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草包” 勃列日涅夫恢复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去年十月笔者曾发文介绍过《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二号人物，作为体制内最高统治者的代表，竟然不吝飞黄腾达的既得利益，通过对苏联和前南体制的观察及其运行规律的反思，开始了对这个制度的深刻剖析和批判。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率先撩开了欺世盗名的意识形态的面纱，揭示了这个乌托邦世界的真相，并不惜让自己身陷囹圄。

吉拉斯所深入剖析的那个专制DC，垄断经济，享受特权，寄生在社会之上的“新阶级”所赖以生存的史无前例的统治制度，我们通常称之为“斯大林体制”，那是因为这一体制是由列宁所创造，而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秘密报告》，石破天惊地揭开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面纱，让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审视伟大人物背后的残暴和丑陋。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谴责了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了他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以及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称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让与会代表们大为震惊。

斯大林体制发展到后期，其经济上僵化、低效，致使苏俄全境饥馑遍地，民不聊生，政治上血腥内斗，杀戮不断，官僚们旦夕不能自保。作为“新阶级”的统治代表的赫鲁晓夫们，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极端的国家恐怖主义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不仅这个国家随时都会陷于崩溃，就连他们自己也会在无法预知的时间里成为这部“绞肉机”上的牺牲品。

然而，“新阶级”杰出代表的自觉性还告诉他们，“去斯大林化”决不等于抛弃掉列宁-斯大林的体制，而是在继续维护这个体制的前提下，“去极端化”而已。因为恰恰是这个体制在维系着不可一世的“党官”及其所在的新阶级的全部权力和即得利益，倘若这个体制不复存在，这个暴虐的“代表劳动人民”的党就会土崩瓦解，而这个党的“第一熟记”也就没有了执政合法性，残暴、贪婪、腐朽、短命的“新阶级”就会象吉拉斯预料的那样成为历史。所以即便是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也只是在党的上层关起门来纠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表示要拨乱反正，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

尽管如此，报告还是被西方媒体泄露了出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好大一波震荡。一方面，国内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沉渣泛起，纷纷走上街头为斯大林主义招魂，另一方面，东欧那边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让整个华沙组织内部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对于左的和右的“反GM暴乱”，新阶级的利益维护者们自是不会手软，镇压历来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苏联红军的刺刀之下，格鲁吉亚人选择了闭嘴，东欧卫星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惩罚，匈牙利的纳吉被处决。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统治阶级的高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以及赫鲁晓夫的门徒季米特里·谢皮洛夫等“反党集团”，也借东欧骚乱之际向赫鲁晓夫发难，后者反戈一击，再一次对斯大林留下的中央委员会进行了清洗，为其后的“去斯大林化”扫清了道路。

抛开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极权国家领导人不可避免的冷血与蛮横而外，他在后斯大林时代，基本可以算得上一个改革派人物，称得上苏联早期改革的“领路人”。

相对于他的前任，他是一个相对宽容的统治者，他在任期内积极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对于政敌，他的处置多数情况下仅仅是贬黜而不是肉体消灭。在文艺方面，赫鲁晓夫开启了“文化解冻”，营造了一段“苏俄文学的繁荣时期”，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诺奖作家的早期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面世的。

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针对农业、工业领域的改革，可以说贯穿其整个任期，他执政了11年，也改革了11年。这些改革由于是在其固执的计划经济理论桎梏下适当放权和修修补补，因而谈不上影响深远，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阻滞经济发展的产权问题，以及苏联的经济体制问题，甚至不少措施还带有盲目蛮干、瞎指挥、胡折腾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一些特点，但不管怎么说，这在当时一定程度上给苏联带来了新鲜空气，它冲击了传统体制，也使得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给苏联人民带来了不少实惠。

然而在笔者看来，赫鲁晓夫改革的真正亮点是在政治领域，他的“去斯大林化”，反对个人崇拜，在整个s主义阵营所引起的思想解放意义无比重大。在政治体制方面，他改组政府机构，扩大地方权力，尤其在改革干部队伍结构方面，规定干部任期，限制干部特权，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

