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秀玲：欧洲成就一段“中国辛德勒”的传奇人生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身在波兰的德国人辛德勒，在“二战”时帮助1100多名犹太人逃过被屠杀的劫数。

同样在“二战”中，一位旅居比利时的中国女子钱秀玲，于纳粹枪口下营救了110名比利时人质，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 “比利时的国家英雄”。在比利时艾克兴市，一条叫作“钱秀玲女士之路”的道路保存至今。

2002年，宜兴籍作家徐风开始了十六年的追寻之旅。他远赴比利时及台湾地区，遍访当事人后代、故旧和唯一存世的获救人质，独家史料，还原未为人知的故事细节，完成作品《忘记我》。“钱秀玲的成长道路，她的美丽心灵，应该是人类精神的共同财富之一。重述她的故事，也是对超越国界、信仰、种族、文化差异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新体认。”作家徐风新书《忘记我》，回溯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比利时的国家英雄”的钱秀玲的传奇人生，看似写的国际性题材，却依然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他地方书写，更准确地说是宜兴书写或江南书写的延续。

“二战”结束后比利时媒体的报道

这么说是因为传主钱秀玲虽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比利时度过的，她在二战期间拯救110名比利时人质生命的善举也是在比利时发生的，但她是在宜兴这座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南水乡成长起来的，以徐风的话说，在实地采访和长期写作中，她更加认识到，钱秀玲的人格力量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起来的，正是东方文化的浸润养成了她正直、勇敢、勤奋、坚韧、善良、慈悲、开阔的胸襟。“当然，她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因此具有中西合璧、内外皆修的风度。”

而在另一方面，借用评论家戴军在评价徐风另一部作品《布衣壶宗——顾景舟传》时的话说，一部文学传记，如能写出传主精彩的人生故事，是为合格；如再能写出传主独特的精神秉赋，可谓成功；如还能写出其精神特质背后丰富的文化图景，则堪称上品。《忘记我》是不是上品自然得由读者说了算，可以确定的是，徐风在这部书里依然用不少篇幅写了宜兴这方水土，他这么写也更像是在探索钱秀玲精神秉赋的来路与出处，以及钱秀玲之所以成为钱秀玲的偶然与必然。

作者徐风在钱秀玲宜兴故居前采访其孙子杰罗姆

钱秀玲出身宜兴望族，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获物理、化学双博士学位后，隐居偏远小村埃尔伯蒙行医救人。1940年5月，德军占领比利时，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被捕，旋即被宣判绞刑，钱秀玲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时任德军驻比利时军政总督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恰好是她堂兄钱卓伦的这位挚友。她立刻给钱卓伦发了一封电报，同时拿着堂兄给的照片星夜兼程踏上了拯救之路，请法肯豪森刀下留人。巧合的是，法肯豪森也是位反战人士，当他接到钱卓伦的电报，见到钱秀玲，了解事实真相之后，顶住压力救下了罗杰……自此开始，钱秀玲在二战期间前后营救了110位比利时人质的生命，战后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一条以“钱秀玲女士之路”命名的道路保存至今。

以评论家何平的理解，钱秀玲对不幸者的拯救，看似偶然的机遇，但更是作为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新女性的精神世界使然。在4月22日于宜兴举办的“凝眸钱秀玲——徐风《忘记我》新书首发式”上，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大背景。在他看来，钱秀玲由宜兴而苏州，经由上海到比利时的路线图，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现代中国向世界敞开，投射在她个人生命史上的具体而微。“钱秀玲是现代中国的新女性，她们不是古典中国的贞女、义气和烈女，而是从她们中间奋身而出决定自己的命运和道路。20世纪初，并不是每一个中国的乡村都能诞生这样的新女性，这与宜兴得风气之先，很早就和西方世界接驳大有关系。”

作为土生土长的宜兴人，徐风却是比较晚才知道钱秀玲这个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很长时间里，国内没有人知道钱秀玲是谁，而钱秀玲生前特别不喜欢别人关注，她总是回避媒体的追踪。比利时方面也没有给她写一部书，甚至没有留下一个独立完整的钱秀玲的故事版本。但2002年以钱秀玲为原型的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播映，却让钱秀玲一度为国人熟悉。那年，徐风还是宜兴电视台副台长，电视剧原著作者张雅文到宜兴拜访钱家旧址，经她介绍，徐风才关注到钱秀玲。后来，在钱秀玲90岁那年，他通过钱秀玲在宜兴的亲人与远在比利时的老人通了一个越洋电话。“我与她约定，去比利时看望她，后来我爽约了，因为种种原因。但我持续关注着钱秀玲这个名字。”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封面及电视剧海报

