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茶师有多强大？日本茶道尽数照抄而未成

茶叶源于中国，品茶文化的集大成者茶道自然也发韧于中国，早在唐朝笔记小说集《封氏闻见记》中，便已经有了“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记载。唐朝贞元年间进士吕温曾有一篇《三月三茶宴序》，将唐朝上巳节时的茶道盛况描绘得绘声绘色：

“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唐宋两朝，中国茶道极为兴旺。之后宋元易代，蒙古人成为了中原的主人。作为游牧民族，粗犷豪放的蒙古人显然茶道的繁复精致兴趣不大；至明初朱元璋大觉茶道之事奢侈，因而废饼茶为散茶，茶道一事在中国也便渐渐衰落。

未曾想到的是，茶道在一海之隔的日本，却焕发出了盎然的生机。两宋时期，茶道随着来往于禅门的日本僧人东传，迅速在日本生根发芽，成为日本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明朝对茶道的打压，日本茶道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更几乎成了硕果仅存的一脉，浸染着日本之后千年的人事代谢。在日本，茶道已经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或一种精神，它更是日本岁月的缩影，冲泡品茗间自有无数铁马金戈寻常巷陌，枕着或清或浓的茶汤走入后人的唇齿之中。

茶道即是“茶汤之道”。早在唐朝时，众遣唐使便将唐代茶道传入了日本。不过当时日本未来得及引起茶树，中原地区就步入了大规模的战乱，于是日本茶道也就随着存茶的饮尽而断裂了。日本茶道真正的引入，是镰仓时代，其时的中国正处于南宋。宋朝茶道极为烦琐复杂，从碾茶候汤至熁盏点茶，每一步都需要极深的火候，当时甚至有能人异士发展出了“茶百戏”，在水与茶末融合时将其顺势拨弄成文字或是花鸟鱼虫等图案，其效果近似于沙画。

日本人基本全盘接受了宋朝茶道，从斗茶、点茶到茶室均为中国式样。日本效仿中国建造了饮茶亭，楼下供茶客等待，楼上的台阁用于斗茶，茶客在此鉴别茶叶与茶汤，猜对次数多者为胜——陆游诗中的“晴窗细乳戏分茶”之景，同样也风靡于日本贵族阶层。等到书院建筑传入日本之后，将军、大名及上层武士等贵族阶层的宅邸客厅又开始“书院化”，于是便出现了在书院建筑中举办茶会的“刚需”。在此举办茶会自然不能完全套用饮茶亭的流程，于是茶道开始了日本化的进程，日本茶道的肇始人能阿弥也便走上了历史舞台。

能阿弥最初也是武士，后为追求艺技而成为同朋。同朋是室町时代侍奉将军、大名的艺人、茶匠和杂役的统称，可见在当时能阿弥选择的这条路有些“自贬身价”。能阿弥通晓书画茶及唐物鉴别，成为同朋后主要负责为将军制定“东山御物”——作为这样一个“全能型”的文人，制定、改革茶会规则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在这里先说说唐物与“东山御物”。日本古代极为推崇中国，故从皇族到平民均对唐朝风物心怀憧憬，而唐物特指从中国流传至日本的艺术品。“东山御物”是足利将军家收藏的宝物，因其收藏地点在京都东山，故称为“东山御物”。从这里看来能阿弥似乎是一位古董鉴定师，然而在唐物几乎成为日本人品味与审美代表的时代里，唐物鉴定可远远不仅仅是古董鉴定这么简单——它还代表着地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众多唐物中修炼出自己的鉴别技巧的。

之所以要着重强调唐物，是因为唐物在日本茶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想成为一位茶汤名人，除了精通茶道外还必须拥有唐物，缺了这个小小的舶来品，纵然有着深厚的茶道积淀与艺术构思，也不能称为茶汤名人。

回到能阿弥身上：在将军的要求下，能阿弥编写了书院茶室装饰的规则，并将中国式的点茶法改革成了日式的台子点茶。此后，能阿弥将大量时间花在了专研茶艺上，并努力扫除了之前斗茶会的奢靡嘈杂，使茶会渐渐向清净幽雅的方向转型——日本茶道在他手中已经初具雏形。

不过日本茶道的开山始祖并不是能阿弥，而是他的徒弟村田珠光。珠光本是僧人，而且还是一休和尚的弟子。他在修禅的过程中学习茶艺，渐渐悟出了“佛法亦在茶汤中”的禅意。能阿弥极为钟爱这一弟子，将其“书院茶”倾囊相授的同时更让其接触“东山御物”，最终让珠光能够将茶汤与禅相结合，上升为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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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的茶道，是佛教的茶道，主张众生平等。在珠光之前，茶室有着极强的等级色彩，贵族与下人所走的通道、所用的器物都是不同的，而珠光则抛弃了贵族所用之物，以让大家都成为“下等人”的方式实现了众生平等，这便是茶道中的“侘”。珠光一方面接触着日本最为华贵的唐物，一方面又在茶汤中追求众生平等，由此孕育出了日本人“草屋拴名驹，陋室配名器”的独特美学。

如果说能阿弥给了日本茶道以形体，那珠光则将灵魂注入其中。在师徒二人的努力下，带有浓浓佛学意味的日本茶道终于成型。（文 | 獬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