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索安：从叛逃女知青到克格勃特工的悲剧一生

本文摘自《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1974年4月13日），出生于天津市。1966年“文革”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一学生，曾经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也是全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青”。

1968年，傅索安从额尔古纳河叛逃苏联，惊动了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在苏联，傅索安经受了站刑、电刑、灯刑、死刑及种种人身污辱之后，被送往特维尔谍报学校接受训练，参与过震惊世界的“东京谋杀”，为执行苏共的绝密计划，潜伏台湾，她还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叛逃的三叉戟飞机坠毁现场，克格勃专家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进沸水中煮。1974年4月13日，身患肝病的傅索安在病房中自缢身亡。死前，她割破腕部静脉，在墙上用鲜血写下了一个大字“悔”！

傅索安，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因为挑起村民械斗，她叛逃到前苏联，成为了一名克格勃特工。

从红卫兵到插队知青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傅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1966年8月18日，她成为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

二十年后，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作过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体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脸形是鸭蛋形的，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时的同龄人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军帽。”

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的奇玛村落户，成为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认了一位“干娘”。这也为她后来越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时，她的母校已经山头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级林林总总总共有二十多个“造反兵团”、“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

“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决心、造反干劲。这样一来，许多被排斥在造反组织大门之外、从心底里渴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都纷纷投奔“横空出世”。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

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些广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 

知青挑起的械斗事件

千钧一发！一场大规模的、有可能引起民族纠纷的械斗即将发生！ 这不仅仅是戴手铐的事，弄不好脑袋也会搬家！

鲍家庄，与奇玛村相距四华里，那是黑龙江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庄。1958年，两村为解决长期困扰生产的水利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合修一个小水库。水库利用原先的一块天然低洼地修造，两村根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按比例出劳动力。两年后，水库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满足两个生产队土地的灌溉量时库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库每年的维修养护的劳力费用如何分摊。

傅索安觉得应当为奇玛村在这件事上出把力。于是，在一天夜里，她带领一队农民，与鲍家庄人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受袭击的鲍家庄生产队员5人被殴伤，其中三人骨折，一人一只眼睛被打瞎。

几天后，工作组终于查清了集体户知青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他们不无震惊地发现这次几乎酿成惊动全国的械斗事件的起因竟是这几位知识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傅索安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

1968年5月8日，工作组在鲍家庄召开批斗会，对傅索安等几个“黑手”的罪行进行揭发、批斗。鲍家庄的社员对“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诛，有少数人还跳上批斗台以暴力教训这5人，就像当年对付地主恶霸一样，要不是押解民警尽力阻止，5人没准都是直着上台，横着下台。5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训最为深刻，等到批斗会结束时，她的半边脸肿得像发面，一只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头发也被拉掉了一束。傅索安此时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工作组要拿她开刀了。 

几天后，傅索安避开岗哨的视线，逃离了奇玛村。

被擒获后越境叛逃

午夜时分，值勤人员再次检查关押要犯的西屋时，发现已是人去室空！奇玛村立刻报告了公安局，不久，傅索安被擒获。 

作为高中一年级的优等生，傅索安的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琢磨各类问题都很有悟性。不几天，她便弄清了手铐的结构和原理。

弄懂了原理，傅索安也找到了不用钥匙开启手铐的办法。那天夜里，傅索安强作镇定，佯装睡熟，竟把看守蒙了过去。待那人去对面屋子检查时，傅索安立刻轻轻爬起来，打开窗子，跳窗而出，遁身黑夜之中。

傅索安从临时监押所逃出来后，一头扎进了黑暗，四周漆黑，通过视觉反映到大脑里的，俨然是一大片故意涂成的幻异图景。她无法选择道路，就在野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额尔古纳河方向狼狈逃窜。

从奇玛村往额尔古纳河边的实际距离大约是十九公里，傅索安使出她以前在学校参加1500米长跑赛的劲道，拼命奔跑着。

傅索安越境位置的对岸，是苏联克格勃边防管理局的第36号地区。苏联方面在该地区布置了一个营的边防部队，并在执行巡逻勤务时时常故意侵入中国境内，向中国方面肆意挑衅，就在傅索安在寒气逼人的河水中拼命乱游的时候，远处，一艘巡逻艇正在中速行驶着。艇上，苏联边防军人不时打开探照灯，朝主航道中国一侧的河面上乱晃乱照。突然，他们发现了傅索安……“你的公民身份证号码？”“中国没有公民身份证。”“你的身份？”傅索安想说是学生，但头脑里倏地冒出“政治”两个字眼，便灵机一动道：“我是红卫兵。”

