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田余庆：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

　　导读：国家统一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然正当的，但历史地看，国家统一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田余庆教授以国土开发与民族发育两方面为线索，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统一问题。就国土开发而言，从西周到秦，中国完成了北方东西两部分的开发、平衡和统一；秦汉以后到元，国土

开发主要在南方，南北发展逐渐走向均衡，最终在元朝实现南北一体，就国土开发来说，南北分裂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元以后，东西部发展差距成为事关统一的关键，国土开发的重点转向西部，但这个任务遗留至今，东西部不平衡依然是统一的隐患。从民族发育角度而言，各民族发展水平在历史上也不一致，应承认各民族有自身发育过程，期间发生过一些冲突和灾难，但回过头看，灾难往往带动历史进步和多民族融合。

　　田余庆先生指出，这两方面不断发展所诱发的矛盾，使中国的统一有张有弛、有缩有盈、有退有进，总体上朝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统一发展。总括起来：西周东周时期最早形成统一观念，奠定中国统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础；秦汉时期创造统治大国的制度基础和治国经验，逐步形成统一规模和传统；隋唐收获十六国以来丰硕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发民族生机；元明清进一步营造统一局面，确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和民族格局，使中国以统一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西部大开发则是巩固中国统一的长远大计。

　　本文作者田余庆先生（已故），生前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以下为文章正文部分。

　　这里要探讨的问题看似普通，但是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和现在国家发展有重要的联系，比如说统一的问题、多民族的问题、大国的问题，都是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这些都是在中国古代史上逐渐形成的。自古以来，“统一”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逐渐形成的。这里要探讨的就是历史上中国是如何形成统一的；各个民族又是如何陆续进入这个统一国家，从而使这个统一国家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如何在统一破裂以后，没有例外地，都能够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内回归统一；怎么样在几千年里从一个低水平、低层次的统一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比较高水平的统一，将来还要进一步有一个更高水平的统一。这个过程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之久，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可以探索。但是这个现象只有中国一家有，在世界上缺乏历史对比，中国人看来反而觉得当然如此，而为什么形成这个状况，探讨理论的内涵做得相对不够。

　　我准备从两个方面、两个线索来探讨。第一个是中国国土开发和国家统一问题。统一是国家形态，国家首先要有一定的领土作为自己的范围，所以国土开发的步伐及状况跟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二个要探讨的是民族发育和国家统一问题。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有一个发育过程，发育过程有时导致民族矛盾，怎么样使这些矛盾走向统一，从而使各个民族一个又一个进入到统一的国家里面来，构成一个大国，这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内部，不是属于外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所以都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这两个方面的发展过程很多时候都是交叉进行的。

　　统一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状况，就是可能由于一时的政治原因国家分裂了，又由于一个什么原因它又统一了，这种情况历史上出现过，它本身跟刚才所说到的，国土开发、民族发育的长期过程，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关系很少。这种统一和分裂往往是比较简单一些，时间比较短一些，看来纷纭复杂，实际解决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出现过分裂的次数很多，各种大分裂中间有一个五代十国的分裂。

　　五代十国是在唐以后，农民起义颠覆了唐政权，在没有一个接替的新的秩序出现的情况下，北方相继出现了五个短的朝代：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统治了中国北方不大的一片地方，没有一个能够跨过长江，统治南方，所以南方形成“十国”。“十国”中又有一个国家在北方，实际上南方只有九国。九国中又有相承相袭问题，局面非常复杂。这个复杂局面是一时的、短暂的政治局面，看来与刚才所说的两个线索没有大直接的关系，虽然政治上纷纭复杂，但收拾起来不难，50年的时间也就澄清下来。分裂状况的出现有时有一些偶然因素、暂时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只能个案地来研究。总体地来看，宏观地来看，只好抓住两个主要的线索来观察，其他一些短暂的东西在这里面就不提了。

　　现在中国统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台湾问题。我觉得台湾问题和我所要讲的两个重要的线索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列强人侵中国所带来的后果，政治因素是最主要的，解决起来，在策略上政治上会有很复杂的斗争。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牵涉到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线索的问题，不包括在我今天要讲的问题之中。

（一）

　　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国土开发和国家统一。

　　国土开发和国家统一是对国家的领土这个要素做一个回顾。首先是什么叫统一，有没有定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目前写文章的人有一个倾向，就是一步一步把统一向前提。传统的说法，国家统一，有自己一套制度来巩固统一，是从秦汉开始。我自己的想法，一个劲儿往前提并不是一个办法，因为越提越渺茫。但是把秦汉作为统一的起点，前面有没有一个必然要统一的趋势，有没有这个阶段，这就是秦汉统一从何而来的问题。我自己的想法是开始从西周算起，西周的大一统是古人的说法，我们科学地分析这个大一统和秦汉的统一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水平是低层次的，但是毕竟也有相同的东西。

　　西周的大一统是从西周分封开始的，西周有一个中央政权，这个中央政权能够实现自己的主权，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范围之内发号施令，让自己的功臣、周室宗亲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到东方去开辟土地。这是一种国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让中国北方的西部和东部都开发出来。如果说西周是统一的开始，那也只是低层次的，不过与秦的统一有直接的内部联系。

