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蕙兰：从首富千金到大使夫人，再到繁华落幕

黄蕙兰女士的唯一自传

这几天看了黄蕙兰女士的自传《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黄蕙兰女士是民国时期国际知名度仅次于宋美龄的华人女性，她的一生经历丰富，也很传奇。她很长寿，活了整整一百岁（1893年-1993年），她的一百年，也浓缩了近代华人的在国际舞台上历史变迁。

黄蕙兰的祖父黄志信(1835～1907年)曾在福建参加反清复明的小刀会，起义失败后逃离故土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刚到岛上时卖苦力为生，不久慢慢做起了小买卖，因为精明能干，很快生意越做越大。他把爪哇出产的蔗糖和烟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运回印尼。这种海上贸易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世纪末，他已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巨商。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1866～1924年)不仅继承了家业，还将父亲的产业发扬光大。他先后创办了5座大型糖厂，拥有蔗园100万亩，被称为“印尼糖王”。黄氏家族成为东南亚华侨首屈一指的巨富，曾位列世界第十四位富翁。

黄蕙兰的母亲是当时爪哇中国城的第一美女，也是黄仲涵唯一明媒正娶的妻子，她只生了琮兰和蕙兰两个女儿。不过黄仲涵一生据说有十八个姨太太，她们给他生了四十几个孩子。

虽然子女众多，黄仲涵一直非常疼爱嫡出的黄蕙兰。他疼爱黄蕙兰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就是在物质上极力满足她，即便她成年后、结婚后都不例外。

黄家生活奢靡，豪宅占地二百多亩，宛若皇家宫殿，家里有中西两个厨房，光维护房子的仆人就有四十多个。

黄母热爱珠宝，黄蕙兰三岁不到母亲就送了她一条重达八十克拉的钻石项链，有当时的她的拳头那么大！有人说黄母买钻石不是按克拉买，是按斤买！

黄蕙兰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自然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挥金如土的阔小姐。

她没有进过学校念书，都是请老师在家里教，但她天资聪颖，长大后可以说六种语言。她小小年纪就已经随家人周游列国，青少年时代即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之间生活，熟悉西方生活方式。这为她后来在社交界大放异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而小时候家里经常大摆筵席，让她长大后无论是参加还是主办各种宴会，都能从容应对。

成为顾太太

因为黄仲涵身边外室不断，严重伤害了妻子的感情。大女儿琮兰结婚后定居在英国，1918年黄母决定带着小女儿蕙兰离开爪哇岛前往英国定居。

当黄蕙兰离开爪哇的时候，她压根没有想到会一去不回，她后来仅有一次回爪哇还是参加父亲的葬礼。（注：黄和母亲离开后，其父亲因为印尼对华人的歧视和压迫，也离开爪哇定居到了新加坡。）

来到英国后，她和母亲、姐姐、姐夫定居在英国的温布尔顿，在这里黄蕙兰过上了社交仕女的生活。她开着自己的小车，每天忙着参加各种聚会、舞会，尽情享受着社交带来的快乐。

自传中提到，她19岁（27岁）那年，黄蕙兰和母亲前往意大利旅行。此时姐姐琮兰和姐夫在巴黎家中，接待了中国派往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谈的代表团。其中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顾维钧看到了黄蕙兰的照片，很是钟情，而琮兰也有意撮合，于是写信给母亲让火速带妹妹来巴黎。

注：黄蕙兰女士自传中的年龄和百度百科上介绍的年龄有很大出入，百度百科上说她出生于1893年，自传中则说和顾维钧相识结婚的1920年自己只有19岁，也就是出生于1901年，和百度百科相差8岁。另外搜到张学良晚年回忆黄蕙兰时，对她评价不高，有一项就是隐瞒年龄。所以笔者认为百度百科的更准确。

初见面黄蕙兰对顾维钧印象一般，顾当时32岁，留着老式的平头，衣着普通，不会骑马，不会开车，不会跳舞。而且他还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因为无法适应国外生活离婚了，第二任妻子是政坛显要唐绍仪之女，原本感情甚笃，还生了两个孩子，但可惜因病过世了。

但顾维钧后来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官”，他的才能在当时就已经初露锋芒，虽然在代表团里算是较年轻的，但却是二号人物。他的身份、地位、谈吐，让黄蕙兰很是心动。

当黄蕙兰在顾维钧的引导下，体验过靠爸爸的钱享受不到的特权后，涉世不深的她很快沦陷了。

后来黄蕙兰在回忆录里回忆他们刚交往时，她写道：“他的策略之一就是引我看一个新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使我非常动心，这是个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的世界。”