上尉脸上呈现出兴奋的神情，语调也略显缓和：“你既然是中国红卫兵，怎么会出现在额尔古纳河苏联一侧的境内？”

傅索安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苏联的。”

上尉将这句话译给值班主任听后，又问：“你投奔苏联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实行的一套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冒险前来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尉把傅索安的情况很快汇报给了苏联特务机构。特务机构头子安德罗波夫对如何处置傅索安着实损失了若干脑细胞。想来想去，他的头脑里忽然冒出一个主意：何不把这个中国姑娘放在克格勃，把她培养成一名特工！

安德烈上校送傅索安去的特务学校，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傅索安，成了该期学员的佼佼者。

东京谋杀 

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 化成一股淡雾，直袭尤里·巴甫伦夫的脸部，他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0年4月上旬的一个周末，傅索安持克格勃的证件伪造专家专门伪照的护照，以香港居民赴日本旅游探亲的名义，化名“李娜丽”飞抵东京，顺利地通过了海关检查。机场外面，克格勃已经安排了一个日本中年男子来接站。

 

这个日本人名叫固关孝三郎，是东京一家机械公司的汽车司机。傅索安在莫斯科接受任务时被告知的是：此人是她的临时房东，她被安排住在他的家里，住宿及搭伙均需付钱，绝对不能让他知晓真实身份及使命。因此，傅索安到他家后，马上赠送给固关孝三朗夫妇每人一件中国真丝短袖衫，说明自己将在东京待一段时间，边打工边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叔父，说着预付了一些食宿费用。固关夫妇很是客气，再三推辞不掉方才收下，然后冲傅索安连连鞠躬。他们把傅索安安排在靠近后门的一间大约有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傅索安可以从后门自由出进，这使她感到很是满意。 

当天晚上，傅索安拿出尤里·巴甫伦夫整容后的照片，最后看了一遍，然后使用销毁剂将全部照片化为纸浆，倒进抽水马桶冲掉。至此，尤里·巴甫伦夫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傅索安的脑海里，即使他混在几十个和他年龄、体形、外貌都差不多的男子中间，她也有把握一眼就认出来。 

第二天，傅索安花了一天时间，坐车兼步行把东京转了个遍。 

她不无惊奇地发现，东京的地理、环境和建筑物分布情况和克格勃的那个立体沙盘完全一样，甚至连警察站岗、巡逻的位置、路线也毫无差异。傅索安由此而觉得自己对东京是相当了解的，这，增加了她完成行刺任务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开始接触行刺目标。尤里·巴甫伦夫住在东京市区南部一个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个高级公寓小区，距傅索安下塌的固关孝三郎家有二站路，步行大约需要一刻钟时间。根据克格勃掌握的情报，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是这样的：每天清晨6点钟，他在两个日本保镖的陪同卜，从家里出来，步行会附近的一个小型公园散步三刻钟左右，然后来到公园前的天桥上，那里有一伙擦皮鞋摊，他会随意在其中一个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阅读上天桥前从报摊上买来的当天早报。一张报纸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报纸和钱走路。他在家里用完早餐后，坐上私人轿车去他所经营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伦夫经营着两家公司；此外，他还开了一个技术咨询所，专门接受机械方面的技术咨询。尤里·巴甫伦夫上班时间通常总是待在无线电器材公司，机械公司或者技术咨询所有业务，都是通过电话向他请示拍板的。他在无线电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点钟，这才坐车返回阿谷叮公寓。之后，他不再出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伦夫都过着这种深居简出的单调生活。他和他叛逃后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兼佣人生活在一起。由于他的好色，那两个日本女青年无疑是他发泄性欲的对象。尤里·巴甫伦夫常年雇着两个保镖，他们日间一起值勤，晚上则一天隔一天轮换在公寓里提供保护。 

傅索安不露声色地盯了两天，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况毫无差异。于是，她开始考虑如何下手。 