　　统一的第一个时期，即统一逐步形成时期，大体上是西周到秦。秦汉以后到元，我认为是中国统一的第二个时期。元以后进人到中国统一的第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地域上来说，统一的范围大体上是中国北方的东西两部。西部是位于渭水流域周人兴起的地方，由中央政权直接统治。东部是要开辟的地区，诸侯国所在地。这两个部分的开辟、发展以至于走向平衡，是这个阶段统一的历史内容和地理界限。秦汉以后到元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中国北方，东部和西部结合在一起，要开发的地区是广大的中国南方。这个过程比前面那个过程要长一些。因为增加了更复杂的民族因素，民族因素是各个民族自身发育问题，是绕不过的。历史需要为此付出时间，1000多年时间。

　　到了元以后，我认为中国的统一，从地域方面来说进人了第三个时期，理当是开发大西部。元以后，实际上在东部的南北，没有再出现分裂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西部。但是元以后中国缺乏能力，缺少开发的条件，比较准确一点说，元以后中国缺乏一个资本主义时代，没有技术力量，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利用中国东部作为基地，把西部开发起来，广大的西部长期处在一个待开发的落后状态。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开发西部是一个大政策，是对中国历史遗留的一个大问题的交代，对中国整体开发的一个交代，而且也是对于中国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开启一个新的起点。西部不开发，处在荒凉的状态，西部又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处在一个开发滞后的状态，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应当继续的。

　　美国在19世纪开发西部，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思考线索在里面。19世纪的美国靠着东部十三州的区域，靠着新英格兰的传统在发展，西部却处在相对的隔绝状态，又有另外一种文化在滋生，长此以往，美国也有可能出现像加拿大——一个英语的加拿大，一个法语的加拿大一样的问题。但是美国大力开发了西部，以至于西部和东部走向平衡，维持了美国今天的国情局面。可是中国缺乏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时代来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留下了一个开发西部的大问题。这是一个总体的线索。

　　现在回过头来具体讲第一个问题，国土开发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国早期国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业，统辖范围西面到渭水流域，东面一直到海，北面是今天北京以北的燕山区域——西周分封的最北一个国家就是燕国，向南到了长江流域。所谓分封，按当时说法叫做“授民、授疆土”，授给你民，这个民是什么人呢？大体上是被征服的殷朝的遗民，还有很多殷朝遗民以外的蛮、夷、戎、狄，他们原来被认为是华夏族以外的民族。有很多地方授民授的并不多，封君、诸侯自己带去一点随从，在这个地方白手起家，叫做“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推着小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开山辟野，慢慢形成基业，从小到大，慢慢形成一个封国。

　　这个时候政治中心在西，在渭水流域，而国家的大量的活动，很有生气的活跃的部分，是在东部的诸侯国家。东西相比，西方是政权所在，命令所出的地方，但是狭小的渭水流域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间，能开发的在当时来说很有局限。东部是冲积的黄土平原，开发起来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难。东部的势力比起西部来是在慢慢超越，以至于西周政权在西部也待不下去，跑到东方来了，这就成为以后的东周。

　　进人东周的时候，东部开发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形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我们今天知道春秋有所谓五霸，五霸以外，比较知名的国家还相当多。大体上说，春秋局面还不是高水平的局面，但是从当时来看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0多年由西周那个“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状态转化成为东周五霸这样一个局面，应当说时间不算太长。因为当时在开发东部的时候所能够使用的工具，基本上是石、木再加上比较贵的青铜工具，铜器因为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而且劳动人手是极其稀少的。在此以前，一个封国，实际上也就是三五十里、七八十里、百来里。国和国之间有大量的空荒的、没人管的、有待开垦的地方，所以国与国也不相连，各干各的。在那么一种落后状态之下，200多年开发出一个春秋局面，应当说这个历史的进步还是可观的。

　　进人东周以后，新问题出现了。原来东部的秩序直接跟西周的宗主国相联系，诸侯受封而来，向周王回报，要朝贡、要觐见，有自己的义务。而现在，西周朝廷搬到东面来了，它也不像西周时候是那么有尊严、有威望的一个朝廷，在洛阳处在和东周诸侯国家一样的状态。东周的诸侯国家，一个一个挨在一起，不免产生矛盾，出现各种纠纷，纠纷往往没有更好的手段可以解决，就是打仗，所以一部春秋战国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这也就说明，分封开创了一种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促进了东部的开发，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开发的国家不能自安其位，彼此冲突。分封的秩序成了旧秩序，在破坏中，走向反面，原来的宗主国家维持不了。代替旧秩序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这是一个长久的探索过程。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治秩序，由于周王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要有一种新的权力来代替。春秋时期出现盟会，某一个诸侯比较强大，比较有影响，他就纠合周围的国家，联合在一起，试图解决面临的问题，方式是盟誓。盟会中用誓约的办法，一条一条的加以解决。这可以说是用盟会的办法代替周王权威，调整国家政治秩序。盟会主持者总是一个强国，强国主持这样的盟会总要为自己谋利益，所以盟约仅仅只能维持一个短暂时间。最早最有名的一个盟会叫做“葵丘之盟”，盟主是齐桓公。这个盟会中留下了盟约五条，五条盟约中与国计民生关系大的、现实性强的，只有一条，叫做“无曲防，无遏籴”。“无曲防”，意思是不要利用水道来为自己谋利益， 对下游的人造成破坏，不要把河流改道，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不只黄河有这个问题，北方各条水相沿的诸侯国彼此攻击的时候，都可以使用水作为一种攻击手段。“无遏籴”，就是不要阻止粮食的自由流通，国家相连，有了饥荒，希望邻国粮食能够有个调剂，互通有无。过去我们看重这个条款，因为直接关系人民生活。