而黄蕙兰的母亲和姐姐都极力赞成两人的婚事，虽然其父亲在派私家侦探对这个未来女婿作了一番调查后，对其有过两次婚史很是介意，但此时他远在新加坡，鞭长莫及，也就反对无效了。

黄母为女儿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包括豪华汽车、金银餐具等。

1920年11月，相识仅数月的两人在欧洲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很多政要都出席了。

于是，黄蕙兰就从首富家的二小姐变成了顾太太、大使夫人。

顾维钧的工作非常忙碌，作为大使夫人，黄蕙兰很快进入了角色。

她衣着时髦，能讲流利的英语、法语，甚至荷兰语，她熟悉西方社交方式，她还有许多名贵珠宝，出入各种名流聚会毫不怯场。

她既有多金的慈父，又有显要的夫婿。婚后的日子里，黄蕙兰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在欧美上流社交圈中。她虽然不是在中国出生长大，但骨子还是认为自己是个华人，她喜欢身着最具中国特色的旗袍出席各种宴会，是当时少数在欧美上流社会被认可和接纳的华人女性，客观地说，她确实为中国增了光，改变了很多人对华人的古板印象。

在自传中，黄蕙兰写道：“我嫁给顾维钧，在他当驻法、驻英、驻美大使期间，我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和各种有趣的人们在一起。”

黄蕙兰对顾维钧的外交事业显然大有裨益。

黄蕙兰陪顾维钧出席各种社交聚会，光彩照人、举止得体的黄蕙兰显然给顾维钧增色不少。黄蕙兰还会在大使馆内举办各种宴会，她的品味和周到让来宾们如沐春风，也提升了顾维钧的国际声望。她被人称赞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而且黄蕙兰经常自掏腰包给顾维钧撑场面。顾维钧担任英国公使时，当时位于波特兰广场的中国使馆颇为破败，黄蕙兰认为有损中国形象，于是自己出钱将其翻修一新。

顾维钧不善穿着打扮，对各国上流社会的种种不熟悉，于是在欧洲生活多年的黄蕙兰便手把手地教他。有了这样一个贤内助，加上顾维钧本身的能力，他的外交声望越来越高。

在国内，黄蕙兰则是当时上流妇女们追捧的时尚风向标，她的着装打扮被处处模仿。她还被美国Vogue杂志评选评为1920-1940年代“最佳着装”的中国女性。她有一件百子旗袍，2019年著名珠宝品牌卡地亚在故宫办展览时还将其进行了展示（黄蕙兰生前是卡地亚的常客），现在这件旗袍还经常被模仿。

除此之外，黄蕙兰还生育了两个儿子，并带大了顾维钧前妻留下的一儿一女，她和四个子女的关系都还不错。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他们联手打造了一个辉煌的外交生涯，但是两人的分歧和隔阂却与日俱增。

黄蕙兰与继女顾菊珍关系颇为融洽，顾菊珍就曾经指出，他们两人太不一样，因而难以指望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两人确实非常不一样，黄蕙兰出生于巨富之家，相比之下顾维钧的家庭顶多算小康了，在美国留学期间，顾维钧还曾经经历过一段清贫的求学生涯。因此顾对黄的奢靡和大手大脚颇有微词，而黄的财富也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一个男人的自尊。

新婚不久后，顾曾经要求黄只佩戴他给她买的首饰，不要佩戴其父母买的首饰，而且要黄接受一辆二手的小汽车，并取消其母亲给她订购的豪华汽车。黄对此无法接受，顾最后也不了了之。

婚后夫妇俩第一次回上海，顾的哥哥给他们租了一处很漂亮的住宅，但是黄并不满意，因为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床板太硬，所以等顾的哥哥一走，她就带着孩子、佣人去她小时候来上海住过的豪华酒店要了一个套房。这让顾维钧很是难堪。

也许是不够爱，也许是自尊心作祟，顾维钧对黄蕙兰的贬低多过欣赏。

顾维钧担任法国大使后，获得经费重新装修了大使馆，让黄蕙兰承担采购布置的任务。黄蕙兰耗费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把自己的一些收藏都拿了出来，布置了一个兼顾中法两国风格的大使馆。完工后黄蕙兰邀请顾维钧观看，结果顾维钧说：“你浪费了十万美金。这简直是个四不像，一点不讨人喜欢。”让黄蕙兰很受打击。