根据克格勃的方案，她应当在尤里·巴甫伦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楼”下手。“兵部大楼”即尤里·巴甫伦夫那家无线电器材公司所在地，这是一幢五层建筑物，以业主兵部规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伦夫的公司位于八楼，占用了一半房间。克格勃的行动专家在反复研究后，认为博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楼”物色机会对尤里·巴甫伦夫下手。因为一般说来，保镖在公司或者家里对他的保护对象的关注程度最为薄弱，此时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杀所用的武器是特制的毒药枪，所以傅索安下手后不易被怀疑，容易完全脱身。傅索安因为此事关系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考虑得特别细致。 

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漏洞：从理论上说，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楼”伺机下手。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进大楼后无法下手，甚至一连几次都无法下手，这样，对方肯定会注意她，那时她无疑无法下手了。这不是拿她的性命当儿戏吗？傅索安气得差点破口大骂。但气归气，骂也可以，行动却必须实施的。

 克格勃的纪律森严，如无特别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安德罗波夫有句名言：“须知我们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送你们到国外去，不是为了让你们观赏异国风情和享受高级生活的！”后面他没有说，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开动脑筋，另想办法完成任务。她以“生病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给她的应急联络方法，在阿谷町地铁车站出口处的阅报栏的第二根木柱子一点二米高度处，用手指甲刻了一个不十分明显的三角形图案。次日上午8时许，她去街心花园，在长椅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色彩鲜艳的画报。一会儿，来了一个欧洲男子，用英语对上陪号后，问她有什么事要协助的。 

傅索安用英语说：“请给我安排一个在阿谷町天桥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卖报机会，并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时内行吗？” 

傅索安当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伦夫只在早晨去天桥，寻思三十六小时其实和二十四小时是一样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点了头，又问：“怎么联系？” 

对方说：“明天晚上8点钟，请您去大东京电影院门前，有人会递给你票子，您进去就解决了。” 

傅索安站起身来：“好的。那么，再见！” 

三十六小时后，傅索安准时抵达大东京电影院门口，果然有一个日本男子递给她一张票子。傅索安凭票入场，对号入座，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一会儿，灯光熄灭，电影开场了。有个人无声无息地挨着她旁边坐下，在经过她面前时，把一个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电影院，回到固关家打开皮包一看，里面是一套东京报贩穿的衣服，一张折迭式尼龙布小椅子，一块印有“东京报纸专卖”字样的塑料布和一些零钱。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竟是中文，让她明天早晨6点钟去天桥下摆出报摊，会有人给她送来报纸。条子上还附有报纸的种类、名称、批发价和零售价。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刚在天桥下尤里·巴甫伦夫每天买报纸的那个位置放下椅子，摊开那块塑料布，便有一辆自行车到面前，骑车人扔下一包报纸后，点点头便走了。傅索安把报纸在塑料布上摆开，坐在椅子上开始卖报。不一会儿，另外几个报贩也来了，各人自己找了个位置，摊开报纸，等候主顾。 

6点40分，傅索安估计尤里·巴甫伦夫要来了，便悄悄取出毒药枪，卷在一份报纸里面，然后拿了一颗“糖果”，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她刚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见身高体壮的尤里·巴甫伦夫在马路对面气定神闲地踱着方步往这边走来，身后跟着两个比他矮一个头的保镖。傅索安马上把卷着毒药枪的那份报纸成喇叭状握在手里，朝行人轻轻晃动着。东京报贩不兴吆喝，这个动作就是招睐顾客。一个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驻步，买了一份《东京湾时报》。 

他刚走，尤里·巴甫伦夫已经来到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张纸币，说着蹩脚的日语：“请给我一份《东京晨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伦夫的面部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两尺，如果开枪，显然起不到效果，还有可能会被察觉。要想达到效果，除非站起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保镖马上会作出反应！傅索安叹一口气，只得放弃计划，把报纸和零钱一起递给尤里·巴甫伦夫，冲对方嫣然一笑，用日语说了声“谢谢”。 

尤里·巴甫伦夫对女性特别注意，他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张俏丽的脸蛋，眼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居高临下对着对着傅索安审视了几秒钟，开腔问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我来自香港。”她牢牢地记着克格勃专家的关照，不说“中国人”，而说“香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对外都不称“中国”而称“香港”的。 

尤里·巴甫伦夫点点头，鼻音重重地“晤”了一声，和保镖一起上了天桥。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懊恼万分地把那份卷着毒药枪的报纸放进了装报纸的帆布袋。此后两个小时，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着天桥上的那几个擦皮鞋摊头，寻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装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机会了。但现在已不能“转行”了，否则定会引起怀疑的。 