　　现在细想起来，葵丘之盟，一命、二命、三命、四命所说，都不是和百姓生计有关的事情，都是说要维护西周所形成的礼、法秩序。这种礼法秩序是西周分封的时候要求于诸侯的一种根本秩序。礼法连在一起，说明当时的礼法还没有完全分离，实际上也就是一回事。礼和法都是一种约束，后来意义就分化了。一命至四命的要求，包括诸侯国家要维持内部稳定，不要擅自改变继承人，因为按西周宗法制度，继承是有一定的规矩要遵循的。比如说按“嫡长制”立下了你的继承人，你就不要擅自改变，立嗣人选和过程是周王所认可的，你擅自改变就违抗了周王，造成继承方面的不稳定。比如说，为了维持礼法制度，不能以妾为妻，妻和妾的身份地位影响整个统治秩序，不应该擅自改变嫡庶的次序，等等。还包括用贤人。前面四命，就是这些内容。第五命包含两款，一款就是上面说的“无曲防，无遏籴”，还有一款就是说不要封而不告。在分封制度中，诸侯国也有自己向下属的分封，这个分封要得到周王的许可，要报告周王。这还是礼法秩序。

　　当时的盟会中，诸侯所感觉到他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国计民生，有比这个更大的，就是礼法秩序破坏的问题。礼法秩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尊王，尊王就是尊周王，尊周王就是尊周公所定下的秩序，使之在自己国内能够稳定。诸侯最大的心愿在这个地方。吴和越在西周的时候还是化外，被认为是荆蛮，不属于华夏。春秋末年，吴和越也趁着中原乱的时候，跑到中原来争霸权，一个是吴王夫差，一个是越王勾践。这说明号令不能自天子出，周王等同于一个诸侯国，还没有诸侯国的实力。诸侯国要自己维持秩序，又要打出周王的名号，因为没有新的名号能够代替它。这当然不能维持长久。要变，还没有找到一个办法。西周原来被认为是一种统一状态，开发了东部以后，反而使统一走向自己的反面，到处是分裂的现象，还找不到出路。

　　再看战国的情况。战国跟春秋，我们统称东周，实际上是一个时代分成前后两段而已。春秋这个时代大概过了300年，就是暂时在盟会状态之中维持秩序，局势慢慢就有一种变化。最大的变化出现于公元前403年，这一年，西周分封秩序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就是所谓三家分晋。晋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大国，经过了长期发展过程之后，晋国内部秩序没有维持住，盟会也阻止不了晋国内部的分化，这个诸侯被他底下的三家给颠覆了，所以叫做三家分晋。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偶然事件，但是却是西周分封制度破坏的一个大标志。

　　接踵而来就有一点像多米诺骨牌，一个又一个事件接题而来，三五十年出现一个。把几个大问题，几个年代一排比，可以看得出来秩序上的变化：公元前403年，这是三家分晋。到了公元前386年，齐国又出了问题，齐国本来是受封于西周的姜氏，姜氏的齐国被下面的田氏所取代，这件事和三家分晋挨得很近。到公元前334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事情，两个强大的诸侯国，一个魏国、一个齐国，在徐州相约称王。称王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在此之前只有周室，周天子叫做周王，被封的国家最多只能称公，这是一个封建秩序中的等级问题。“徐州相王”说明诸侯也叫做王，意思是说和周天子是平起平坐的，而周天子则只是逃亡到洛阳来的一个流亡政府，没有实力。诸侯与周王名分上平起平坐，实力上超越周王，周的秩序更进一步破坏了。

　　公元前288年，又出现了一个现象，两个强国，西方的秦，东方的齐，齐秦两个强国彼此相约，不称王了，改称为帝。在古人的观念里，三皇五帝的帝，实际上已经进入人神之间，超越世俗的统治者，把周王压到自己的脚底下。这个事情的出现是一个象征，就是王之上还要出现一个新的名号，才能维持秩序。齐秦互帝出现了一下，又取消了，条件还不够成熟。再到公元前256年，一个后起的强国——秦国，冒冒失失的强国，又是个野性比较强的强国，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居然从西面跑到东面，把周王灭掉了。周不存在了，大家都是王，王以上必然要产生新的统治者，必然要出现一个帝。不能是两个帝，只能是一个帝，这一个帝谁来做？战国后期，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惟一独尊的帝的出现创造条件、敲锣打鼓。

　　从这里我们联系到当时舆论的动向，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诸子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现象内容丰富，研究思想史，研究各种历史的都很重视百家争鸣的内容。我在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新秩序的出现所需要的政治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诸子百家和后来形成的政治局面之间的关系。周的分封秩序破坏以后，用什么秩序来代替，春秋盟会没能解决，战国时候硬打硬的打法，彼此抬高地位的办法也还没能解决。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而解决以后又是个什么状态，应当给未来的新秩序设想一些蓝图。诸子百家中间有许多设计社会政治走向的学说，实际上就是为未来的统一描绘蓝图，制造舆论。

