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建军校却为何培养出一众反贼，清廷：我也无奈

　　18世纪，英、法、德等国通过接连不断的战争总结出了一套关于正规军队的训练方法，并以此为标准建立军事学院，大规模培养军事人才。到了近代，八旗兵早就被宗禄养得肥头大耳，强盛一时的汉绿营也在18世纪后弊病加重。对此恶况，旧有的武举制丝毫起不到换血作用。面对内忧外患，似乎只有推行军事教育近代化改革，才能提高军队战力，为大清再续些许国祚。

一、海军控主导的军事教育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开始有官员将国家兴盛与否与水师挂钩，说“欲图自强，非将旧制水师更为轮船水师不可”。更有甚者以俄国为例，强调俄国正是因为水师强大，才收回各个通商口岸，并使列强们莫不“惮其强盛”。再加上两次鸦片战争，群臣们目睹英法海军仗着新式战舰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清军沿海防线，洋务派官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海军控”。

　　中国最先建立的军事学堂是福州船政学堂，其目的是为新式舰队输送人才。学堂于1867年7月完成，各项功能完备，校区整体分为生活区、工厂区、学校区，拥有教学楼、船坞等各类建筑近90栋。

　　1866年，船政学堂开学后先让学生恶补英语，课程内容上，以算术、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航海理论、航海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为主干课程，科举中的四书五经只作为辅修。船政局还“将水师特务应读之书，应学之技，增购洋籍，加足课程”。随着舰船的加造，学堂招生也越来越多，学生从当初的60人增加到1872年的300余人。学校专门挑选少年对他们进行培养，以期其能成为造船方面的专业技工。

　　福州船政学堂作为首座新式军事学堂，制度上创举之处颇多。首先，招生上不同于只收旗子弟或是功名士子的传统学校，在福州船政学堂只要应试者通过“笔试、口试及验身体、裁体格”等一系列考试，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会被录取。

　　其次在教学方面，福州船政学堂有别于旧式教育重理论的观念，学堂鼓励学生多多参与实践。比如制船专业的学生在一天的学习中，一半的时间进行理论培养，一半的时间用于船厂实操；水师专业的学生则要驾驶教练轮船，在洋人教官的指导下进行训练。

　　最后学堂内部奖罚分明，若考试成绩名列一等，就有奖金10元。普通学生每月也有津贴，以保证其可以脱产学习。对于某些实在蠢笨懒惰的学生，船政大臣会毫不犹豫地开除。

学堂一期驾驶班学员和教习合影（1869年拍摄）

　　随着水师规模的扩大，各地也开始兴办起水师学堂，如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海军的过程中，为“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而创建的天津水师学堂。大家熟知的严复，就在天津水师学堂中担任总教习，培养出如黎元洪、郑汝成、蒋拯、饶怀文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还有因1884年的中法战争水师惨败而建立的江南水师学堂、威海卫水师学堂和昆明湖水师学堂，等等。

二、新旧参半的陆军教育

　　海军教育近代化整得红红火火，可陆军自船政学堂创立20年间竟无一新式学堂成立。这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是分不开的。太平天国灭亡后，淮军系在政治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力为满清统治者所忌惮。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气焰特别嚣张，清政府又不得不早做打算。

　　终于在李鸿章的多方博弈下，北洋武备学堂于1886年建成，教员都是德军军官，学生来自淮军体系的优秀将领和士兵。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反思认为“非思兵少。患在无术也”，因此陆军学堂创立也迎来了新的高潮。

　　1896年12月，光绪帝发布了“武备学堂于各省会一律添设”的谕旨，各省为了适应编练新军人才的需要，相继开办了一批军事学堂，如袁世凯在直隶创办了新建陆军行营武备学堂，张之洞建立了湖北武备学堂。

　　令人惊奇的是，陆军学堂的成立已在事实上对武举制度进行了彻底否定，但武举制度作为军官选拔的主要途径，竟然较长时间内都没有改变。1898年，兵部尚书荣禄上书请求在保留武举乡试会试的前提下，增设武备特科。但这一意见被军机处和兵部双双否决。

　　随即引发了一场针对武举改革的大讨论，最后总理衙门综合各方意见后只对武举个别考试内容进行了微调。就是这样的微调，戊戌变法失败后也被慈禧全面推翻。如今的我们无法想象，在那个“口径即是正义”的年代，清代科举场上竟然还在用弓马石刀作为考察选拔方式。

三、军校成为革命者的根据地

　　随着陆军学堂在全国的普及，各地陆小、武备学校一时间师资力量特别紧张。因此1905年底，大批留日武备生回国后开始担任各类军事学校的教官。他们中的多数人在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归国后肩负着使命在军校中传播民主科学思想，为未来的大革命积蓄力量。

　　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军校成为革命者的根据地，如广东陆军速成学堂中，教员赵声、方紫确等人都是同盟会成员。广东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毕及所中学生200余人也大都加入了同盟会。据统计，1907年，广东陆军各级学校参加同盟会的学生人数占总量的30％以上。更厉害的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一、二、三把手职位均为革命党人把控，校内《民报》、《猛回头》等革命刊物广泛传播，教员甚至设置革命书籍密室，以供学生阅读。

　　所以武昌起义爆发后，军校生成为了革命的重要力量。当武昌工程营营地起义枪声响起，离其最近的陆军测绘学堂学生纷纷翻越学校围墙，“争取枪械，为工程援队”。还有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在教员易成柏的指挥下领取枪支弹药，驻防蛇山阵地，击溃了接连几波敌军袭击。这些军校生们“不顾饥饿，不分昼夜，总是荷枪实弹防敌……疲劳极了，就枕戈倒地睡下”。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起兵响应，各地军校生更是积极参与，他们在战斗中英勇无畏，为推动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末近代军事教育发展极为被动，海军糜烂办水师学堂，陆军被胖揍又建陆军学堂。这种被动使得教育发展不仅处处慢人一步，更重要的是，改革内容新旧交加，成效不好。清政府的瞻前顾后也不无道理，前有淮系地主趁机上位，后有新式军官在军队扩大影响，反观满人，在军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小。对清廷来说，军事教育改革就像是包裹着解药的毒药，不吃立马被内外势力瓜分殆尽，吃了就会逐渐失去对军队的掌控而后患无穷。军事作为上层建筑，忠实地服务于经济基础，清廷的军校最后培养出一票“反贼”，这也确实是无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