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一直安置在租界中。国民党不断加强清洗和围剿，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屡遭摧残和破坏。此时，秦曼云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处主任兼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可谓重任在身。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中央局的办公处，被守候在门口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办公处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以及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和交通员周惠年等，中共江苏省机关随即被破获，书记赵立人和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也遭逮捕。秦曼云被捕后随即成为叛徒(一说后经保释出狱，从此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李竹声亦在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等，接着他又供出了中共另一重要领导人盛忠亮的住址，盛随即在法租界被捕并叛变。这种中央领导相继被捕和叛变的现象(如总书记向忠发、特科“打狗队”队长顾顺章等)不时发生，说明当时中共党组织成分严重不纯，以及党建问题的特别重要。
李竹声、盛忠亮的相继被捕和叛变，给中共中央造成重大损失，党在上海的组织网络几乎瘫痪，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也因此中断。(此前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与莫斯科之间有地下电台联络，邓颖超在奉命去江西前曾与秦曼云商定用专门编制的密码进行通信。)此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共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书记，不幸又于1935年2月被捕，与黄文杰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三十余人。至此，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中央机关被迫撤至苏区。
这里必须说说盛忠亮。此人后来易名盛岳，字伐樵，湖南人，1907年出生，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学生，大革命中参加革命，不久成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秘书、全国学联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盛忠亮因受到北洋政府通缉，被中共北京市委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于1932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和叛变后，盛忠亮曾短暂接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一职。(而当时他的爱人，正是秦曼云。)
据说盛忠亮被捕后曾在受审时一言不发，大有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向“功劳卓著”的叛徒顾顺章求教，顾献上妙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处下手。国民党当局立即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盛忠亮经过秦曼云的苦口劝说，随即折节叛变。
继续说服爱人叛变之后，秦曼云又奉命出庭作证，指证黄文杰等人，结果黄文杰等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关押，随即又被押解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黄文杰、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同志终止了这一时期“被捕就叛变”的现象。在狱中，他们的表现让人敬佩。朱镜我的同乡陈空如(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写信要保释朱镜我，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但是，朱镜我却拒绝了他。国民党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是朱镜我的同窗，他也劝朱镜我自首，可是，遭到了朱镜我的驳斥。朱镜我夫人的叔叔、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次胜，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他要出面保释朱镜我，但是朱镜我同样是不为所动。他也只能说朱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我与干爸爸王鹤寿》一文中描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大奇观，王鹤寿与秦曼云在晚年却握手言和，那位回国的阔太太就是秦曼云。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
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秦曼云于200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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