　　比如“九州说”，中国政区的划分，不是一个国。一个地区分开，而是用九个州来区分。九个州是在西周分封的地域之内划分的，从北到南有冀州、青州、克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从这里进人关内还有雍州、梁州。这九个州的名字并不是在过去都存在，过去也不是这样区划开来的，这是战国时人自己的设想，还说是当年夏禹治水的时候巡行天下，已经把这九个州划开了，所以叫禹贡九州。禹贡九州之说就成为一种将来要形成的国家的行政区划。实际上秦汉统一以后也超越了北方所有的九州而到了南方。

　　将来形成的新的秩序应该是继承夏、商、周的，而夏、商、周被模糊地认为是华夏的一统王朝，那么就有人想到今后的制度也应当沿续夏、商、周。这个一统又要给它设计一个新的形式，中心区域是中央直辖，叫做王畿。王畿之外有一个圈圈包围着，这就是中央所必须配置的势力，也可以是诸侯。在这个层次之外又有第三个圈圈，这个圈圈应该是可以用绥靖的手段把秩序安定下来。第四个层次，则是可以用一些约定的办法保持联系。到最外一个层次，就是少数民族，蛮夷戎狄，他们住在外头，叫做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五个层次当时叫做五服，就是匈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也是一种对未来政区的设想。整整齐齐的五服自然是做不到的。这只是战国时候为将要出现的新秩序的一种说法。

　　从理论上说， 夏、商、周以后应当出现一个新的朝代，朝代的代替有没有规律可循呢？有人从这个方面思考，出现了所谓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认为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一种秩序代替另一种秩序，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用德来表示，形象化来说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用五行来表示五种秩序的代替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五行相克，也有人认为是五行相生。秦统一以后，用五行相克的说法，认为在五德终始里头，周的德是火德，克火的是水，所以秦统一以后标榜自己是水德，与水德相应的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表征，包括颜色、数字、历法变化等等。拿历法来说，夏历，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阴阳合历的农历据说是夏代所使用的历法。夏代以后，商有商的历法，周有周的历法，实际上是同一种历法相因相革。夏历正月为岁首，可是商的历法就不是用正月为岁首，它是用十二月为岁首，到周的时候，它用的是十一月为岁首。到了秦，它觉得要继承这个东西，按这个东西的变化规律来说，秦的岁首必然是十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历史上记载秦的年月，都是以十月为岁首，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改回到正月。这也是一种为统一地继承夏、商、周的秩序而设计的秩序。至于民间社会秩序，也有一种办法，就是主张井田制。农民总是要有土地种，分土地得有一个办法，把它系统化，把它规整化，把它理想化，因而形成井田制。

　　看来，这种历史的铺垫，为秦汉的出现，为这个统一国家的出现，呼唤了几百年。秦的统一，上面有周制作为源头，中间有各种设想、各种蓝图，最后形成了秦的统一制度。当然秦的统一不光是一个历史的因革而已。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所组成的国家，能够接受这个统一，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同样一种文字，同样一种历法，同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对于战国诸子的思想舆论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文化才是中国统一真正的凝固剂。这样就为秦朝建立统一制度打下了基础。秦的统一，说起来是十年统一战争，实际上是水到渠成，并没有太大的战争，确实是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历史铺垫造成的必然结果。由西周那种我们把它说成是统一，而且古人还认为是夏、商、周相沿一贯的统一，到我们认为确实的、比较有内容的秦汉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统一过程的第一个时期。

　　与周代的制度相比，秦汉所形成的统一否定了分封制，但是又不是绝对否定。分封制其实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最高统治世袭，世袭者最可靠的亲信就是自己的血亲。有了这样一个原因，他认为自己最安全的保证就是由他的血亲来控制局面，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分封制度。后来分封制度造成了那么大的祸害，要取消。但是取消以后，统治者仍然是世袭的，他仍然认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还得有分封。秦统一以后，不得不把分封制作为一个最大的对立面予以否决，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但实际上在以后的朝代，为了最高统治的需要，分封制的因素还不断出现，就连西汉也是这样。

　　西汉跟着汉王刘邦打天下，与其平起平坐的，都是这个王那个王，地位上没有太大差别，所以刘邦做了天子，只好把这些人都封为王。到后来尾大不掉，一个个都叛变。封异姓王不可靠，就改封同姓王。同姓王后来也不可靠，而分封制度还又有必要，于是就限制封君的权力。最后定下来，分封只到侯一级，侯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县，侯国的全部租税所人由这个候所有，侯国的行政权是归中央政府的，侯国的官员由中央派，用这个办法暂时解决了问题。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分封制，因为这是君主世袭制下被认为最可靠的一种统治秩序，只是具体办法各有不同。