正是在长期的关注和思考中，徐风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些问题：钱秀玲早年为何从江南水乡远涉重洋求学，身逢乱世如何安身，获得鲁汶大学双博士学位为何隐居村落行医谋生，钱氏兄妹如何与德国将军共同营救人质，当荣誉纷至沓来，她留给世间的遗言为什么是“忘记我”？为追寻探究这段尘封往事，很多年后，徐风终于等到机会远赴比利时和台湾地区，遍访当事人后代、故旧和唯一存世的获救人质，获取大量未为人知的故事细节，“当众多被遮蔽的素材抖落尘埃，陆续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时光深处的一位老人在帮助我。”

徐风这么说是因为钱秀玲虽然已去世多年，但她的人格魅力还在。由此在寻访过程中，只要他说到要书写钱秀玲，那些熟悉她的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事实上也正是她外孙杰罗姆、侄子钱宪和、钱宪行、侄孙钱为群、钱为强，103岁的幸存者莫瑞斯，二战纪念馆馆长雷蒙、艾克兴博物馆原馆长卢埃尔等关键人物的口述搭建起了人物命运和历史时空。徐风的寻访，也意外地打开了钱秀玲救人之外的线索，特别是堂兄钱卓伦及其子女未被人知的经历，本身就是荡气回肠的章节，“惊天秘密以及一些绝版资料，事先都没有任何预兆，但说来就来了。”

事实上，也只有等到徐风发现了多重线索，他才觉得终于可以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了。“十六年间，我常常会想到那个前往比利时与老人见面的爽约。因为没能成行，我便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原本以为这多少能弥补心头的遗憾，却不料，因为未能亲赴比利时拍摄第一手资料而造成的虎头蛇尾，让我一想起此事便有一种深重的歉疚。”直至2018年，徐风终于有机会和妻子去比利时采访，他用随身携带的两部摄像机拍摄了第二部纪录片。“当时，我的心愿也只是去看看钱秀玲的故居，她拯救人质的城市，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并且去她的墓前祭拜，等等。然后是拍摄一些视频资料，作为永久的纪念。”

但在去比利时和台湾寻访过程中的那些发现，最终促使徐风写出了这本书。而这所谓发现，或许便是指的在钱秀玲拯救人质过程，究竟是哪些偶然造就了必然。因为这本书的奥妙就在于如评论家汪政所说，如果说宜兴这方土地没有那种文化的滋养，如果说钱秀玲不是那样的性格，如果说她没有那样的哥哥，如果说那个德国将军不是恰巧是反战人士，这里面缺少任何一个“如果”，钱秀玲的壮举都不可能达成。“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徐风为什么要从一个古老的桥开始写起，为什么要写古老的庄园，为什么要写钱秀玲的婚姻，为什么要写钱卓伦将军的官宦生涯，为什么他要把笔伸到欧洲？伸到将军的人生命运上？”钱秀玲营救人质壮举中的三位关键人物：

钱秀玲、钱卓伦、时任德军总督法肯豪森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政宁愿把这本书看成是战争体裁的文学创作，因为书里展现了一个不见硝烟的战场。“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想起了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一句话。他说，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战争中文化命运的展开。这本书的精华，在我看来就是对斯宾格勒这句话非常生动形象的展开。”

毫无疑问，徐风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评论家王彬彬说，这个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钱秀玲先是从德国纳粹枪口下拯救人质，等到战争结束后，她又从盟军的法庭上解救了法肯豪森，而其他同类故事都只是写到英雄人物在法西斯的枪口下救助百姓。“何况，那100多个被她解救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站在法庭上为那位德国军官辩护。应该说，这一刻人世间的情谊放射出了奇异的光彩。”

