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被沙尘暴困扰已经八百多年

　　金朝海陵王贞元三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155年5月前后，北京城进入了一种“昏雾四塞，日无光”的状态，一共持续了十七天之久。这或许是北京地区遭遇严重沙尘天气侵害的最早记载。

　　迁都之后，北京城的气候并未得到改变，反似有恶化。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三月，史书中出现了“雨土”的记载，尘土犹如下雨般从天而降。这种事情，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现了两次。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史书之所以会特别记载“雨土”之事，并不是基于对气候变迁的关注，而是“雨土”在天人感应的迷信框架内，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涵义，即京房《易传》里所谓的“百姓劳苦，则天雨土”。

　　这也意味着，那些够不上“雨土”级别、却更常见的风沙气候，是很难被史书记录的。

　　进入元朝后，北京城继续被沙尘暴困扰。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遭遇的是“雨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遭遇的是“雨霾”，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和至顺二年（1331）三月遭遇的是“雨土霾”。

　　无论是“雨土”“雨霾”还是“雨土霾”，所指都是尘土如雨水般降落的剧烈沙尘暴。

　　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的情况最为特殊，史书记载称“京师天雨红沙，昼晦”，显然这是一次烈度更高的沙尘暴，铺天盖地落下来的既不是土也不是霾，而是沙子，而且是红色的沙子（这或许是因为沙尘的源头存在红壤）。

　　元代北京城的沙尘暴，与建设元大都时对周边地区森林的疯狂消耗有直接关系。

　　虽然楠木、檀香木等珍贵稀有木料主要来自外地，但常规木料则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取自京城周边。为了方便砍伐西山的木料，郭守敬还主持疏通了永定河中游的河道。

　　除了修筑皇城，城内的寺院、衙门等建筑，也要耗费大量木料。如1280年修建圣寿万安寺，便派出军队四千人自北京周边砍伐了58600根木料。

　　此外，京城日常的燃料消耗多取自周边，同样不是小数目。

　　这些消耗综合到一起，结果便是元代成了“促使北京周边地区森林植被发生明显转折的时代”。

　　明代北京城的沙尘暴，较之金、元两代更加严重。这与朱棣为迁都北京城而进行的大规模建设有直接关系。

　　据翰林院侍读邹缉当年的奏折，朱棣的北京城修筑工程搞了近二十年，“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多达百万的青壮年，常年在工地服劳役。

　　吏部主事萧仪则说，他的家乡江西乐安，自永乐四年开始，无论贫富、无论家中壮丁多少，已全被抓去武夷山里，为修筑紫禁城伐木。壮丁们死在山里之后，接下来被抓的便是女人与孩子。

　　遥远的武夷山地区尚且如此，北京周边森林植被遭受破坏的情况，自不难想象。朱棣重修三大殿时，便“有巨木出于卢沟”，即是自北京周边大规模砍伐树木。

　　朱棣之后，明朝的皇帝们继续大兴土木。仅万历皇帝一人，自万历十一年修筑天寿山皇陵开始，至万历四十六年修乾光殿止，北京城内便可谓年年皆有大型土木工程。

　　其中万历三十一年筹修三大殿，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楠杉大木”12298根，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楠杉任务，合银约420万两。

　　湖广、贵州、四川被摊派的楠木任务，合计约930余万两白银。大楠木自外省千里迢迢运来，常规木料自是从北京周边取用。大楠木的需求数量如此之多，常规木料的规模只会更大。

　　权力无节制的取用带来的疯狂砍伐，甚至还影响到了明朝的边防安全，隆庆年间，便有大臣庞尚鹏上奏说，北京周边的蓟州和昌平一带已因为无节制砍伐导致“蹊径日通，险隘日夷”，森林消失后蒙古骑兵便可长驱直入。庞说，发动军民植树造林以巩固边防，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于是，有明一代，几乎每年春天，北京城都要遭遇严重的沙尘暴。比如：

