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之子朱迈先：为什么被以“匪特”罪处死？

朱自清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29年11月26日，朱自清的原配夫人武仲谦病逝于扬州，留下三子三女。最大的儿子叫朱迈先，小名九儿、阿九。

1925年8月，经好友俞平伯推荐，朱自清只身前往北京清华学校新增设的大学部任教，将妻儿留在南方。

后来，仲谦夫人带着两个最小的儿女去北京，将朱迈先兄妹留在扬州祖父母身边。1933年，朱迈先才被父亲接到北京念书，当时他已是个14岁大小伙子。

朱迈先进了北平城里的崇德中学，他是班上的高才生。比他小两岁的一位同窗学友、日后成了电影界名人的孙道临，在几十年后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没有失去的记忆》中，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学生时代的朱迈先，给人们留下了这位杰出少年的生动形象：

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朱迈先，是文学家朱自清的儿子，他文学修养的根底很厚。一天，汝梅老师讲宋词，就请朱迈先到讲台上为大家念一首苏东坡的作品。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朱迈先稳稳地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写了苏东坡的《念奴娇》。他的粉笔在黑板上飞舞着，遒劲、有力，确有一种“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气势。当他缓缓地吟读着，讲着他的理解时，那宽厚的声音，深沉的眼神，使我心驰神往，进入了一个不寻常的境界。

就因为这一次活动，朱迈先几乎成了我崇拜的人物了。他比我大两岁，体胖，高大，蓬松的头发，粗重的双肩，浓密的胡茬……一次，他借给我一本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扉页上有幅尼采的照片，我发现那浓眉下的眼睛，竟和他有些相像。只不过他的眼神不是那么冷峻，而是在深沉之外，又显得那么仁厚，有些怅惘。

当朱迈先负责编辑一个由学生自治会出版的大型刊物《崇德学生》，希望我写些稿件，就在他的鼓励下，我尝试着写了第一篇作品。

这样一个才华初露的文学少年，在那救亡图存的风云年代里，成了北平学界抗日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为抗议国民党政府纵容汉奸势力、阴谋“华北自治”的卖国投降政策，在北平学联的组织下，已经是“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的朱迈先，与千万热血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面对挥舞大刀水龙的军警马队，经受住了腥风血雨的考验。

当时，身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曾代表校方去“劝阻”参加游行的学生。但当朱自清目睹学生不怕牺牲的斗争场面时，深受感动，情不自禁走进了游行队伍，和他们一起表达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义愤。

16日当晚，朱自清还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观感：“最近两次游行，地方政府对爱国学生之手段，殊过残酷。”

他的大女儿采芷因参加“非法游行”被教会女中开除，朱自清没有对孩子说一句责备的话，而是悄悄地为她办了转学手续。

正是在大时代的浪潮冲荡和这样的家庭影响下，早熟的朱迈先迅速成长起来。1936年，还在读高中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春，朱迈先与同学摄于清华园，前排右二为朱迈先。

加入“友军”广西起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决定派一批人南下，朱迈先回到扬州。尚未中学毕业的他，就读于他父亲的母校江苏省立扬州中学。

在那里，他一面读书，一面为中共工作，受命担任中共地下党支委。当年10月，才19岁的朱迈先被任命为中共扬州特支书记。11月，战争形势更加紧迫，他同陈素、江上青等人参加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以下简称“江文团”），离开扬州，迁往内地宣传抗日。

1938年，“江文团”抵达安徽六安，担任该团地下党支书的陈素先后与中共长江局和安徽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根据当时中共提出的“到友军中去，到敌人后方去”的工作方针，经长江局批准，“江文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到广西后重新成立31军，隶属16集团军，在桂林、桂平一带休整。