就这样，傅索安一直到卖完报纸收摊走路，还是没能想出什么方案来。往回走的时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没有限定时间，还有回旋的余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图。傅索安走到拐弯角时，忽然从后面走来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定睛一看，认出是那个欧洲男子。对方开口问她还要提供什么帮助，她说现在不需要什么，但是从今天起每天晚上8点钟都必须去街心花园和她见面。对方连连点头，说着英语：“明白！明白！”然后迅速离去。两人接触不过十秒钟，在旁人眼里，这是一次生活中常见的问路。 

此后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叮天桥下卖报，尤里·巴甫伦夫也每天从她手里买报，他盯着她看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显然头脑里已经在动起了想入非非的脑筋。傅索安对于尤里·巴甫伦夫，就像一个猎手隔河面对着极想猎获的猎狗，徒然渴望而又无可奈何。 

每天晚上8点，傅索安准时去街心花园赴约，因为没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个欧洲男于说话，眼神一对，微微摇头便走开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闷闷不乐地从街心花园往固关家走时，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车撞人而引发的三人吵架，她心里突然一动：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 

二十四小时后，傅索安和那个欧洲男子在街心花园见面，她向对方作了交代后，问实施起来是否有困难。对方沉思了一会，说“没问题！请您说个时间。”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点50分，请来人看我的暗号行事。事成之后；请安排我立即离开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愿您获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这个日子，无论是号码还是星期排列，都是欧洲人所深感忌讳的，许多人把这类“13”和“一”相逢的日子称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国的风水先生所说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伦夫就是这天被刺身亡的。 

这天早晨，尤里·巴甫伦夫和往常一样，在6点45分左右来到阿谷町天桥下，径直走到博索安的报摊前，扔下钞票买《东京晨报》。傅索安送上报纸和零钱时，一双眼睛显露出娇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伦夫见状，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用俄语嘟哝了一句：“真是诱人的东方美人啊！”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语。 

尤里·巴甫伦夫走上天桥，在一个擦皮鞋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两个保镖一左一右分站两侧，两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各人一侧的那个通道口。尤里·巴甫伦夫开始看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天他竟一反常态，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点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着，这为傅索安的行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掩护。一只皮鞋刚擦到一半，忽然从天桥下传来争吵声，那是傅索安和两个日本大汉为了对方走路时踩脏了塑料布而引发的。傅索安铜铃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语，马上使尤里·巴甫伦夫辨别出这是谁了，他放下报纸，把脸转向那个方向。就在这时“啪”的一声，傅索安挨了一个大汉一记重重的耳光，她尖声大叫，拔腿就往天桥上逃，手里很“自然”地拿着一份卷拢的报纸。那两个大汉嘴里骂骂咧咧，在后面紧追不舍。 

傅索安逃上天桥，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奔来，一脸惊惧，嘴里用日语大声叫着“救命”。尤里·巴甫伦夫见状，马上作出反应，指着傅索安：“过来……拦住！” 

过来——是招呼傅索安；拦转—是对保镖下的命令，让拦住后面那二位。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已经赶上傅索安，飞起一脚踢在她的臀部，傅索安尖呼一声，整个身于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跌冲过来。两个保镖已经上去挡住两名大汉，尤里·巴甫伦夫急忙把搁在架子上擦皮鞋的那只脚放到地下，想起来扶住傅索安。就在这时，傅索安隔着报纸按下了毒药枪的按钮，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化成一股淡雾，直袭尤里·巴甫伦夫的脸部。几乎是同时，尤里·巴甫伦夫一声不响地栽倒下来，正压在擦皮鞋者的身上，引出一阵负痛的狂叫。傅索安也“立足不稳”而摔倒在地下，借机把毒药枪塞进怀里，将报纸扔在一边，以示“无辜”。两个保镖听见叫声，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奔过来扶尤里·巴甫伦夫。两个日本大汉不肯罢休，犹良奔过来要打傅索安，迫得后者爬起往桥下奔逃，拦下一辆出租汽车（也是预先安排的）上去狂叫“快开”。汽车急驶而去，傅索安马上吸解毒药，然后将毒药枪、解毒药交给司机，下车拦住另一辆出租汽车，直奔羽田机常却说尤里·巴甫伦夫被送到医院时，早已气绝身亡。那两个保镖这才想起报告警方。东京警视厅派员赶赴医院，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死者家属，一面调查傅索安和那两个日本大汉的下落，同时传讯了那几个在场的擦皮鞋人。尤里·巴甫伦夫的妻子赶到医院后，同意解剖死者尸体。结果，经法医验检，认定尤里·巴甫伦夫死于心肌梗塞。于是，东京各方撤回了所有调查人员。而此时，傅索安早已飞离东京了。

