎言的妻子朱氏很是“狡妒”，陆慎言对她言听计从，连县里的政事都要听老婆定夺，当地吏民都称朱氏为“胭脂虎”。后来，人们便常用“胭脂虎”来形容悍妇。 

“补阙灯檠”的故事也出自《清异传》，说的是，冀州有一名儒生，叫做“李大壮”，别看他名字中有“大”又有“壮”，好像很威风，其实非常怕老婆，“畏服小君（妻子），万一不遵号令，则叱令正坐”，然后老婆在他头顶放上一只灯碗，点燃灯火，大壮只能乖乖接受老婆大人的体罚，“屏气定体，如枯木土偶”。时人乃戏谑地称他为“补阙灯檠”。 

宋人惧内，恐怕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要不然，北宋文人曾巩也不会大发感慨：古者女子都安分守己，“近世（指宋代）不然，妇人自居室家”，“使男事女，夫屈于妇”，一言不合就“犯而相直”；而当丈夫的，却“未尝能以责妇”。曾巩显然对“怕老婆”现象很是看不惯。 

不过，按胡适的说法，“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惧内似乎是社会文明的体现。胡适的戏言不可当真，但宋人惧内成为一种现象，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女性并不像今日文艺作品所描述的那样低三下四。事实恰恰相反，宋代女子拥有独立的财产权，法律也未禁止妇人改嫁，妻子甚至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可见宋朝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