1939年，该集团军参加桂南会战。1940年10月，31军收复龙州，朱迈先时任131师391团上尉。

1942年，131师调防南宁。1944年，参加桂柳会战，与46军170师共同担任桂林城防守备部队。

桂林城失守后，131师残部退至东兰县整训，次年初又合并到46军，隶属第二方面军。朱迈先被派到新19师工作，在师长蒋雄手下任政治科中校科长兼政工队长。

抗战胜利后，蒋雄部队开往海南岛三亚港，朱迈先因病在海军医院住院治疗时，认识了护士傅丽卿，两个漂泊天涯的年轻人产生了感情。

与父亲失散了8年的朱迈先，这时才同自云南复员回北京的朱自清联络上，接连收到了寄自清华园的两封家书。爸爸在信中倾诉了对儿子的深切思念，关心他的身体，并询问他是否有了女友，在条件许可时应尽快结束单身生活。

朱迈先将家书给傅丽卿看，并向她求婚。傅小姐才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早对这位年轻军官有好感的她答应了朱迈先的请求。

1946年10月，他俩办了婚事，婚后生活十分融洽。时值内战重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岁月，国民党军政人员利用职权捞外快、发国难财，腐败成风。朱迈先每月90元的薪金只够买黑市花生油两斤，因此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苦。

朱迈先一心想带着新媳妇回北京去见家人，别说连路费没有着落，就连一件像样的衣裳也买不起。他曾对妻子说：“同我结合，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别人按我目前的职位，做点生意捞两把是不成问题的，但我父亲是名教授，我又是他的长子，我不能往他脸上抹黑，不能玷污了清白家世的名声。”

这番肺腑之言，同朱自清在贫病交加中拒绝受领美国救济粮的风骨，可谓一脉相承。

1948年8月，朱自清去世，朱迈先远赴北京奔丧。办完父亲的后事，他经姑父周翕庭介绍到国民党后勤总署组训司任秘书，在南京工作了段时间。

1949年，机关迁往广州，后又拟迁重庆，因傅丽卿不愿去重庆，由老上级蒋雄师长介绍，朱迈先到蒋雄任专员的广西桂北第八专署任秘书。

1949年12月，朱迈先代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向中共的桂林市政府联系起义，获得成功。朱迈先随桂北军区司令周祖晃等7000余人在桂北接受和平改编。

是年底，朱迈先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结业后，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学任教。

1925年，朱自清（左一）与长子朱迈先（右一）、长女朱采芷合影。

时代蜕变中的人生悲剧

1950年12月“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蒋雄被捕，同时也逮捕了朱迈先，后被押送至蒋雄家乡湖南新宁县。次年11月，新宁县法庭以“国民党土匪特务”罪判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

朱迈先当年33岁，去世之时，距毛泽东褒扬他父亲“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那篇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已发表了两年零三个月。

朱迈先身后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男一女3个幼小的孩子，生活艰难、处境困顿可想而知。

当年，在朱迈先被捕之初，傅丽卿曾向朱自清遗孀陈竹隐夫人求助，每月工资只有60元、膝下也有3个儿女需要抚养的婆母，立即寄30元给儿媳救急。此后一年中，也按月寄20或30元，并劝慰她放宽心胸，抚育好子女，直到傅丽卿在广西省立医院找到了工作，才停止接济。

傅丽卿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朱迈先死后的30余年里，她多方申诉，为他平反而奔走。直到1984年，各地贯彻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新形势下，新宁县法院才认真复查旧案，承认1951年的判决书纯属错判，恢复朱迈先起义人员的名誉，澄清事实真相。

1980年代初，年近花甲的傅丽卿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千里迢迢去北京探亲，这是她同朱迈先结婚后36年第一次跨进朱家门。她无比激动地拜见思念已久的婆母和弟妹们，孩子和媳妇也叩见奶奶和叔叔、姑姑。沐浴在历史新时期的温馨阳光下，朱自清的家属们才实现了真正的大团圆。

在北京西郊的福安公墓里，傅丽卿带领孩子们在刻着“故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字样的黑色墓碑前长跪不起。

傅丽卿含着热泪向公公的亡灵献花与默悼：“敬爱的父亲，长媳丽卿同孙儿寿康、寿嵩及孙媳佩玲给父亲、爷爷吊祭来了。您的长子朱迈先没有玷辱您的令名，他的冤案已得昭雪。请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