参与辨认林彪尸体

傅索安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在温都尔汗三叉戟飞机坠毁地，克格勃专家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进沸水中煮。

转眼到了1971年。傅索安已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一年多，并被派往国外执行过多次间谍任务了。10月中旬，傅索安又被调到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任教官。这天晚上，傅索安刚准备洗个澡后看电视时，电话铃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她迟迟疑疑地望着电话机，不肯伸手去取耳机。因为极少有人在晚上给她打电话，铃声执拗地响着，她在无可奈何中终于拿起了耳机。

电话是学校政治委员打来的，只有一句话：“傅，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

傅索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校部，一踏进政治委员办公室，那个有着克格勃少将军衔的中年秃顶男子便把一纸电传递给她：“傅，你看一下，五分钟以前，从莫斯科发过来的。”

傅索安定睛一看，电传内容是让她阅到这个命令后，立刻去喀山澳托尔军用机场，当晚22时45分左右，将有一架伊尔运输机从莫斯科飞来，她即登上该机，具体任务由在这架飞机上的伊凡诺夫上校向她交代。

伊凡诺夫拿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边指点边向傅索安作了叙述，也就是交代任务：1971年9月13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牧民被一阵难听的“嗡嗡”声响所惊醒。这时，牧民发现从西南向北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这架飞机在巴图脑尔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片刻，这架飞机在山谷尽头的苏布尔古盆地坠毁，随后燃起了连天大火。

傅索安听得如坠云里雾中，却又不敢发问。这时，伊凡诺夫上校说：“这架在温都尔汗坠毁的飞机，是英国制造的三叉戟运输机，是中国二号人物林彪的座机。”

“啊？！”傅索安大吃一惊，林彪的座机怎么飞出了国境线，又怎么坠毁了？她再也忍耐不住问道：“上面坐着谁？”

“据来自中国的情报，那架飞机上有九名乘员，全部遇难，其中有林彪、林的夫人叶群！林的儿子林立果！”

政治局责成安德罗波夫主席主持查明坠机事件中的九名死者中究竟是否有林彪，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抽调了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痕迹专家、化学专家、摄影专家等，组成了这个调查小组，专门前往坠机现场作调查。至于你，虽然不是专家，但你来自中国，曾是狂热的红卫兵，亲眼见到过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并且有一段时期生活在睁眼就可看见林彪的照片、电影、电视的环境中，头脑中对林彪的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决定让你一起去坠机现场，辨认遗体，作为鉴别依据之一。”

傅索安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明白这层意思了。但她觉得头脑里像是打翻了一盆糨糊，昏昏糊糊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傅索安一行来到了埋葬尸体的地方，那是苏布尔古盆地西北陂的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墓地位于小小南陂，距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整个墓地呈圆形，在十米长、二米宽的空间里，设立了三座坟墓，每座坟墓前都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相同的文字：“中国遇难者之墓”。埋葬时，谁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

墓地上有四个蒙古牧民等着，他们是当时参加埋葬尸体的，现在被召来替克格勃挖掘坟墓。伊凡诺夫上校客气地和他们每个人握手，送给每人一包苏联纸烟，用流利的蒙古语向他们询问了当时埋葬尸体的情况，然后下令把三座坟墓全部挖开。上校强调：“牧民弟兄们，请千万手下留情，不要损坏了尸体，以免影响我们的鉴别工作。”说完后又用俄语嘀咕了一句：“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摄像机又打开了，拍摄了挖掘尸体的全过程。坟墓的土层很浅，不一会九具尸体便全部挖了出来。尸体外面裹着的白布尚未破损，只是已被尸体腐烂时分泌的尸液和泥土弄得肮脏不堪。当尸体全部暴露出来时，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立刻用喷雾器对墓穴进行细致的消毒。消毒后，伊凡诺夫下令开始检查，尸体外面的白布很快就被刀子割开了。专家对尸体直接喷洒了消毒液后，伊凡诺夫对傅索安说：“傅，现在，你去辨认，看这九具尸体中哪具比较像林彪。”