作者与妻子采访103岁的人质幸存者莫瑞斯先生

这也颇为契合徐风的写作理念。在他看来，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都无法扼杀人性，相反，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更清晰地观照人性。所以，在写作过程中，他更关注人性的光亮。“无论是钱秀玲的拯救，还是法肯豪森的相助，都超越了国际边界，是正义、良知、慈悲的相遇碰撞开出的美丽花朵。”徐风表示，在受赠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时，钱秀玲说：“当我有幸在占领国政府首领面前为无辜的人质求情时，我意识到我是在为那些被最可怕的独裁者即将夺走的不幸生命而抗争。”但与此同时，钱秀玲认为，救人是应尽之义，也是举手之劳，不值得大书特书。而这本书书名几经修改，最后定为《忘记我》，也可谓对钱秀玲人生轨迹和精神人格的最佳写照。不过在徐风看来，战争留给人类的创伤，以及战争中美好的人性，那些相濡以沫的故事，是不应该被忘记的。“钱秀玲的成长道路，她的美丽心灵，应该是人类精神的共同财富之一。重述她的故事，也是对超越国界、信仰、种族、文化差异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新体认。”

如王彬彬所说，重述钱秀玲的故事是有难度的。这个故事牵扯到一些很复杂的问题，而徐风能引用的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又实在是太少，但他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采取了一种很好的写作方式。一般写人物传记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作者通常隐藏在后面。但在这本书里，徐风也用了第一人称。我们读的时候，会时时感觉到他在那里感动，在那里悲哀。第一人称也使得徐风得以把历史跟现实交互在一起写，作品的情感空间由此更加开阔，思想含量也更加丰厚。”与此同时，在王彬彬看来，徐风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才华，也使他能依靠想象去填充资料与资料之间的空白，而且让他的书写显得活泼、灵动。作者在艾克兴市“钱秀玲路”采访拍摄

当然，徐风活泼、灵动的书写或多或少得益于他所处的宜兴。江苏省党组书记汪兴国说，从徐风近几年的创作看，他有一个立场鲜明的写作方向，就是写本土，写家乡，他坚持不懈写家乡的历史、人物、事件，取得了非常大的创作成绩。以何平的观察，徐风的非虚构写作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入很多人力、财力推进的地方性的报告文学写作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写作始终以人为中心，让我们看到地方文化的发展轨迹，明了它的源头和流向。也因为此，像徐风这样的作家在宜兴这样一个地方的出现，对于地方文化叙事具有重要意义。”

作品选读

这一天，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钱秀玲三十一岁生日。

葛利夏大夫把他亲爱的妻子送到车站。彼时要找一束绛红的玫瑰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此时他们的怀里各自抱着一个孩子，所有的浪漫都让位给了一种进行时的匆匆告别。好在早餐的时候他们切了生日蛋糕，当三支蜡烛在蛋糕上升起烛光的时候，钱秀玲双手合十默默许愿。葛利夏发现，他的妻子目光里有一种出征的意味。

事实上钱秀玲在赶往布鲁塞尔的途中，堂兄钱卓伦的电报已经到了埃尔伯蒙村邮局。虽然她并不知道，不过，她的信心并没有减弱。忐忑的情绪有时会攫住她，那就是如何能尽快见到法肯豪森将军。她的简易行囊里有如下物件：

一 卓伦哥哥寄赠给她和葛利夏的签名照片。

二 卓伦哥哥涉及法肯豪森评价的亲笔信件。

三 钱卓伦和法肯豪森将军在五台山寺庙前的合影。

四 斯捷潘神父起草的恳求释放书，上面有埃尔伯蒙村三百多个户主的签名。

五 罗格尔父母的恳求信；信尾还有市长的签名。

至于斯捷潘神父悄悄塞进的那本《圣经》，钱秀玲倒还真的拿起来读了几页。它其实很好读，文笔非常优美，故事也动人。但读它的时候，她老会想起幼时钱家祠堂的高先生教她读的《道德经》。当一个长者在你耳边絮絮叨叨讲道理的时候，至少你会静心屏气。而车窗外迅速掠过的黑魆魆的原野，把她的思绪无限地延伸。

钱秀玲在江苏省立苏州女子中学

接下来要说说钱秀玲与法肯豪森的见面。原本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按照正常程序，她必须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向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提出申请。在一堆请求接见的文件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轮到钱秀玲。关键时刻，是钱卓伦将军的名字起了作用。在纪录片《我奶奶是英雄吗》里，面对镜头的钱秀玲是这样讲述的：