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规定， "在选举党的机关的时候，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根据该条文，上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下至区委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的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并在每次例行选举时，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更换。据统计，1963年在改选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委会的成员更新了一半以上，市委会、市属区委会选出了75%以上的新成员。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赫鲁晓夫明确提出，必须淘汰那些只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解决经济问题的干部。他说:"我们需要熟悉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干练的、内行的干部，不是没有学识的草包。"

然而，他不明白的是，他所极力维护的列宁-斯大林体制恰恰就是一种逆向精英淘汰机制，在这个体制内有思想、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很难能够出人头地，而只有那些平庸的、顺从的，甚至是钻营的和无耻的人才更容易得到提拔。赫鲁晓夫一再希望打造一个“干练的、内行的”干部队伍，但他想不到的是，不久后通过政变赶他下台，接替他执政的正是这样一位“没有学识的草包”。

这个草包就是勃列日涅夫。

或许是赫鲁晓夫的干部体制改革触动了官僚集团和新阶级的利益，他们最终联起手来，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剥夺了“出轨”的赫鲁晓夫的权力。

那么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还会延续“去斯大林化”的改革吗？显然不会，否则他们何必还要冒着风险去“逼迫”那个并不软弱的赫鲁晓夫下台呢。

正如吉拉斯所说，“凡是党所倡导的改变，皆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或退或进，都带有增强或挽救其权力的目的。”

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和共同利益，该是复辟斯大林模式的时候了。

应该承认，斯大林的体制有着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个体制下庞大的官僚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习惯于也只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唯有体制不变才能寻到安全感，也才能确保江山永固，利益永享。既得利益集团维护体制安全的自觉性高度一致，积极性空前绝后，甚至不惜让这个体制与“新阶级”一起被埋葬，也不愿意主动地让自己的利益受损。

从苏联的历史和某些国家的现状可以看出，斯大林体制的韧性就象弹璜一样，只有在某一个需要纠偏的时期某位开明的领袖强力拉伸时，才会松动，而这种拉力一但放松，就立马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统治苏联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是如何让这体制的弹璜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样子的。

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徒，他上台伊始，就在着力放弃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恢复传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工作方法。如果说前期受益于赫氏改革的余温，或者说享受了赫氏改革的成果，国民经济表现尚好的话，那么后期则因其愈来愈僵化而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主要的消费品日益短缺;粮食连年欠收，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还恢复了苏共十九大之前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并进一步扩大官僚特权，致使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而终身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1981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反过来，这些老龄化的官僚和已经固化了的特权阶级，他们的唯一作用就是巩固勃氏的统治，抵制各种形式的改革，维持现状。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贪污腐败之风到处盛行，被揭发出来的人也很少丢官，因为最高领袖本人就是一个腐败分子。勃列日涅夫无原则地宽容属于自己小集团的人，排斥集团之外的人。苏共的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勃列日涅夫开始加强个人权力，逐步废除集体领导原则，大量提拔自己的亲信，开始大搞个人崇拜，重现斯大林的个人集权。他自上任以来不断扩大军警和克格勃的权力，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监督，剥夺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并让大量的克格勃干部充斥到各级部门和领域。

随着苏联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集聚，新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也在日益加深，这个制度的崩溃已经是在预料之中了。勃列日涅夫的逆潮流而动，无疑是在为这一进程不断积累势能。如果说赫鲁晓夫算得上是苏联体制改革的“首倡者”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被称作是埋葬这一制度的“总加速师”，并不为过。

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上空印有镰刀和铁锤图案的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升上了旗杆，自此存在了70余年的前苏联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挽救苏联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或许这并非是他的责任，他的改革启动为时已晚。墓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经被挖好，覆亡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倘若当年勃氏能够预知今日，当他被《真理报》们每日宣扬的“伟大建设成就”，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所忽悠时，他是否还会继续做着那个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厉害苏联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