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唐朝被饿死的？

　　因为吃饭问题，唐中宗李显发了很大脾气。

　　大唐景龙三年（709年），由于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再次出现粮荒，于是，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带的粮食供应。 

　　没想到，唐中宗却发了好大脾气，他愤怒地说： 

　　“岂有逐粮天子耶？！” 

一、

　　隋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为此，立都长安的隋文帝不得不带着一干王公大臣东移到洛阳就食，因为在当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地窄人稠，所产的粮食在平时就已经难以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一旦出现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关中地区更是经常发生饥荒和“人食人”。

　　鉴于关中地区出产日益不足的困窘，隋朝大业元年（605年），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发动男女百余万开凿通济渠，从而掀开了隋唐大运河的浩瀚工程，以方便立都关中的帝国，方便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

　　由于开凿大运河功臣浩大，隋炀帝又急于求成使得民怨沸腾，因此唐朝人在论及隋朝灭亡原因时，普遍认为大运河工程，是促成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唐朝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二首》中写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在皮日休看来，大运河是惠及千古的交通工程，隋炀帝若不是急于求成滥用民力，其治水之功，甚至不亚于大禹，而大运河的核心功能，是由于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有逐渐向江淮地区转移的趋势，而定都关中地区的隋唐两代，正是通过大运河得以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确保帝国的运转。 

　　而此中，粮食运输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缺粮，一直是困扰隋唐两代帝国的魔咒，隋炀帝为了到江淮流域“就食”，甚至最终被困死扬州。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是此后历代中华帝国的生命线。

　　中华帝国自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开始，此后两千多年间，帝国的首都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来回摆动，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已逐渐不堪重负。 

　　以长安城为例，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在巅峰时期，人口高达百万之巨。 

　　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定都关中长安的隋唐帝国愈发困窘。 

　　618年唐朝建立后，尽管帝国新生，但缺粮的魔咒仍然像隋朝一样，时时困扰着唐朝历代皇帝，随着唐朝逐渐进入盛世，关中地区人口不断膨胀，而粮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摇直上，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最高峰时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705年间，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神龙政变，拥戴太子李显上位，武则天被迫退位，由于武周正式定都洛阳，为了恢复李唐，唐中宗李显于是在第二年（706年）便迫不及待地西迁回到长安。 

　　但是回到长安的第四年（709年），关中地区就由于水旱灾害，再次发生饥荒，尽管唐廷紧急调运山东和江淮地区的谷米，但是由于路途遥远，“牛死十之八九”，而运入长安的粮食却仍然严重不足，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大臣们集体请求唐中宗效仿唐高宗和武则天前例，东迁“就食”洛阳，由此惹得唐中宗发了好大脾气。 

二、

　　但缺粮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帝国。 

　　到了唐玄宗在位时期（712-756年），唐玄宗就有五次由于关中地区缺粮，而迁到洛阳“就食”。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第一次前往洛阳“就食”前，当时长安城内太庙由于梁柱腐朽崩塌，为此唐玄宗认为是上天警示，就犹豫要不要前往洛阳，宰相姚崇于是劝唐玄宗说：

　　“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己备，不可失信。” 

　　姚崇以“不可失信”的名义劝说唐玄宗东迁，但根本原因仍然是“关中不稔”粮食歉收供应不足。就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第五次东迁洛阳“就食”后，唐玄宗终于受不了了，于是，他广召臣下商讨对策。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当时的粮食运输，仅仅是从洛阳含嘉仓转运进入陕西，1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早期长安城每年运粮20万石，就需要运费10万贯；而关中地区在高峰期粮食缺口达400万石，仅仅从洛阳到陕西一带的运粮费，就需要200万贯，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而官吏为了催促运粮更是驱使百姓，使得民怨沸腾。 

　　不仅如此，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通过漕运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百姓的怨恨，以及运粮的损耗，种种原因，使得从隋文帝到唐玄宗的隋唐两代帝国多位皇帝为了“就食”，一直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往返奔波疲于奔命，为此，唐玄宗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对策，一是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二是优化漕运的办法，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对策被付诸实施后，史书记载，按照裴耀卿的改革措施，唐朝在三年间共漕运粮食700万石，仅仅运费就省下了“三十万缗”。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前，通过大运河加陆运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进入关中地区的粮食，每年都能达到200多万石的水平，基本满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从而使得地窄人稠粮少的关中地区得以粮食充裕，唐玄宗终于不用再为了“就食”东迁洛阳了。 