原本将军要在那个周末接见我。因为等候接见的人非常多。但是，时间根本不允许拖那么久。因为罗格尔的生命危在旦夕。我请他的秘书再次递上我的请求，说钱卓伦将军的妹妹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求见。这时将军想起了卓伦哥哥给他的急电，于是提前了两天，也就是在周三的上午，在舍佛堡而不是布鲁塞尔接见了我。

舍佛堡坐落在布鲁塞尔郊外几十公里的一片白桦林旁。不远的地方有平静的河谷，山坡上植被苍翠。清晨和傍晚，河谷上会有岚气缭绕升腾。密林旁边的开阔地上，是一栋典雅而气派的犹太裔银行家的宅邸。为什么取名舍佛堡，大概跟主人的名字有关。战争爆发后，这里变成了德国驻比利时军政总督的办公地之一。

压抑。在通向法肯豪森办公室不到一百米的途中，钱秀玲的心情变得有点糟糕。且不说几道岗哨的反复盘查，就是空气里也弥漫着一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味道。从即将获得接见的那时起，她竭力把心情做了调整：她就是来见一个她哥哥的朋友。

然后她进到了法肯豪森的办公室。一切的陈设竟然那么乏善可陈，唯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墙上挂着一幅超大的军用地图，而它旁边的架子上，搁着一支样式古老的擦得铮亮的双筒猎枪。

他正在接电话。他的后背笔挺，厚厚的将军服还是勾勒出他瘦削的身材。

他终于转过身来，礼貌地朝她点头示意。

他气色不错，有些干瘦，很深的法令纹让他看起来显老。

她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告诉这位面露善意但表情沉郁、不改威严的德国将军，她就是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

她在等待他的反应，她屏住呼吸，努力使自己忐忑的内心归于平静。

他走到她跟前，仔细地打量她。她穿着一件有些发旧的蓝花棉袍，齐耳短发，披着厚披肩，是深冬的打扮，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东方女性的标配。

钱秀玲接住的，是一个长者的目光，气场是温煦的；他鼻息粗重，下巴刮得铁青。因为离得近，秀玲几乎可以闻到他的领子上有一股生发油的味道。

“很像。您和钱将军长得很像啊。我非常难得地收到了他的问候，上帝知道我们不可能彼此忘记。嗯，您可不知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开心，一共喝过多少酒。”

他顺手在桌上拿了一张自己的名片给她。她轻声说谢谢。然后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他递给她一杯秘书刚泡的茶。她注意到茶杯是欧洲的珐琅瓷，描着金，几枝鸢尾花的枝叶漫溢到茶杯口。若是中国画师来画这个杯子，手笔肯定要含蓄得多。

钱秀玲（右）和堂兄钱卓儒一起去比利时留学时合影

她抿了一口，是有点苦涩但很香的英国红茶。

他的寒暄像极了邻家的一位长辈。

当她把拯救罗格尔的所有资料放到法肯豪森将军面前的时候，她发觉他的眼里掠过惊奇的神情。他发现了其中的一张照片，仔细看着，感叹一声：

“我的永不归来的中国岁月。”

然后他问她，为什么选择待在比利时？钱秀玲只回答了一句：命运加上缘分。然后她赶紧把谈话切换到主题上来。她的陈述是简约的。为此她不知打过多少次腹稿。当她讲到罗格尔是个即将要当新郎的小伙子时，法肯豪森打断了她。问她是几个孩子的母亲？

“两个，都是男孩。很抱歉将军，我的大儿子是跟我一起来的，此刻我把他寄放在我的一位同学家。嗯，他很懂事，知道妈妈很快会回去。”

法肯豪森似乎兴味颇浓。

“有孩子的照片吗？”

钱秀玲犹豫了一下，她取下胸前一个金镶玉的坠子，它的背面是一幅缩小了的全家福。

法肯豪森戴上了老花镜，这让他的神态更像一位爷爷。他看得很仔细。然后他表示，悌米吉像父亲多一点，而库切的眼睛特别像妈妈。

“你们钱家的人一眼就能认出，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钱秀玲笑着摇了摇头。

“你和你哥哥的眼睛都会讲话。”

