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开除老药方：斯大林是怎样改造大自然的？

吃饭问题在俄国始终是个大问题。

这个北方大帝国的北境朔风怒号，冰天雪地，一年里有大半年不宜耕作；中南部虽有广袤无垠的草原，但捉摸不定的气候和从中亚吹来的干热风，会招致农业的死敌——干旱。帝国虽大，但有近50%的农田位于年平均降水不足400毫米的地区，近80%的农田经常受干旱气候的不利影响。

这个严峻的自然难题困扰着帝俄的沙皇们，也同样困扰着红色苏联的导师们。时光轮转，当斯大林当上这个庞大帝国的舵手时，他会想出什么好主意呢？ 

灾荒开出老药方

忍受饥饿是俄国老百姓的必修课。从776年到1913年，沙皇俄国共发生过96次饥荒，平均每11年就发生一次较大的饥荒。后来虽有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斯托雷平改革土地，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但农民还是吃不饱。

如果没有宝贵的南方土地

俄国这个北方庞然大物其实也未必能喂饱自己

（图片来自NASA）▼

十月革命胜利了，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接踵而至的内战继续摧残着国民经济，战时共产主义榨干了人们的面缸。《列宁在1918》中，瓦西里就对妻子说出了那句著名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1921年，恐怖的饥荒再次降临，夺走了500多万人的生命。

而沙皇俄国之所以会在战争中首先崩溃

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缺粮

而工人和逃回来的士兵成为可以被动员的群众

（图片来自wikipedia）▼

长期的战争、错误的政策加上粮食歉收

导致1921-1922年大饥荒

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区域的农村尤其凄惨

（图片来自wikipedia@Library of Norway ）▼

频繁光顾的饥荒主要成因很简单，那就是干旱。而关于干旱的成因，也有俄国专家考察过。1892年，道库恰耶夫奉亚历山大三世之命调查旱灾成因，他认为是农业生产打破了脆弱的生态平衡，建议广栽树木以御风沙，兴建水利以浇农田，从而恢复生态，提高粮食生产力。

虽然俄罗斯有广阔的土地

但由于纬度过高，粮食生产依赖于低纬度地区

而南方的低纬度产粮区主要是乌克兰和南俄-中亚

而后者相比前者，要干燥得多▼

可惜沙皇没能听进去，后来的导师们也忙于革命，没精力恢复田力。而到了1931年，前人的智慧终于在斯大林时代得到了重视。为了恢复水土保持能力，保卫小麦和棉花，领袖指示农业委员会营造防护林，建立森林培育区。

俄罗斯的母亲河伏尔加河

其实下游流过大片相对干燥得地区

（中间明显的绿色那条）

（图片来自chelys.eu/）▼

到了1935年，农业专家对这些试验区进行评估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当地的小麦产量翻了一倍，豆类产量提高40%。打铁需趁热，护林与造林总局由此建立起来。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专门负责大草原防护林带建设事宜。

也许是树种得还不够快，抑或是农业集体化运动副作用实在太大了，1932年-1933年，苏联的广大地区还是遭受了严重的饥荒。乌克兰饿殍遍地，哈萨克民不聊生，静静的顿河只闻呻吟之声。饥馑的两年里，估计有700万人饿死。

何况粮食还要优先供给莫斯科，而不是给乌克兰人

这种脆弱的结构，遇到干旱就是可怕的灾难

（图片来自wikipedia ）▼

二战结束后，国民经济严重破坏，劳动力锐减，雪上加霜的是1946年酷旱又至，谷物大幅减产。这场灾难中又有上百万人死亡，赫鲁晓夫曾接获一份报告，里面记载了基辅郊外人食人的惨剧。

短短二十几年，苏联就遭遇了三次大饥荒，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迫在眉睫了。

跑偏的斯大林大森林

1948年11月20日，在斯大林的倡议下，苏联部长会议和苏维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向旱灾宣战”的《关于为保障苏联欧洲部分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区高产及稳产，营造防护林、实行草田轮作、修建水库和池塘的计划》。名字很长，没人记得住，所以这个名字后来逐渐变成了“伟大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工程”（简称“斯大林工程”），和领袖的个人意志牢牢绑定。

还真有这么个东西▼

领袖工程当然没人敢怠慢，之前提出的150万公顷的建设规划都显得过于谨慎，更没法盖过罗斯福领导的北美大平原防护林计划。因此，规划扩大到570万公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环境工程计划。

这项前无古人的绿色工程将在1949年至1965年间，营造8条防护林带，横贯整片俄罗斯干草原，形成一道巨大的屏障，将风沙和旱魃拒之门外。

这张图是上南下北的

多条防护林带纵贯其间，保护重点就是南俄草原

（图片来自https://burckina-new.livejournal.com/158259.html）▼

这些防护林带将保护8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近1.2亿公顷耕地，相当于南非的面积。如果将其拉成一条30米宽的长带，可绕地球51圈。此外还要建设大量的池塘、水库以及运河，解决灌溉和运输问题，同时改造基础设施和道路交通。

一定要把这几条大河都管得明明白白

（图片来自http://www.domarchive.ru/chronica/8787）▼

在这伟大设想中，大草原将脱胎换骨，干热风将销声匿迹。这里的粮食高产稳产，这里的饲料牛羊都爱，这里的气候会如莫斯科一样湿润宜人，从此成为塞北的好江南。

目的就是把这个区域（圈中）变为苏联的大粮仓

（图中浅蓝色条带为欧亚草原带）

（图片来自wikipedia ）▼

想法很美好，斯大林也诚意满满，可惜他实在太忙了，难以躬亲于具体细节，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林学理论的要点。加之恰逢苏联党政粗暴干预学术时期，这就导致了该计划从会议室走向大草原之后，很快就跑偏了。