　　秦汉统一帝国，这样一个帝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军事—政治帝国。古希腊、 古罗马，成吉思汗、拿破仑等等都形成过军事征服，形成过一时的大帝国，但是这些大帝国到后来分崩离析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大帝国没有像中国出现秦汉大帝国之前那么一种几百年来历史的铺垫，没有这样一种坚牢的基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在进人中国，统治中国之前，它在欧洲、在中亚、 在西亚建立了几个汗国，这些汗国有的也延续了很多年。但是蒙古人的业绩只留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其他地方所建立的汗国一个一个崩溃了。蒙古人自己的归宿还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中国相邻还有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中国的土地，才有建立统一大国的传统和完备的制度，能够让蒙古族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朝代传承久远。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秦统一以后，对开发国上做过一件大事，就是迁徙七种共50万身份低下的或犯了罪的人， 到岭南去戍守，叫做“七科谪”。这是一件大事。从开发中国的边疆土地来说，一拨一拨去是比较常规的。只有这一次是一个大的行动，从中国北方，一支50万人的戍卒被派到了岭南，把中国南方的国土一直推进到南海边上，把长江和珠江之间大片的还没有开发的土地，包括生息其中的各族人民，一次圈到中国范围里面来。这对中国以后逐步开发南方起了很大作用。50万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数字，50万七科谪的人到了岭南以后，一方面必然要同化到当地的越人里面去，另外一方面这50万人在当地越人中间势必会起到传播中原华夏文化的作用，对岭南的开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在广州发现了许多汉代南粤王的遗迹，包括宫殿在内，所涉及的人，他们本人或他们先人就是七科谪的时候到南方去的人。秦汉通西域，交通西南夷，也起了这种作用，但后代反复较多，与戍岭南不大一样。当然，南方的开发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南方处在落后状态，又有很多民族存在，跟北方交融不那么容易完成。所以统一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之下出现分裂，三国就是这样出现的。

　　三国鼎立的状况，只能出现在长江边上。从北向南开发，这个地带开发的是比较早一些。只有这个地带才有可能在此时出现相对独立的国家，和北方对抗，出现一种割据。另外一方面，这个地带的发达程度也还不是很高，不能长期脱离北方，所以它能够存在的割据时间不是一个长时期，而是一个短时期。此时之所以有三国，具体说来是因为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动乱。大量的北方人口向南迁移，长江沿岸、南北两面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区域：一个是扬州，就是江东地区，开发得早一些；一个是荆州，就是今天的两湖区域；一个是益州，实际上是成都平原。这三个区域在东汉时候人口增加很多。东汉人口是大量减少的，从西汉的六千万一下减少到一两千万，后来慢慢地增加，到后期才接近西汉的水平。东汉北方各个州郡普遍减员，只有扬州、荆州、益州增员，而且增得很多，扬州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三四十，荆州百分之六七十，益州百分之六十。这个地区的发展，从人口来看，速度是相当快的。以后魏、蜀、吴三国争权的时候，荆州为什么没有能够出现一个国家呢？因为荆州处在一个四战的地理环境，不可能长期立国，所以荆州就是跟着吴国、蜀国一起和北方对抗。这是在中国南方开发中间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一段插曲。

　　南方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开发中的南方曾经两次支持过北方政权的偏安，一次是东晋，一次是南宋。没有南方的发展，不足以支持偏安政权。南方要是蛮荒一片的话，政权在这里就没有立足的余地。反过来说，要是南方的开发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南北的交往已经不可阻隔，在南北不可分割的情况之下，要在南方搞一个偏安也不容易，因为这个偏安也偏不成，割据割不了，南北是一起的。所以恰恰是在南方的发展中间，是在和北方差距缩小的过程中间，足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没有达到和北方完全平衡的状态，还可以搞割据，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出现了两次偏安。

　　中华民族历史上，南北不平衡发展中间，所表现出来的分裂的可能性，造成了两次偏安的存在，我觉得对中国历史来讲是一种苦涩的成就。因为毕竟有了南方这个地方，可以使北方的政权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到南方来偏安，而且是延续了很长时期。东晋的偏安连上南朝一共是200多年，南宋的偏安也是100多年。而且在这个偏安政权延续的过程中间，南方由于接纳了一个新的政权，它带来了新的人口，有自己一套规模，有各种机制带动南方进一步开发，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对于南方来说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传统上说，这个政权不是直接被消灭，而是能够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在那儿做一个偏安，这对民族历史来说还算是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毕竟是被打过来的，被追过来的，被逼过来，是在屈辱的状态之下存在，所以又很苦涩。我们的历史，包含着那么多复杂的矛盾的现象让我们去思考。

　　南北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大体上是结束在唐五代之际，因为唐五代的时候，南方的水平已经不低于北方，如果说没有以后又一波的民族问题的出现，中国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但是后面又一个波浪起来，南方又被迫接受一个南宋偏安政权，南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一种潜在的分裂又出现了。元以后中国的历史，从国土开发的角度来说，不存在分裂的可能性。所以过去可以有偏安，有东晋和南宋的偏安，到了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南宋皇帝再想在这里偏安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明朝，明朝被灭以后有一个南明，南明的皇帝也是想搞偏安，但是没有一个皇帝搞成了，在清军的追逐之下，一个一个被消灭掉，出不了一个割据的局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南北一体，已经达到了很难在南方建立偏安局面的状态，所以南明跟过去的东晋，过去的南宋都不一样。从国土开发的角度看，再往后的历史，应当是解决中国发达的东部和落后的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个任务在古代没有条件解决，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缺少一个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到今天要我们这一代来加以解决。