　　唐玄宗为此非常高兴，此后，立了大功的裴耀卿被逐步升至宰相。 

　　而在解决了关中地区吃饭问题的基础上，大唐帝国逐渐进入了开元盛世的最高峰，为此，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帝国长安城。

三、

　　安史之乱，则使得大唐帝国的粮食运输再次进入困境。 

　　755年，安禄山在河北起兵叛唐，“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哥舒翰20万大军兵败潼关后，唐玄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出仓促，唐玄宗一行在离开长安几天后，就遇到了粮食不足的问题，以致当地百姓在献上一些粗粮后，昔日锦衣玉食的皇亲贵戚和王公大臣们，竟然争相用手抓着吃饭。 

　　由于逃亡路上粮食问题越来越突出，太子李亨和大将陈玄礼于是利用禁军的不满情绪和骚动，逼迫唐玄宗处死了奸相杨国忠和杨贵妃，后来，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但杨贵妃之死，并不能拯救大唐帝国的粮食危机，随着安史之乱的持续发酵，叛军开始向位处江淮流域要冲的睢阳城发起了冲击，以求将大唐帝国的粮食生命线彻底掐断。 

　　于是，为了保卫江淮流域这个大唐帝国的粮仓，守卫睢阳城的名将张巡前后坚守两年，与叛军交战400多次，最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

安史之乱中张巡之所以死守睢阳，是为了保护大唐帝国的粮运通道和江淮地区。

　　到了763年，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但是大唐帝国的粮食供应，又出了大问题。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人口，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的891万户、共5291万人，锐减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的293万户、共1692万人，由于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加上人民逃亡南方、或是躲避徭役“匿户”，例如李白就在《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中写道：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这就使得大唐帝国的征税基础锐减了三分之二还多，为了恢复税收，于是到了780年，唐朝开始改变以往按照人头税收的办法，改而实施按照土地征税的“两税法”。 

　　但是随着帝国对于人口等控制力的减弱和财收的锐减，加上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时常割据、阻碍大运河等粮食生命线的运输，这就使得大唐帝国此后时常进入命悬一线的危险境地。 

　　当时，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以后，从关中地区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是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与此同时，不断崛起的吐蕃则趁着唐朝衰弱，不断侵入边境，甚至在763年一度攻占长安，尽管在郭子仪等名将的反击下，吐蕃最终退却，但是为了应对吐蕃的攻击，唐朝却因此不得不在边境陈列大量军队。 

　　当时，吐蕃趁乱占据了唐朝的河西走廊和陇右等地，不仅掠夺了唐朝的大量土地和人口，而且深入到了关中地区的肘腋地带，成为了大唐帝国的心腹重患，此后唐朝与吐蕃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的唐蕃长庆会盟才基本结束。 

　　为了供养规模庞大的防御吐蕃和威慑藩镇的中央军队，唐朝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而粮食供应就是其中的首要问题。

　　唐朝初期，全国军队约为60万；安史之乱后的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军队总数为“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到了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唐朝军队已经扩张到了“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 

　　尽管这时期唐朝中央政府能控制的户口增长到了335万户，但也仅有开元盛世巅峰时期的五分之二左右，户口、财源锐减，但要供养的军队却不断激增，这种“三户资一兵”的沉重枷锁，也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并只有通过加重剥削百姓来解决粮食供应和征税等问题，但这又导致了人民继续逃亡“匿户”等恶性循环和财收继续减少等恶果。  

剧照：大唐余梦

　　当时，为了应对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入侵，在朝廷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大唐西北边境的军队士兵长期处于缺衣少食的境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唐朝中央于是调派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人前往助阵平叛，当时平叛的士兵经过长安，大多携带子弟，希望能得到一些赏赐养家糊口，没想到唐朝中央却仅仅供应粗茶淡饭应付了事，为此泾原士兵大怒说，“我们为朝廷去送死，却连饭都吃不饱！” 

　　于是，暴怒的泾原士兵鼓动着攻破长安城，并杀死唐德宗的皇叔彭王李仅，和唐德宗的皇弟蜀王李溯，还大肆抢掠国库，唐德宗只得带着皇妃和太子等人仓皇出逃，尽管泾原兵变在第二年就被平定，但唐德宗却因此成为了继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第三位被迫逃离长安的大唐皇帝，从此以后，大唐天子的威严更加扫地，中央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而唐德宗经过泾原兵变以后，更加猜忌将领，并大肆重用宦官掌兵，从而为后续宦官控制唐朝中央、多次刺杀皇帝打开了魔鬼之门。 

