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毛泽东：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亲中共的多维报道：“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是毛泽东写给作家的唯一一首诗词，可见丁玲当初所受重视。可文学“风花雪月”，政治却“翻云覆雨”，纠结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丁玲后来也像“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一样被毛泽东点名批判。

丁玲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临澧佘市，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和女儿一起上学，并与后来成为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警予成为好友。丁玲从小就崇拜向警予，称她为“九姨”受她影响很大，“我的小时候受我母亲的影响和她的同学向警予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小学毕业后，丁玲考入湖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后转入提倡妇女解放的周男女中。在周男女中，丁玲深受语文老师、毛泽东同学陈启民鼓励而写出了第一首白话诗，让丁玲从此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她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驱张运动”，并与杨开慧一起参加了毛泽东支持创办的暑假补习班，后又与杨开慧等转入岳云中学，毛泽东对此事称赞道：“男女共学，亦以新生面也”。

寒假时，湖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同学王剑虹来动员丁玲去上海平民女学。于是，1922年2月，丁玲便来到上海平民女学读书。这所平民女学由陈独秀、李达筹备创建，茅盾称其为“是党办的第一个学校……目的是培养一批妇女工作者”，陈独秀、陈望道、茅盾、张太雷、刘少奇等都曾任教。丁玲刚开始对学校课程、社会活动等充满兴趣，但觉得学得不系统不久便和王剑虹一起退学而自学了。虽然丁玲在平民女学没有融入共产党员圈子，但因此却认识了很多共产党员，且在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为她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奠定了基础。

丁玲、王剑虹在自学时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推荐她们去上海大学学习，于是她们便来到了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上海大学被茅盾称为“是党办的第二个学校”，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等共产党员在此任教，秦邦宪、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都曾就读于该校。在这样一个充满共产党员的学校，丁玲也曾想加入共产党并征求瞿秋白的意见但最终还是没有加入，她后来解释道：“我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那时候我常想，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带一个紧箍咒呀。”

因为好友王剑虹和瞿秋白恋爱，丁玲很快离开上海到了北京成了“北漂”，后来与胡也频相识结婚。丁玲在北京一度过得很苦闷，还曾想当电影演员且去试过镜，最终还是拿起笔写起小说，她后来说：“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

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便取材于她投考电影演员的经历，很快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又在叶圣陶鼓励下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丁玲一举成名，后来于1927年2月和胡也频来到上海定居。“从1928年起，胡也频和丁玲就开始阅读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进而读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书”，进而胡也频、丁玲逐渐左倾。胡也频发表了写投奔莫斯科的中篇小说《到M城去》，丁玲则发表了《介绍<到M城去>》及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的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开始写“革命文学”。

再后来，胡也频更加左倾，参加了左联，加入了共产党，还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捕，很快便作为“左联五烈士”被杀。胡也频的牺牲加速了丁玲的“向左转”。不久，她便受邀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标志着她从书斋投入实际战斗，并在1932年加入共产党，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行政书记，丁玲对此后来说：“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以一个作家心灵的感受、痛苦和要求，经过十年的思考和亲身的经验而投到党的怀抱的”。丁玲加入“左联”后很快就创作出了《田家冲》、《水》等革命题材小说，广受好评并在当时及后来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后者被认为是左翼文学当年最优秀的作品。

好景不长，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家中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并由此被软禁，直到1936年9月找到机会和冯雪峰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而逃离软禁。丁玲被软禁期间生活虽受优待但内心备受折磨却并未屈服，只是写了一张纸条“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什么审讯”。因为这张纸条，丁玲后来屡受审查。

1936年11月，丁玲来到当时共产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为丁玲召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领袖都出席了，周恩来和刚进会场的丁玲打招呼道：“欢迎我们党的好女儿回到家里来！”来晚的毛泽东则向丁玲握手道：“丁玲同志，我们欢迎你……我读过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丁玲1980年在一次谈话中后来回忆道：“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最受宠的。”她还在这次谈话中说：“我过去对毛主席还是知道一点，过去在湖南，人家说毛润之是个怪人，怎么怎么样了。我们在上海大学时，秋白也跟我谈过毛泽东。冯雪峰最佩服毛主席，他对我有些影响，他讲别人时评论都很低，就讲毛主席，特别讲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可见，在和毛泽东见面之前，丁玲对毛泽东已有了解且敬佩。