（二）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是民族发育和国家统一。

　　民族发育，我想应该包含汉族在内。中国要是只有华夏族—汉族，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大国。还需要很多其他民族。但是要使很多族在一起，文化水平不一样，生活习俗不一样，历史传统背景不一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国，必然要付出代价，付出一些民族之间的代价，这个在历史上来说是不得不如此的。出现一些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事实，其中也有很多非冲突的、和平的状态，可能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我们考察各民族状况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承认各民族都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不应该只是从我是汉族，你是少数民族，只是从你和我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汉族也有自己发育的过程，也同周边民族形成过冲突。汉族要是不经过五胡十六国的局面搞出一个民族大融合来，汉族还是原来的汉族，那就没有隋唐的局面。因为隋唐时期的发展，包含着大量非汉族的血统，非汉族的文化，非汉族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在里头。所以有人甚至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隋唐国家究竟是汉族的国家，还是汉族和鲜卑族合建的国家？中国并不重视对血统的考虑，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不像英国人一样，计算你是二分之一的血统，四分之一的血统，盎格鲁一撒克森的血统，中国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想法。要承认各族有它自身发育的过程，汉族也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间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的东西。少数民族从一个落后的状态上升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完全自主、自觉是不可能的，总会带来一些冲突，带来一些灾难。把这个灾难的问题放在民族发育总趋势的过程中间、不可避免的过程中间去考虑，就比较能够理性地看待。

　　五胡十六国就是一个最大的典型。五胡主要是循着和平的方式进人中国内地的，大体上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内蒙、辽西辽东。他们由于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有向农业过渡这样一种要求，总是要接近比较方便的农业区，接近农业文化，因此向边塞靠近是一个自然趋势。他们后头有一些比他们更落后的族，也在兴起，这些族把他们向中国内地这个方向推，一波又一波的推动。而中国偏偏又有一些政权，由于边疆的空虚，由于边疆常常受到某些族的侵袭，因此想找一些和自己关系好一点的族来守边，主动把他们招引到边塞地区。种种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原因，造成这个形势。五胡十六国局面开始的时候，五胡都处在更接近内地的地方，一个一个进人到中原。五胡十六国造成破坏，颠覆了西晋。到后来一个代替一个的十六国就不是汉族政权，而是胡族政权，一个胡代替另一个胡，只有极少数例外。

　　我们看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过程，是悲惨的，汉族与胡族所受的痛苦都是很大的。但是看问题毕竟还要从历史的结局来看，这些造成五胡十六国局面的族，失败以后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中国，都留在中国；而且几乎没有多少人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中国边疆地区，大部分都沉淀在内地。后来他们子孙改成了汉姓，文化也是汉族文化，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汉人，汉族因此而强大，而壮大。所以，民族冲突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好接受的，当收获的时候，我们就该想想，荒芜土地的开发好多都是沉淀下来的少数民族做的，汉族经过那么大创伤以后还是那么大的一个族，也是吸收了好多少数民族人口在里面。

　　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就是说，历史的灾难有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应用到中国民族之间所造成的灾难的时候，这句话非常有启发。因为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站在历史灾难中间来观察，而是要站在灾难过去以后，来看看它的后果如何，这个后果往往是历史的进步，来对这个灾难做出补偿，这个补偿超过灾难对民族的作用。有了十六国的大灾难之后，才有了隋唐，没有十六国、北朝这样一段历史的话，隋唐的局面确实形成不了。因为隋唐文化十分兴盛，朝代是很开放的，民族是很开放的。从姓氏来判断，那时少数民族的数量相当大，而且是居于高层领导地位的，文官不少，武将更多，不光是过去的鲜卑，还有后来的突厥、契丹等等。《唐书》人物传中，重要的文武官吏，看姓氏就可以看出来其民族所属。不光是中国，外国文化也不排斥，所谓胡化，有的是新疆文化，有的是新疆以外的文化，还有的是从印度来的文化。这样一个开放的政权，给中国历史带来新血液、新气象。这样的一个政权对中国民族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却是在灾难之后出现的一个政权。

　　看待这个问题往往要从历史的某一个段落终结，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样我们会比较理智一些，不完全处在一种情感之中。这里顺便提到一句，我们爱国主义的提倡当然有重要的作用，爱国主义涉及到民族的时候，应当理智地考虑，有一些事可能在这个方面造成一些不很理智的状态，扬此抑彼，对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感情等等。总而言之，要理性一点。

　　民族融合本身也是一个困难的事，也有很多反复。局部的短期的汉人胡化，是常有的现象，但是总体的、全局的少数民族汉化，是更大的一个潮流。我这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大的民族入侵，所以说是“入侵”，因为在当初向中原打进来的时候是一种入侵，有抵抗，正义、非正义还是存在的，不是抹杀这些东西。三次入侵造成的后果，有几个民族对中国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拓跋鲜卑，没有拓跋鲜卑的作用，就没有隋唐这样一个帝国。一个是蒙古族，蒙古族结束了一次严重的民族对立、国家分裂的局面，蒙古族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国外的，当时所谓色目人的文明。在蒙古族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间，最先依靠的不是汉人，而是色目人。把色目人带到中国来之后，又给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中国的西藏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蒙古人的手里解决了。西藏，追溯历史，关系很深远，从文成公主起。但是那个时候，西藏并没有入版图，还是一个对等的状态，随时可以脱离。唐后期，吐蕃可以一直打到甘肃，打到陕西，把长安也闹得一塌糊涂。真正把西藏作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管起来，作为中央直辖区管起来，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开始。第三个特别有贡献的是满族，是满族解决了中国近代版图的一些困难问题，天山南北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台湾正式进入行政区就是在这个时候。

