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问真答：古人为什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根据现有考据，这句话最早是出现在明末陈继儒所著的《安得长者言》一书中。遗憾的是，这句很可能不是陈继儒原创，因为该书是一部格言语录集，记录了陈继儒游学时，从各地“长者”那里汲取的人生的经验。

　　那“长者”为何要这么说呢？书中倒是有些答案，首先，“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有上半句相配，为“男子有德便是才”；然后，陈继儒还对此句作了注解：“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

　　儒家一直有“德本位”的文化传统，男女皆以德为重。传统女子教育，以“女德”为首，明朝亦然。在朝廷的宣教中，对妇女德行、修身的规范，往往放在首位。明永乐年间，仁孝皇后徐氏所作《内训》，其中《德性》篇写道：“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女子之德性也。孝敬仁明，慈和柔顺，德性备矣。”

　　但明朝中后期，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风气也逐渐开放，极大冲击了传统礼教。此时，人们对“女才”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女性开始崇尚才华，男子则欣赏有才华的女子。明朝文学家叶绍袁在《午梦堂集·序》中写道：“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更是把德、才、色三者并列，称为女子的三不朽。

　　在此风气下，“才女文化”开始出现，尤以江南地区最盛，这突出表现在明末清初文人与秦淮名妓的交往中。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就提到：“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当时，文人与名妓的交游被传为风流佳话，如“复辟社四君子”中冒辟疆与董小宛、陈贞慧与李贞丽、侯方域与李香君的事迹就被人津津乐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文人之所以和名妓来往，主要是出于对名妓之才的欣赏。如马湘兰，其“姿首如常人”却以“擅画兰”而才名远著，名士王稚登七十岁时还与已“年五十七矣”的马湘兰“燕饮累月，歌舞达旦，为金阊数十年盛事”。

　　然而，既然“才女”常以名妓为代表，就免不了让一些人——如“长者”把文才和青楼淫风联系在一起，说写作诗词的妓女是“淫词丽”，败坏德性。再加上才子佳人小说对女子才情的尊崇，引发现实中才女不循礼法、才子风流多情的故事频频发生，也让人们认为，痴迷文才、抒发性情多会邪淫不贞、灭理乱伦。

　　在德才相防的情况下，舍才而取德就是这些人理所当然的选择了。可以这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在“女才”发展挑战了儒家“德本位”传统之后激起的反弹。而且这种反弹不仅反“女才”，也反“男才”。“男子有德便是才”，言外之意就是，男子再有才华，德性丧失，也算不得真才。

　　但“长者”一席话虽然流传较广，却代表不了明清社会的主流舆论。

　　一方面，推崇才女的人肯定不会被这么两句话便扭转观念。如清代著名文人袁枚就批评这一说法对女性才情的压抑，主张尊重女性的文才。他认为，“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他还广收女弟子，教授诗文。乾隆年间“南至闽粤，北极燕鲁”，“一时红粉俱拜门墙”，弟子最多达四十余人，作品编为《随园女弟子诗选》。在他影响下，古代女性文学得以在清朝到达顶峰。

　　另一方面，正统儒家也不愿意认同这句话，在他们看来，这句话虽然鄙夷了“才女”，但未免把话说得太死，还是要强调德才相济的重要性，予以导正，恢复正统女教才好。

　　例如，史学大家章学诚就举出孔子最为推崇的周礼中关于妇学的记载，从考证儒教正统出发，证明“无才”主张并非圣贤本意。他认为妇女四德和正统的诗才都是古典妇学的正宗，“必由礼通诗”，而相比之下，“今之妇学，转因诗而败礼”。在他看来，女性可以有文才，但前提是要研习女教，遵守妇德，以德驭才。

　　至于这句话脱颖而出，与“裹脚”、“三从四德”一并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标签，则是五四以来各路女性主义者不断强调的结果。以“压迫—解放”为核心的革命式五四思想，非常需要树立传统社会压抑女性的典型，在剥离上下文及时代背景后，“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无疑是个完美的“敌人”。

　　这场运动的结局我们都很清楚：革命及其思想获得了最后胜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力也达到了历史顶峰。当初那位讲出这句话的“长者”，自己可以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