欢迎会第二天，丁玲去拜访毛泽东，谈起了他们都认识的杨开慧、陈启明等人，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毛泽东很快回访丁玲，两个人关系一度非常密切，常常一起聊唐诗宋词古典名著等，“毛主席就很重视她，丁玲也常常到毛主席那里去，她当时非常兴奋愉快，整天笑嘻嘻的。”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丁玲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11岁，算个小妹吧！”

沈从文（左）曾和丁玲是好友，不过随着丁玲的政治化，晚年两人分道扬镳。（微博@蓝鲸老湿）

丁玲是第一个从国统区到苏区的作家，且已是著名作家，所以受到毛泽东及中共的高度重视。丁玲到延安后，很快筹备成立、主持了中国文艺协会，并随军南下。1936年12月30日，丁玲在路上收到了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那首《临江仙》，毛泽东一生只给丁玲、彭德怀两人用电报赠送过诗词。丁玲1980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对此说：“我是在庆阳前线收到毛主席送给我的那首词，电报打到前线，是聂荣臻给我的，他当做喜事告诉我，让我给他回个电报，我不敢用电报，就写了一封信，开头叫润之，是润之同志还是润之先生，我记不清楚了。后来想起来，觉得我有点狂妄了。”

1937年，毛泽东亲自写给时任红军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不久，丁玲回到延安重新主持中国文艺协会，编辑《红军长征记》，并与毛泽东再度亲密交往。毛泽东有一次亲笔写了他赠丁玲的那首《临江仙》给丁玲，还抄送过他的其他诗词给丁玲。丁玲儿子蒋祖林对此说：“丁玲常常到毛泽东那里去，她觉得同毛泽东一起说话很有趣味，哪怕闲聊也多有教益。她十分敬重毛泽东。毛泽东那时也很能礼贤下士，他同丁玲闲聊时也很随便。丁玲在毛泽东那里无拘无束，他们的关系很和谐，很融洽。”还有一次，毛泽东问丁玲对苏区印象如何，丁玲说像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毛泽东于是让丁玲给封文武百官，于是丁玲就封了一些。毛泽东又让丁玲封“三宫六院”，丁玲说：“那我可不敢封，要是我封了，子珍还不找我打架。”

全面抗战爆发后，丁玲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担任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为抗战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也因此认识了后来自己的丈夫陈明，丁玲后来和儿子蒋祖林感叹道：“那两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1938年丁玲回到延安，毛泽东对丁玲说：“丁玲呀！你应该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于是丁玲到了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来又主持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并担任创刊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可见她在延安文艺界地位之高。

但她在延安也并非一帆风顺，康生曾公开在党校大会上说过丁玲在南京自首过。丁玲听闻后很气愤，找毛泽东申诉，毛泽东让她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做组织结论。经过陈云、任弼时、李富春三人讨论后，当时对丁玲的组织结论是：“因为丁玲同志自首的传说并无依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最后一句话，是毛泽东所加，可见毛泽东当时对丁玲还是非常信任。1942年4月延安整风运动爆发后，丁玲编发的王实味所写的《野百合花》受到严重批判，丁玲自己写的揭示延安女性困境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也受到批评，但丁玲做了检讨很快过关，因为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

1942年5月，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丁玲积极参会并写了文章《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清楚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丁玲这话应该是非常诚恳的，从此她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身上的“小资情调”、“自由作风”，更加深入群众向工农兵学习，写了《田保霖》《民间艺人》、《我在霞村的时候》、《袁广发》等颂扬工农兵的作品，后又主动参加土改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出后，丁玲给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周扬看，但周扬一直不置可否。于是，丁玲在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时对此作了申诉，毛泽东让胡乔木、艾思奇、萧三、陈伯达四个人先看，看完后向他提意见。这四个人看后和毛泽东汇报认为可以出版，于是丁玲这本书便在东北出版了。毛泽东当时还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并推荐丁玲作为代表参加妇女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