不可以怀疑领袖热爱种树的初心

但最后种得怎么样就难说了

（图片来自wikipedia@Wojsyl ）▼

为了更科学地种树，苏联成立了防护林现场保护造林管理局作为技术支持。但不科学的是，这个机构选择了李森科作为技术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位在生物学界臭名昭著的科学家此时身兼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三科院士”，担任乌克兰农业科学院院长，是苏联最有影响的农业和遗传学权威。

仿佛也像解决俄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但实际上做的确实给苏联科学事业拖后腿

（图片来自wikipedia@Wojsyl ）▼

在他的口中，孟德尔遗传学是“不进步”的遗传学，动植物后天培养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人类可以通过快速改进的手法改变生物的属性，这才是“进步的”遗传学。这种政治挂帅的科研理念，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帮助李森科登上了苏联学术之巅。

之后他对苏联生物学界进行了疯狂的清洗，很多质疑者被撤职，甚至处死。就连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于1943年病死狱中。

李森科讲话，听者心态各异

（图片来自wikipedia ）▼

祸害完学界，李森科又跑来祸害树苗。他虽然从未研究过林业问题，但还是琢磨出了营造橡树防护林的“簇状法”——将5-6棵树苗栽到同一个树坑里，让它们相互竞争，优胜劣汰，保留最强壮的树苗，成长为苏联的绿色长城。

这种类似于养蛊的方法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但无奈政府迷信李森科的权威，觉得他肯定靠谱。1949年苏联部长会议宣布：不论地形气候，不论湿润干燥，各地都必须按相应规范、一律以簇状法栽种橡树林带。

南俄草原日常的样子，高密度种树不知能活多少

（图片来自wikipedia@Серёгин Дмитрий ）▼

奉伪科学为圭臬，造林事业遭遇了巨大挫折。1952年，森林管理局的统计显示，利用簇状法的造林成活率很低，两条林带全部死亡。苏联科学院指出：在低洼处种橡树或者种树后浇水都能成活生长，但簇状法不仅没能证明其优越性，还导致大面积树苗死亡。

而在半荒漠地区，缺水已经让树苗难以成活，再用簇状法更是添乱。终于1954 年初，森林管理部宣布用1949年以前的造林技术替代李森科的方法，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的全面颠倒清算。

伟大设想终成空

然而赫鲁晓夫的清算并没能让这个伟大的项目持续下去。在他看来，这个每年白花几千万卢布，还冠着前任名号的造林计划着实不划算，远远不如动员热血青年开垦处女地，在西伯利亚南北都种上玉米来得实在。

更多的玉米、更多的牛、更多的牛奶和牛排

还有比这更实在的领导人么？

（图片来自wikipedia ）▼

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大片防护林伐作木材，数千个池塘和水库废弃，570个森林保护站被裁撤。苏联部长会议则悄悄停止了斯大林工程的后续拨款，查封了森林管理部，相关人员大多调离岗位。“伟大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实际上成为了令人遗憾的烂尾工程。

赵宗哲在《农业防护林学》中写道：1949-1953年苏联共营造防护林289万公顷……到1960年草原防护林面积仅为6万公顷。

似乎是当年巨大工程的残存遗迹

（图片@图虫·创意）▼

斯大林工程虽然中道崩殂，但它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

在热火朝天建设新森林的同时，人们也特别注意保护天然森林和草皮，修复二战时毁坏的植物园和人工林。为了保持生态平衡，特地栽种果树以吸引动物入驻，还能创收，其先进的理念神似我国后来推出的退耕还林政策。

该计划还引入道库恰耶夫提出的草榖轮作制，农田轮作休耕，休耕地播种多年生豆科和禾本科牧草，不仅可以恢复肥力，还能用作饲料。

为了彻底摆脱旱灾的阴影，苏联成立了农林水利工程项目专门委员会。又调集大批德国战俘，开凿了列宁运河（伏尔加河-顿河运河）。还在顿河上修建齐姆良水库，在上第聂伯河营建卡霍夫水电站，在伏尔加河建成了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古比雪夫水电站。这些水利设施不仅便利了航运，提供了无尽的电力，还浇灌上百万公顷的土地，供给农牧业需要，旱涝保收。

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水电站周边

（图片来自wikipedia@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新建的森林带和水库改善了生态环境，动植物显著多样化，当地人常患的呼吸道疾病大为减少。由于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1951年获得了大丰收，相比于1948年，粮食产量增加了25-30%，蔬菜产量增加了50-75%，肉类和脂肪增加了80%。

相比之下，赫鲁晓夫热爱的玉米改革反而没有那么成功。

60年代初，开垦的荒地水土严重流失，黑色风暴肆虐，玉米产量在短暂的辉煌之后也归于平淡。1963年，肉类价格大涨，面包无处可寻，人们仿佛又想起了被饥饿支配的恐惧，新切尔卡斯克爆发了持续数日、震惊庙堂的罢工流血事件。

而按原有规划，这时正应是斯大林工程大功告成，干草原成为肥美地的时候。

这不禁令人叹息，如果没有李森科和赫鲁晓夫，这个破天荒的设想会不会成为现实？遗憾的是，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再没有一个愿意重启这项伟大工程。

“我们将步入火堆，我们将燃烧……我仍相信并且坚持我认为正确的事情！瓦维洛夫的诤言仍在耳畔回响，而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森林之歌》飘荡在依旧干旱的辽阔草原上，却不知再为谁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