　　但因为粮食导致的兵变只是开始，泾原兵变三年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当时由于漕运不济，当时关中地区再次爆发粮荒，由于没有饭吃，有的禁军士兵公开解下头巾怒掷在地上说：“把我们束缚在军队中却不给饭吃，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罪人！” 

　　面对禁军的骚动，鉴于泾原兵变导致长安城破、大量皇族被杀的惨剧，唐德宗日夜忧心忡忡，这时，刚好韩滉运送三万斛米进入陕西，在得知消息后，唐德宗喜出望外，特地跑到东宫，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

　　“米己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四、

　　在缺粮的魔咒下，大唐帝国陷入了循环死结。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帝国中央能控制的户口、税源锐减，这就使得唐朝更加加紧了农民的盘剥，为了征收更多粮食，唐朝则更加重农抑商提倡农业，这就使得商品经济始终受到重度的压制，无法为唐朝创造更多税源。

　　在这种愈加“重农抑商”的国策下，农民被压入了恶性贫困的死循环，因为帝国的边境战争、对内威慑藩镇和庞大的军队、政府开支都需要粮食供给，但供给只能是从农业、从农民来，农民不堪重负只能逃亡、“匿户”，这就使得政府收入更加减少，剩下的农民生活更加举步维艰。

　　对此，后来官居宰相的李绅（772－846年），就在广为人知的《悯农二首》中写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的诗歌，正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农民在官府催粮等重压下，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的真实写照。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关中地区大旱粮食歉收；随后贞元十五年（799年）郑滑地区又发洪水，诗人韩愈对于中唐时期的这些民间苦状，也在《归彭城》中纪实地写道： 

　　“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

　　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 

　　民生艰难、长期艰难，于是，就在公元806年，当诗人白居易前往长安，前往拜见著作佐郎顾况时，顾况看着白居易的名字发了好一会呆，然后才说： 

　　“长安米贵，居住不容易啊！” 

　　面对中晚唐时期的民生艰难，白居易又在《杜陵叟》写道：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在这首诗的注释里，白居易特地写道：“伤农夫之困矣。” 

　　鉴于关中地区长期缺粮，加上安史之乱后大量粮食产地被藩镇控制，于是在安史之乱后，国力大为削弱的唐朝中央不得已，将供应军粮的任务转向地方，“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本路自供。”另外，唐朝中央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耗费，还经常将军队分散到地方供养，这就使得地方节度使更加得以从赋税到粮食，更加掌控了军队的命脉，这种将军队供应权下放到地方结果，就是使得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弱干强枝”的不利局面更加突出，从而加剧了藩镇割据和唐朝的衰亡。 

　　在这种内外的困境下，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私盐贩子王仙芝在濮阳（今山东菏泽市鄄城县）起兵；随后875年，另外一位私盐贩子黄巢也在山东菏泽一带起兵响应，而两人得以募集大军，就是因为当时河南、山东地区持续多年大旱，而官府仍然催缴租税、差役，百姓“仍岁饥”，最终导致“盗兴河南”。  

黄巢之乱涉及大江南北，是给予唐朝的最沉重一击。

　　王仙芝死后，黄巢带领军队继续转战四方，并于广明元年（880年）攻陷长安，由于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组织，导致没有稳定的粮食和赋税来源，这支流民军队始终未能稳定在某个根据地，在唐军的反攻下，黄巢军队随后又退出长安继续流徙，由于极度缺粮，黄巢的军队甚至一度以人肉为食，“人大饥，倚死墙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于是粮竭，木皮草根皆尽。” 

　　在唐军的合围下，黄巢最终于中和四年（884年）被杀，但唐末的这次流民起事，却使得唐朝遭受了极大打击，此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而从黄巢军队中叛投唐军的军阀朱温最终日益坐大，控制了唐朝中央。 

　　到了天祐元年（904年），朱温最终强迫唐昭宗，迁都到了更靠近黄河水运的洛阳，以方便接收江淮地区的财赋和“就食”，三年后，公元907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至此，陷入缺粮魔咒的大唐帝国，最终在各种恶性循环中走向灭亡。

　　粮也，命矣，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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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杜海斌：《唐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李维才：《唐代粮食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粮食问题研究

洪蔚：《古代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危机 》

吴宾 党晓虹：《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6期

吴宾 党晓虹：《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分配与粮食安全 》

吴宾 党晓虹：《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对古代粮食安全的影响》

吴宾 党晓虹：《试论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嬗变》

王军 李捍无：《面对古都与自然的失衡：——论生态环境与长安、洛阳的衰落》

蔡云辉：《战争与古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历史考察》

陈东：《唐长安城毁灭的历史地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