　　天顺七年（1463）二月“雨黄霾，四方蔽塞，日晦无光”；

　　天顺八年（1464）二月“黄尘四塞”“风霾、昼晦”“阴霾四塞、日月晦冥”；

　　成化三年（1467）四月“扬尘蔽天”“黄霾蔽天”；

　　成化四年（1468）四月，天坛与地坛的外墙“风沙堆积几与墙等”；

　　成化五年（1469）闰二月“雨霾，天气昏蒙，黄土四塞”；

　　成化六年（1470）四月“阴霾四塞”；

　　成化七年（1471）四月“雨土霾”“雨黑沙如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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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统计称，自《明实录》中有沙尘暴记载的1441年算起，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204年里有97个年份出现了沙尘暴天气。

　　若考虑到传统史书记录气候异象的主要动力，是“天人感应”的政治迷信，常规的风沙天气显然是失记的。说有明一代，北京城年年被风沙困扰，绝非夸张。

　　由前文提到1468年天坛与地坛的外墙所阻挡的风沙已与墙体齐高，也可大略推知明代北京城沙尘暴的严重程度——天坛与地坛是皇家禁地，其墙体高度一般是超过3米的。

　　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沙尘暴，让那些相信天人感应的明朝读书人和士大夫，也渐渐麻木了下去。一般的“雨土”“雨霾”已不再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只有那些程度非常高、有特殊现象出现的沙尘暴，才会进入到明代京城读书人和士大夫的视野，被他们记录下来。

比如，成化六年（1470）二月清明节的沙尘暴被《万历野获编》记录了下来，是因为这场沙尘暴“下雨如血，天色如绛纱，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灯烛不能辨”。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春天的沙尘暴，之所以会被大学士方从哲拿到朝堂上说事，是因为这场沙尘暴“黄尘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还出现了“电流如火，赤光照地”“自宣武门至正阳门外约三里余，河水尽赤，深红如溃血，经月乃止”的怪象（很可能与沙尘的成分有关）。

　　清代北京城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有学者认为清代的沙尘暴频率和强度已远不如明代，且认为这是“清代处于冬季气候逐渐由寒冷向温暖转变的时期”所致。但翻看清末重臣、帝师翁同龢的日记，仍可见到沙尘暴对北京城的频繁肆虐。比如：

　　1862年5月18日“黄沙张天”；

　　1863年5月5日“黄沙漠漠”，6日“黄沙蔽天”；

　　1864年4月2日“黄沙蔽天”，3日空气中充满了“尘气”，4日“大风落沙”；

　　1865年3月22日“黄尘漠漠”；

　　1866年5月3日“无风而霾”，27日“几于飞沙走石”；

　　1867年3月23日“大风尘霾……黄沙漠漠者竟日”，29日“黄沙蔽天”，30日“无风而黄尘四塞，天容惨淡，如是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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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记载，几乎见于每年春天的翁同龢日记。1884年春天，慈禧发动“甲申易枢”将恭亲王奕䜣逐出中枢，便是在“大风起，沙翳天暗”“尘土眯目”中实施的。

　　1898年6月，翁同龢被光绪皇帝逐离京城，该年4月2日，他的记载是“大风扬沙”；4月3日，他的记载是“大风，尘土蒙蒙”。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晚清来华的西方人士。

　　1864年4月26日，刚刚抵达北京的德国领事拉度维茨在书信中写道：“从通州又骑马奔波三小时，最终抵达古老皇城的巨大城墙之下……不过（我们）还暂时无法消受这座城市，因为沙尘暴的关系，我们白天根本出不了门。我们在白河上已领教过裹挟着黄沙的大风，它几乎把老船撕成了碎片。”

　　1891年3月22日，德国驻华使馆翻译生佛尔克在书信中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又不好了，虽然不是很冷，但是风沙却很大。对于散步来说，街道上的尘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现在尘土都盖满了墙壁。这种沙尘暴是从蒙古的沙漠里来的，大多要刮好几天。它们无孔不入，哪怕在密闭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具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层土，甚至手绢上也是一层土。……我在想，下个月大概会好起来的。”

　　1897年1月，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北京街道的物理反应，如同让我亲吻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恶心的人。……天上刮着可怕的沙尘暴，屋外的严寒冻彻心骨。”

　　也就是说，若从1155年金朝海陵王贞元三年的“昏雾四塞，日无光”算起至今，北京城其实已被沙尘暴困扰了超过八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