　　以上是从国土开发、民族发育两个方面看待中国古代统一问题。这两个方面不断发展所诱发的矛盾，使中国的统一有张有弛，有缩有盈，有退有进。但总的来说， 是朝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统一发展。总括起来看，第一，西周东周时期，在统一问题上，最早形成了统一观念，奠定了中国统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础。第二，秦汉时期创造了统治大国的制度基础和治国经验，逐步形成了统一规模、统一传统。在技术手段那么低下的状况之下统治这样一个大国，是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统治这个大国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必须要一个专制主义统治，专制主义到最后形成了专制皇权。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无上皇权，在统治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一旦形成了这样一个制度，一代一代相传，对中国人民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对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欧洲的“朕即国家”比起中国“朕即国家”的现实来说，晚了2000年，2000年以前中国就是“朕即国家”了。由此可知“朕即国家”的观念及其形成的制度、形成的传统，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包袱很沉重。资本主义萌芽萌不出来，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种传统在里面，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需要后代来把它纠正。第三，隋唐收获了十六国以来丰硕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第四，元明清时期进一步营造了统一国家的局面，确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民族分布的格局，使得中国得以以统一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

　　除了国土开发与国家统一、民族发育与国家统一这两个问题以外，我还要简单地谈一下对历史上统一问题的几点认识。

　　第一，统一中国需要华夏族汉族作为一种维系的中心，要是在古代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的民族在里面起作用，没有一个核心来与周围各族相联系的话，这个统一的国家就说不上，不可能形成。有了这样一个核心，就有可能团结那么多民族一起来建立这个国家，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拆不开、打不散的民族集体，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我刚才说到蒙古族，跑到西方去建立那么多的汗国，一直到了欧洲、到了多消河。到了俄罗斯，回过头来还得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安家，而且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其他各族也是这样，有的消失了自己作为民族的存在，但是他们民族的成分已经在中华民族里面有了自己永久的位置。中国政权被颠覆过多少次，但是颠覆以后还有恢复，恢复以后的政权基本上还沿着原来统一的格局，统一的路子。而且最可贵的是颠覆者、征服者最后是被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融化到中华民族里面来了，这是最具有力量的。

　　所以我说，一时的统一的成功是伟大的，千秋历史铸成的民族间的向心力、人民的凝聚力才是统一国家的基石。我们常说文治武功，常把武功这一面看成是中国版图开拓的动因，其实这一面的作用应该是有分寸地看。没有凝聚力量，没有历史的铺垫，武功难以完成，成功以后也难以维持久远。张学良先生在参观台湾延平祠时写过一首诗，他说郑成功“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意思是说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把降表投给南明的永历，永历皇帝是明朝最后的逃亡者，那时候的北方已经是清朝的顺治了。郑成功没有投降到清去，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后来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康熙的时候投降到清。张学良的意思是说，明是前朝，清是后朝，不管是前朝还是后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台湾纳人中国版图的丰功伟绩。我想这里面有张学良个人的身世之感，不管他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坚决主张台湾入版图的。

　　第二，华夏族，也就是汉族本身的维系主要靠文化传承。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辨文化多，辨种族少。其实周族在比较早的时候也不被认为是华夏，因为它在西方，还处在野蛮状态。到后来，在周统治以后的蛮夷戎狄中间，还有所谓姜姓之戎、姬姓之戎，姜、姬都是周的国姓，属于周人的一些原始部落，也被看作是戎。所以蛮夷戎狄的问题在当时主要不是种族的观念，而是文化的观念。少数民族入主以后，最先往往想凭借自己的武力优势来保全自己，维持统治，所以有相当程度的反汉化倾向。但是毕竟在历史中长期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一个处处存在的、天天起作用的文化的影响。

　　女真人反对过汉化，蒙古人也反对过汉化。但是要反汉化，他们就难于维持统治地位，只有汉族文化才能帮他们维持统治。蒙古人在中国建立了元朝以后，就立刻开科取士。有过一个统计数字，元朝开科取士16次，录取的进士是1100多人，其中蒙古人有300多，而蒙古族人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一共是10000多人。所以很快，蒙古人自己也进人到这样一个汉化的潮流里面来了。特别是清朝，清朝文化有两面性，在北京做皇帝，汉化倾向很明显，到承德避暑山庄去则完全是一种满族原来的状态。清政府还立下了规矩，不许满人经商，满汉通婚也是不允许的。这样一些限定并没有影响到以后满族接受比它先进的文化，而且接受以后，它又反馈给这个文化各种各样的创造。满族因为提出了不许族人经商等规定，所以下层的游手好闲的旗人被养起来，知识分子中间却有很多精英成为了不起的学者，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汉族文化，给这个文化增添自己的贡献，这样的精英很多。其实也不光是满族，其他各族也有，唐朝很多诗人就是鲜卑人。

