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党蹂躏一生的女作家：中共党员关露的生与死

关露生于一九○七年，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 。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幼喜爱文学，三十年代在文坛已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尤擅长于 写新诗，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她的手笔，是 中共左翼文联的活跃女性。

奉党之命做汉奸文人收集情报，胜利后仍背黑锅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党组织之命留守上海孤岛。一九三九年中共南方局负责 人叶剑英密电她到香港见廖承志。到香港后，通过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见到了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接受了一个机密任务──打入上海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 ，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 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在大后 方另有任务，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 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 光，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

一九四二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接令如释重负，向组织提出到 延安或去新四军。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她的新任务更叫她难堪：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 人的角色，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在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 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并经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参加 了“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消息并见了报。

在当“汉奸”的这段时间，面对朋友的鄙视和世人的责骂，作为理想主义者新女性的关 露内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脱离此羞辱环境，调往他处去抬头做人，但多次向组织要求调 离上海，均被拒绝。关露只好忍辱负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战胜利后还她清白。

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关露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 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 ，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 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 症。

随即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 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 。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甚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 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而且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邓颖超干涉关露与王炳南恋爱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 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 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 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 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 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 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 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 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 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 度下半生。

而且从她抵达解放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 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 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对党绝望而自杀告别苦难人生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二年三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 发出了一份题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 存在汉奸问题”。

但此时这一迟来的恢复名誉对关露己毫无意义，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 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陋室中，孤苦无依。对人生她己毫无留恋。

10个月后，关露完成了回忆录，并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内，服下了大量安眠药，静静地离世了。她平 静地躺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告别了苦难的一生，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是年关露七十五岁。死后，她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悲愤地说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 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另一位女作家杨沫说关露“把一生贡献给了党”。但党给了她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