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苏联鼓励生育失败史

苏联作为世界左派革命史上的丰碑，在“家庭与婚姻”上的创新不亚于特务统治与先军政治。第一代苏维埃革命家都是《安娜·卡列丽娜》的忠实读者，深深敌视“家庭与婚姻”这一“腐朽的小布尔乔亚遗毒”。

苏维埃在俄国逋一开基定鼎，立马改变婚姻制度。1917年“十月革命”，1918年就颁布新《家庭法》——“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成立都得等到1923年。苏俄新《家庭法》大幅简化离婚手续，只消婚姻中任一方去政府办事处登个记，婚姻关系即告解除。什么赡养费、财产分配，统统不理会。

这一法律变化，大大改变了苏俄的社会结构。自1918年起，苏俄的离婚率逐年激增，一开始革命干部们还能嘴硬，说这是帝俄时代资产阶级僵硬腐朽的婚姻纷纷破裂。但到了1926年，苏联的离婚率举世第一，每7起婚姻中就有1起离婚，两倍于同年的德国、三倍于同年的法国、二十倍于同年的英国。

此时登记离婚的主力，全是根红苗正的苏维埃新人。杯水主义、露水姻缘，成了苏维埃新人的标准道德。并且继离婚潮后，打胎潮出现了。

苏维埃高层顺水推舟，在1920年就宣布苏俄堕胎合法化，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宣布堕胎合法化的政权，还敦促“不识字、无登记就业、未结婚”的女性如果怀孕尽快堕胎。

苏维埃政府的动机是明摆着的。“不识字”与“无登记就业”的特征，几乎是在指着农民与“阶级敌人”的鼻子点名。

苏俄一开始就有近亿人口，1927年的苏联有1.48亿人口，这一体量本身就对刚改行做政府的地下革命者们构成行政技术上的挑战。再加上1917-1923年的内战、以及征粮队带来1922-1924年的饥荒，人祸频仍。

在此背景下，苏维埃政府自然期盼不是自己人、甚至敢反抗专政的“体制外”农民和还来不及消灭的“阶级敌人”少生后代，既不添乱，又少掉几张吃粮的嘴。

这算盘打得是响，不过操作起来效果正好与政府意图对立悖离。1926年，全苏俄最富庶的“两京”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人口占全苏俄3.5%，但堕胎数占全苏俄39%。

对比“两京”女性的阶级成分与堕胎比例，结果更有趣：“体制内文员或其配偶”、“体制内工人或其配偶”的女性占比分别是30%与23%，而堕胎占比分别是35%与32%。“自由小商品阶级”与“黑五类另册”的女性占比分别是7%与28%，而堕胎占比分别是4%与16%。

苏联也是第一个大规模征发女性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政权，直接后果就是贡献了厂矿女工的高流产率与畸胎率。

也就是说，苏维埃政府本来想让难管制的人早点绝代去死，不料堕胎最积极的却是自己人。原因很简单，最接受苏维埃新婚姻观念的体制中人习于露水姻缘，漠视稳定的家庭与后代。既然稳定婚姻是腐朽的布尔乔亚遗毒，那么离婚赡养费、财产分割也是该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陈年货色了。在物资短缺、饥馑几乎比元旦晚会还准时的时代背景下，体制内女性只要能堕胎，才不愿做单身母亲。

不过苏维埃不准堕胎的时代接踵而至，一反1920年代的政策。

从1927年起，苏联是斯大林的王国。一开始的农业集体化与随后的大清洗，减少的人口不亚于战争。农业集体化引发的饥荒，让1933年的苏联死亡人数飙升到一千一百万，人口净减近6百万。1937、1938年苏联每年的死亡人数是3百万，其中十分之一是大清洗的枪毙人数。斯大林本人参与挑起的二战与冷战，在1939-1959年让苏联境内人口损失总共5千万以上。

一言以蔽之，大海航行靠舵手，国家翻船靠领袖，苏联的劳动人口在伟人不断的伟大举措下，越来越少了。即使按1920年代末苏联的生育率，1959年苏联人口也该突破2亿6600万，但1959年苏联人口普查的结果是刚破两亿。

斯大林对治下的人口趋势一清二楚，思路一如既往的简洁粗暴：不准堕胎，违者抓去劳改。1936年5月，苏联修改《家庭法》，施行堕胎的医生服刑两年，寻求堕胎的女性要被居委会、或厂/矿/农场党委公开批斗，生育7胎以上的“英雄母亲”五年内每年按每孩可领两千卢布奖金，生育11胎以上的“英雄母亲”每孩可领五千卢布奖金。

斯大林主义一大特色，就是威胁是肯定会兑现的，但许诺则不见得。1936年修法后，1937年的出生率从上年的每千人32.3胎，上升到当年的每千人38.7胎。因为官方堕胎服务消失，地下堕胎服务被打压，敢做手术的医生的确都被抓走了。

但此峰值只发生在一年内，接下来三年内，生育率慢慢抹平到比修法前的水准还低，苏德战争爆发前一年的苏联出生率是每千人31.2胎。

因为拿劳改营可以吓住妇科医生不做手术，但总不能吓得妇女去怀孕。“英雄母亲”奖励实际是口惠而实不至：两次婚姻累积的幼儿数目不算，抚养多子女的鳏夫不能领钱，丈夫有服刑记录、正在劳改营服刑、被官方枪决的准寡妇与寡妇们即使多子女也不准领钱——苏维埃可不会养“黑五类”的后代。

1953年，斯大林死亡。1955年，在“缓和解冻”的改革中，苏联再次允许合法堕胎。这标志着苏维埃不鼓励女性生孩子了吗？并不是。

斯大林动辄捕人毙人的作风实在影响恶劣。在他死后，苏共领导层普遍不愿用抓人的办法解决他们心目中并不关键的事项。生育率恰好属于这种事项。但苏联缺壮丁的窘境也需要缓解。党和政府不用暴力，改用猥琐来催女性生孩子了。

苏联官方的女权主义宣传海报：“女性是最值得尊敬与热爱的！”干部在宣传工作中一般会加下半句：“所以应该自我牺牲，为苏维埃祖国多生孩子”

冷战时的西方研究者非常好奇，为何苏东地区直到冷战失败，始终将堕胎当作默认的人口操控关注点。毕竟避孕套在1930年代就已经是大众流行商品，避孕药物在1950年代已经是技术成熟的低副作用药物。即使避孕环这种风险大的器具，也比动辄打胎要利于女性健康得多。

直到冷战后西方研究者可以无障碍调阅苏联旧档案，才发现答案：这就是官方故意的。在苏东地区，堕胎手术刻意不提供麻药，或只提供麻醉成分低的本地产麻药。手术方法70年如一日，一直都是创伤性与痛感极强的刮宫术。有路子的女性，可以去干部诊所接受有麻药的堕胎手术。广大女性群众如果胆敢堕胎，疼痛比生孩子要惨得多。

苏联的平民并不是傻子。1982年特拉维夫大学访谈了三百名逃出苏联的各族人民，结果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都称自己更愿意使用避孕套和避孕药来控制自家的生育。但苏联官方的口径是，橡胶是金贵的战略物资，避孕药本地不量产。西方避孕药与毒品无异，“不提倡”进口。

结果仍然与苏联官方所欲相反，即使用肉体疼痛与人造物资短缺，都吓不住苏联平民——尤其是国营厂矿农场的俄罗斯族女工多次堕胎，以致失去生育能力。1970年代中后期，苏联俄罗斯族的育龄妇女，还有生育能力的不足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