1949年7月，丁玲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言，当选为全国文协副主席，选票名列第一，差一票满票，而差的那一票是她自己的。新政权成立后，丁玲被任命为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全国文联机关报《文艺报》副主编，后来还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可谓位高权重。1952年3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Joseph Stalin）文学奖二等奖，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和苏联文学馆都曾悬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四位中国作家照片，丁玲一时风光无限。对此，她则说：“一切光荣归于中国人民，归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1952年6月，丁玲在中南海和毛泽东一起吃饭划船，毛泽东依然鼓励了丁玲，这是丁玲最后一次与毛泽东的私人见面。丁玲也依旧崇拜毛泽东，打算写《毛泽东传》，在文章《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而斗争 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最后写道：“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要为着这个方向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思想言论做斗争、也要同我们自己的党性不纯、主观主义、粗制滥造等等不良倾向做斗争，让我们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大旗举得更高些，为我们在文艺工作上的更高和更大的成就而努力！”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改变了中国大陆文学发展的方向。图为毛泽东（左）在延安同农民交谈的场景。（人民网）

好景不长，丁玲被揭发批判，先被定性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后又被划为“丁玲、冯雪峰反党右派集团”。丁玲当年在南京被软禁的历史也再次被审查，几经修改后于1956年10月经中宣部、中国作协党组讨论通过，认为丁玲被捕有变节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当然，丁玲最后的命运还是由毛泽东来决定，周扬在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上说对丁玲的批判是毛泽东的指示。

虽然目前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周扬的话，但确定的是丁玲在1955年被审查时坦白的写过那个条子让毛泽东改变了对丁玲的印象，毛泽东在1958年1月为《文艺报》“再批判”丁玲《三八节有感》等文章修改的编者按中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政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在这时间前后，毛泽东还多次点名丁玲，如他在1957年1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上讲：“对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住他们的小辫子批臭”，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多次说到丁玲：“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

有毛泽东这样的发言，丁玲自然当不了人民代表了，她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被取消作协理事外一切职务，被下放到北大荒“劳改”12年，“文革”中又入狱5年，直到1975年获释被安排到农村居住。

1979年丁玲回到北京逐渐复出，又重新担任了作协副主席等职务。1980年10月，她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版的前言中表达对了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现给毛主席看的……”。文章发表后，原任秘书张凤珠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着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1982年，丁玲写了一篇回忆录《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刊发在《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丁玲1984年终获平反，1984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为丁玲彻底恢复了名誉。其中对丁玲的那个条子认为：“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极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最后写道“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主持此次复查的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后来在悼念丁玲文章中写道：“这个通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落实，几次慎重讨论，最后由中央批准。通知高度评价了她为党的工作，赞扬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的，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着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

丁玲对此非常激动，在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信中说“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对于毛泽东，她表示自己被打成“大右派”那是政治大气候，不能怪毛主席，“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一往情深。”在一次讲话中，丁玲认为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就她和毛泽东的关系说道：“我参加了对毛主席的造神运动，这也不是谁强迫的，我自己从心里佩服毛主席，我以为在领导力，最理解文学的是毛主席。我不能因为我受过委屈--我的委屈当然毛主席也说了话，但他怎么会说话呢？因为上报的材料不正确嘛！材料不正确，毛主席的判断当然就不一样了。”

丁玲复出后，又创作了一百万多字作品，创办了《中国》杂志，因为坚持“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及批判“个人主义”等观点而被一些人称为“红衣主教”。丁玲于1986年3月4日去世，3月16日刊发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经中央书记处审定的《丁玲同志生平》，认为“丁玲同志的一生，是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她在将近六十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

丁玲常常说：“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但她晚年在《魍魉世界》又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从“文小姐”到“武将军”到“右派”再到“红衣主教”，“不简单”的丁玲一生身陷“文艺与政治”、“党性与人性”的“歧途”，如写出《多余的话》的瞿秋白所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她与毛泽东的关系便是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