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南方孤儿入内蒙：终获新生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有不少当时震撼人心，然而只是小范围知道的社会事件，而后被时代淡忘。

“三千孤儿入内蒙”便是其一。

江南孤儿们面临饥饿威胁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当时全国六亿多张口需要吃饭。于是，粮食生产缺乏，粮食及食品供应严重匮乏。

即使在自古富足天下的鱼米之乡，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也是如此。

成年人忍饥挨饿，更惨的是婴童们。

建于解放前的上海育儿院仍旧保留，继续收养着来自上海和江浙一带的众多孤儿。

几乎每天早晨，育儿院门口的收容室里就会出现几个弃儿。

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没有姓名、家庭地址，只简单地写着出生日期留在身上。

也许是因为无法解决饥饿，也许是子女过多无法养育，父母们无可奈何地遗弃了自己的亲骨肉。

送到育儿院，婴儿会被政府收养，就会有口粮，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但当时，按计划供应的牛奶、奶粉、饼干、糖果量等难以及时供给，而被遗弃的孩子们却在逐日剧增。

于是，在婴童集中的这些地方，充满着因饥饿而发出的成片啼哭声，此起彼伏。

饥饿在时刻威胁着婴童们的生命，也揪扯着育儿院护人员的心肠。

上海妇联、儿童福利会的领导获知此事后，到育儿院做了调研，随后把情况如实地向上海市委、市政府作了汇报。

一个偶然机会，曾在全国妇联任职的康克清大姐得知了这个消息，便告知了丈夫朱德元帅和周总理。

周总理听了后很揪心，就给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乌兰夫同志说了此事，要求从盛产奶制品的内蒙古，给上海紧急调拨一批食品，缓解燃眉之急。

这批食品如同雪中送炭。

然而，当时内蒙古也遭受到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样处于食品供应困难中。

面对庞大的需求，支援的奶制品也如同杯水车薪，而且这样供应也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不如把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们，送到内蒙，分散到牧民家里收养。

这样既能分散政府集中收养的压力，还利于孩子们的生存和发育成长，并且增加内蒙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强民族感情和民族团结。

这个提议很快便通过了。

内蒙古自治区方面则派专门的工作组，奔赴上海，研讨这批孩子移送内蒙收养的方案及事项。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要考虑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及办事环节很多。

例如孩子们的身体状况、能否适应内蒙的气候、饮食，内蒙方面如何分配收养这批孩子等等。

再如要联络公安局、粮食局，为孩子们开具“户口”、“粮油供应”等身份证明，否则这些孩子们就是“黑户口”，不会有口粮供应、居住权，还会影响以后的人生。

三千名孤儿从上海大迁徙至内蒙古

上海到内蒙之间相隔几千公里，路途遥远。

当时交通网络不发达，内蒙和上海之间没有直通列车。得在上海乘轮渡过江、乘坐火车，再在北京换乘火车赴内蒙。

整个旅途得耗费三四个昼夜。即使现在上海到呼和浩特，坐火车也得忍受二十多个小时。

而且途中气候多变，温差较大，对幼弱的生命也是一种考验。

最理想的交通工具是由飞机护送。

然而由于条件限制，当时这个计划难以实现。最后采用火车作为交通工具，设立“专用车厢”。

并且，安排了一批医护人员随行，时刻关注孩子们途中的身体状况。

于是，京沪、京包铁路线上，开出了一趟趟特殊列车，一批批的江南儿童北上入塞，进入内蒙。

车轮飞驰，上海与内蒙古之间出现了—场震撼人心的孤儿大迁徙。

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统筹之下，这批孩子们被护送到呼和浩特、包头、集宁、锡林郭勒盟等地区。

他们先进入医护中心，接受观察、养护。之后再进入当地的育儿院养育。

再之后，分散到各旗（县）的牧民家中抚养。

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生活简朴的内蒙古牧民们，以纯朴的情怀、博大的胸怀，先后共接纳了3000多名嗷嗷待哺的江南孤儿。

这些孩子，几乎都是六岁以下。他们出生下来便面临着共同的不幸：被父母遗弃，食品匮乏，挣扎在死亡线上。

但幸运的是，他们出生在新中国，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有育儿院、内蒙古人民的收养，得以获得新生，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变化！

他们生于南方，扎根塞北，由内蒙古的父母亲们养育，喝着牛羊奶长大，自小讲着内蒙古当地的方言。

他们有了新的名字：巴特尔（英雄）、阿庆呼（狩猎者）、阿都庆呼（牧马人）……

岁月记录着他们的成长，广袤的草原上留刻着他们茁壮成长的身影和脚印。

这些孩子也接受了各种教育，长大之后，继续组建家庭。

有的成为社会精英，有的活跃在内蒙古当地，反哺第二故乡。

那是一个令人心酸、不堪回首的困难时期、饥饿年代。

但那却是一场爱心传递的感人故事，更是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不应该被历史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