　　第三，是牢固的统一观念，有效的统一制度。公元前的时候，要把一个像汉朝，103个郡国的户口都统计上来，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统计上来的数字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然后来政权腐败了，就不好说。据统计西汉人口有6000多万，每年地方派上计吏专门向皇帝呈报户口和垦田数字，皇帝亲自接受上计。上计吏对朝廷来说是有功之人，留在皇帝身边做郎官。这只是制度中间的一种，其他像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以及其功能的发挥等等，就不细说了。

　　五胡乱华的时候有一个胡族统治者叫石勒，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是要统一中国。他不认识汉字，让别人给他读《汉书》，听到楚汉相争，有人要刘邦把过去六国之后立起来作为自己的帮手跟项羽斗。他听到这个之后立刻感到吃惊，这怎么行呢？这哪是好办法？读书的人接着读下去，读到张良进来，听了这个话，不同意，立刻跟刘邦说这个不行，刘邦就收回成命了。石勒听到这个地方才落下心来，对，还是应当如此。所以说一个胡人统治者，没有文化的人，在建立政权之后，他的心思所在也是中国统一。

　　我们知道三国，魏国居于正统，没问题。蜀国，那么疲弱，天天要打仗，没有别的，只是不打仗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叫做“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吴国，霸业形成很早，但是不敢称王称帝，因为什么呢？它跟中原正统搭不上关系。到最后称了帝，要履行皇帝的仪礼，进行郊祀，孙权不肯，说郊祀应该在“中土”，在中原地区，我们这里不行。司马光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自己“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但是“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不能统一的话，那你这个天子白做了。

　　第四，我说说华夏族—汉族的包容性。这里面要说的东西很多。华夷不是没有防，汉族也不是说生来就是那么开明，也有不平等、偏见存在，也要设防。我说的只是归根结底，华夷之防本身不起作用，汉族本身，从种族意义说来就是一个变数。50年代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很多干部思想不通，内蒙古自治区汉人是多数，蒙古人是少数，汉人说，我们多数，为什么反而要戴上蒙古帽子，不同意。当时周总理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你戴了蒙古的帽子，蒙古也戴了一个中华的帽子。周总理还说，要知道，汉族本身就是杂种。意思就是说长期以来，汉族有包容性，有种族包容性，包容了很多非汉族人民，所以才有今天的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用很通俗的语言说明了很深刻的道理。中国历代，这个包容思想是一直存在的。譬如说，编史的人本来最容易有正朔观念，谁是正统，谁是偏统。但是我们从《二十四史》中间看得出来，好多不是汉族建立的朝代，都列在正史之中。以南北史为例，南史是东晋南朝，南朝宋、齐、梁、陈，汉族建立政权叫做南史；可是北方，鲜卑人的历史同样有北史，有其他的史。南史也好，北史也好，都是二十四史，同样地位的史。后来还有辽史，有金史，有元史，当然也有清史，就是《清史稿》。

　　加上中国没有国教，没有宗教的那种偏见，包容性比较强。没有长期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宗教迫害局部有， 但是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汉族文化处在那么一种开放状况，所以少数民族也比较容易吸收汉族的东西。少数民族带来了自己的土地、带来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也完成了自身的发育，完成了自身历史性的转化。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做了各种各样的贡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民族之防上面去做文章呢？

（四）

　　最后想要讲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是巩固中国统一，消除潜在不统一因素的千年大计。

　　这个问题也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土开发，西部占中国国土一大半，处在待开发、没开发、后开发的状态，东西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而少数民族大部分在西部，所以又存在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我所说的国土开发和民族发育两个问题，都是今天西部开发的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在中国千年大业的大计划中间，能够把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债还上，把中国历史上该做的事情，古人没法做，没有能力做，看不到，而我们能够做，能够看到的事情，兢兢业业把它做下去，花钱，值得。没有西部的开发，没有西部少数民族状况的较大的提升，西部和东部处在统一国家内部的某种不平衡状态始终会存在，这对统一总是一种隐患。

　　搞历史的人，希望能够看到对历史负责的全局观念。西部现象，好多是又有喜又有忧。我听到塔里木河有水了，居延海有水了，非常高兴，历史上的塔里木河、居延海，好像又慢慢地重现。但是后来又听说是行政手段，暂时措施，还不是一个自然生态的恢复。听说祁连山的冰川越来越萎缩了，过去匈奴人唱“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那么一首歌，可见祁连山有那么好的环境。可是祁连山现在不能养牲畜，因为没有树木植被了，因为不可再生的冰川没多少雪水流下来了。青海湖的危机也出现了。我早几年想领略一下敕勒川“风吹草低见牛羊 ”，到敕勒川去了一趟，我感伤的是敕勒川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风吹来，草还盖不到我的鞋。生态的退化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生态的恢复，是最起码的事。千万别为了政绩，走便宜的路，走留下隐患的路。希望我们的西部开发，中国西部土地开发，中国西部民族发育，能够走上一个正规的路子，使得中国的统一大业的巩固，能够走出关键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