傅索安其实早在观察了，尸体入土已经五个星期，9月中旬气温不算很低，而且墓地低凹，出现渗水现象，因此每具尸体的脸部都已经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她走到尸体近前，一一看下来，叶群那具是长头发，自然马上认出来。傅索安接着认出了右侧墓穴中的林彪尸体：“我想，这是林彪吧。”

这个结果，与牧民叙述当时埋葬尸体时“年龄最大的一个”所埋葬尸体的位置相吻合。

傅索安后来对同乡天津叛逃女知青胡国瑛（同样成为苏联特工）说起这件事时说，她记得林彪的尸体并未与叶群埋在一个墓穴，而是与一个大个子尸体及另一个中等个子的尸体埋在一处，大个子可能是飞机驾驶员，中个子是否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叶群，与另外两具男尸埋在中间那个墓穴；叶群毛发浓密，由于毛发不易腐烂，所以在已开始腐烂的一堆尸体中显得特别醒目。

伊凡诺夫在和医学专家低声交换意见后，用外科医疗器具切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在随车带来的一口铁锅里，用沸水煮了一阵，消除了全部皮肉及软组织，只剩两个骷髅，然后带走。

这次带回苏联的，还有一个林彪座机上的发动机。克格勃根据发动机上的钢印号码很快就查明那架失事的三叉戟机确是中国从英国进口的运输机。但最后确认死者确是林彪，则是在一个多月后的事：克格勃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予以研究，进行“头骨鉴定”。在精密仪器下，专家发现有几张照片上的林彪头部的右上角有一个伤疤。

头部皮肉极薄，形成如此明显的伤疤的伤口当时肯定会有骨头上留下永难消失的痕迹，专家据此认为：如果从温都尔汗搞回的头骨确是林彪的，那么在相应位置应当找得到受伤的痕迹。经验查，果然发现骨上有受伤痕迹。这样，克格勃便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林彪死于‘九·一三事件’”的汇报.

女特工之死

当胡国瑛走进病房时，不禁大吃一惊：傅索安已经用被单搓成的布绳把自己吊在窗框上，一命呜呼了！

从这天晚上开始，傅索安的病情恶化了，肝脏部位经常剧烈疼痛，疼得她浑身大汗淋漓，呻吟未绝，有时从床上滚到地下，甚至痛昏过去。尽管布特卡校长当着她的面许诺过让她不受痛苦，但也只有痛到这个时候，医生才准许打止痛针。两天后，医院院长把胡国瑛叫去，对她说：“傅索安接下去的情况将愈加不妙，她会发高烧，说胡话。校部指示，让你随时记录下她在昏迷中所说的胡话内容。”胡国瑛几乎目瞪口呆；傅索安叛逃过来，为克格勃如此卖命，到头来竟还要对她如此？这时，胡国瑛这才真切地理解傅索安在进医院前的一次次谈话中多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表示后悔。胡国瑛马上有了应付主意：到时候弄上几句没头没脑、无关痛痒的话给他们就是了。 

但出乎意外的是，这个“时候”并没有到来。院长找胡国瑛布置绝密任务的次日，傅索安在注射杜冷丁后，精神很好，忽然提出让胡国瑛去图书馆走一趟，给她拿几本长篇小说来。胡国瑛见傅索安要看书，很是高兴，寻思这可以让她分散些注意力，减轻些痛苦。于是，她马上出去了。一刻钟后，当胡国瑛拿着《春青之歌》、《烈火金钢》等五本长篇小说走进病房时，不禁大吃一惊；傅索安已经用被单搓成布绳把自己吊在窗框上，一命呜呼了！墙上，有一个鲜红的大字：悔！这是傅索安割破自己腕部静脉后，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的。 

这次，布特卡校长没有亲自赶来，只有教务处主任代表校部来现场看了看。有人来拍了照片、录像，然后是几名专家来勘查了现场，确认是自杀，但还是解剖了尸体。解剖了之后，一辆卡车载走了傅索安的尸体，没有人知道是运往何处的。后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有传言说是扔进了贝加尔湖。这个传言确实与否，就无法查证了。 

这天，是1974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