他告诉她，他在中国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像钱卓伦将军这样的朋友。

可钱秀玲感觉他一直在跑题。她几次想把他拽回来，但是，说来说去，法肯豪森还是在叨叨他的中国感受。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秘书不时走进来跟他耳语，一边把刚收到的文件电报放到他面前，敦促他在某个急件上签字。他飞快地处理手边的事务，以至让钱秀玲觉得，他完全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位客人。

终于，他突然抬起头，迎着钱秀玲掩饰不住的焦虑目光，低声说了一句话。

“回去等消息吧。我会尽力。”

有一句冲到喉头的话被钱秀玲咽回去了。她想说，时间非常紧急，罗格尔被执行绞刑的时间快要到了。

她瞥了一眼法肯豪森的案头，那一迭迭不断在增加的电文奏报，哪一件不是十万火急的呢。而他又在不耐烦地拿起一直在响着的电话。

走出舍佛堡的钱秀玲一时迷茫了。埃尔伯蒙全村的人都在等消息。法肯豪森将军的“尽力”，并不是板上钉钉的承诺，今天就是罗格尔的大限之日，天知道命悬一线的他运气会怎么样，他若是躲不过这一劫，那么今天就是埃尔伯蒙全村人的受难之日。

下午一点，当她带着悌米吉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村口的时候，她并没有见到簇拥而激愤慌乱的人群，所有的景物都没有异样，阳光洒向万物，风儿轻拂树梢，那个通常用来发布重大消息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几只觅食的雀儿在点缀着枯黄的草皮。

一种直觉是，罗格尔得救了。

真实的情况是，原定罗格尔受刑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十点过后，广场上就聚满了人。但是，时间过了，那辆想象中的德军囚车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说明原因。据说斯捷潘神父激动得脸色通红，他预言此刻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然后，他迈着蹒跚的步履去打探进一步的消息了。

葛利夏夫人回来了。消息很快传遍全村，此时村庄的中心不再是那个用来聚众的广场，而是葛利夏大夫的小小诊所，不约而来的人们聚在楼下，他们希望听钱秀玲亲口说一说拯救罗格尔的情况。满脸泪垢的阿葆特太太和她的神情萎靡的火车站站长丈夫相互搀扶着，把两张万分期待的憔悴脸庞投向秀玲时，那种心神不定的样子让她感同身受。她安慰他们，或许好消息就会降临。果然，消息来了，斯捷潘神父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他大声宣布：罗格尔得救了，死刑改成了劳役！

1986年，钱秀玲曾和丈夫葛利夏回宜兴探访

钱秀玲被阿葆特太太紧紧拥抱。一条生命终于与死神擦肩而过。聚在一起的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此时秀玲也忍不住激动的泪水，她至少有短暂的成就感，然后她想起了她的卓伦哥哥。她手里拿着那封迟到的发自中国的电报，告诉大家，救人的其实是她的堂兄，她只是充当了一个信使。斯捷潘神父在胸前画着十字说，您是我们的天使，没有您的勇敢和努力，就是上帝的仁慈的手臂也够不着我们啊。

从这一天起，葛利夏诊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一个景点。很多远道而来的人光临小楼并不是来求医，而是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那位典雅而救生的东方女神。也有人哭哭啼啼地来找钱秀玲，说他们也有亲人被德军抓捕，那些垂危中的生命，正等待着她去拯救。

葛利夏大夫私下里对他名声大噪的妻子表达了担忧。这个国家每天都有人被德军抓捕，并且，德军每天都会处死很多人。你总不可能去拯救每个蒙难者吧。

他甚至觉得，失去安宁的埃尔伯蒙村已经不再适合他们居住，哪怕他们真的深受全村人的爱戴。

钱秀玲也有不安。一次并非刻意的拯救行动确实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不习惯那些围观，那些议论和关注。至于那些加在她头上的声誉，更与她的初衷相悖。她对平静的家庭生活因自己的举动而被打破感到歉疚和不安。在葛利夏面前她有时像个做错事的女孩，因为她不忍看到他那种与性格不符的烦躁和焦虑。她安慰葛利夏说，一切都会过去。

（《忘记我》徐风/著，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