但是不久孔祥熙来大使馆，参观后却说：“这是我见过的全世界最美丽的大使馆。它真正反映了中国。”

在美国一次聚会中，黄蕙兰在主持人的要求下作了一次即兴演讲，反响很好，第一次在公众演讲颇为紧张的黄蕙兰下来后问丈夫的意见，结果顾维钧冷冷回答：“你应该星期天到海德公园，再给自己搬个肥皂箱子站上去。”

只是让顾维钧没想到的是，1952年到1954年间，黄蕙兰连续3年到美国各地巡回演讲，每讲一次1500美元。

黄蕙兰在自传中写道：“我认为他对我有双重的心理。我受到欧洲人的欢迎，被当作他们自己人来看待，即使在贵族富豪中也是如此，对此他愤愤不满。他实在宁愿娶一个温柔、谦恭的小妻子，然而他又得利用我。”

时间久了，黄蕙兰对规格再高的社交活动也已不再兴奋，而他们的感情也更加冷淡了。1956年，当顾维钧卸去“大使”身份（注：此时顾是台wan的美国“大使”），他们婚姻的根基也动摇了。两人于当年开始分居，1959年正式离婚，同年顾维钧与严幼韵结婚。

严幼韵原是另一位外交官杨光泩的遗孀。杨光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与顾维钧多有交集，后来1938年调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领事，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不幸于1942年被日军杀害，后被追封为烈士。

杨光泩之所以被调任菲律宾，就是在伦敦工作期间，黄蕙兰发现其妻严幼韵与顾维钧有染，于是黄蕙兰写信请孔祥熙将杨光泩调到了菲律宾，严幼韵自然也就离开了伦敦。

在黄蕙兰的自传中，语调平和，但一次也没有提到严幼韵的名字，想必是难以释怀的。她提到孙子结婚时，因为听说顾维钧会携严到场，所以她没有参加孙子的婚礼，新婚夫妇只好在教堂仪式后，赶紧又来奶奶的公寓给她磕头行礼。她对顾维钧相信很长时间内都是有怨恨的，他俩离婚后，虽然都在美国，但是几十年里只见过一次面，还是在黄蕙兰母亲的葬礼上。

黄蕙兰认为严的插足是她和顾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自始至终她都认为自己才是名副其实的顾太太，严只能算是侧室。

严幼韵也出了自传，在她那里又是另一番说辞，她指出黄蕙兰和顾维钧本就没有感情，黄蕙兰只是贪图大使夫人的地位，虚荣心作祟，不肯离婚，极力破坏她和顾维钧间真挚的爱情，导致很多年不能相守。

如今当事人都已作古，谁是谁非已很难分辨，不过严插足了黄顾的婚姻应该不假。而严顾结婚后，两人的确恩爱有加，相守余生，直到1985年顾97岁高龄过世，之后严一直活到112岁，如此长寿，晚年应该过得颇为幸福。

后来随着年事渐高，黄蕙兰也慢慢放下了对顾维钧的种种怨怼，有人问过她关于对丈夫的评价时，她只是在自传中轻描淡写地写道：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他，但不是我所需要的丈夫。

回首往事

黄蕙兰的前半生从没操心过钱的事，随时有大把大把的钱。但当1924年父亲突然离世后，曾经源源不断的经济供给就断了。父亲把生意留给了她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当然还是给黄蕙兰及其母亲姐姐留下了相当巨额的遗产。

但是因为战乱、政权更迭，让她的财富大为缩水。虽然后来她曾经靠演讲有了一些收入，但是其经济水平已经无法让她维持曾经的大豪宅、仆役成群的生活了。

晚年的她住在纽约的一套小公寓里，学习做饭，学习自己照顾自己，也慢慢从这些琐碎中发现生活的美好。

她在一次演讲中含着热泪对听众说道：“以前，我一直在别人的怀里，但我一直孤独。而离婚后的现在，我不那么有钱，也始终一个人，陪伴我的经常只有一条狗，可我却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我和自己做了朋友，我和这个世界是一体了。”

当然独居的生活也并不总是美好，年老体弱的她一次遛狗回家，刚开门就遭到入室抢劫，把她房间里的名贵珠宝抢劫一空，让她很是心痛。当然，庆幸的是，她最好的珠宝不在家里，而是存在银行保险柜里，免遭一劫。

但总体来说，她的晚年生活是安静平和的。

1993年12月，黄蕙兰在她的百岁生日当天与世长辞，享年一百岁，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一生传奇的她，连死亡都这么传奇。

逝水流年，终不过人生一场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