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集体抗旨

四次御前会议

1900年6月16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

这两个主题，其实二位一体。如果剿义和团，则必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与八国联军战。

皇帝在会上显得很烦躁。

他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

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

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

“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

“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次日，也就是6月17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

皇帝与主和的大臣再次成了会议的焦点。

皇帝说：用人心来抵御外侮本来就是空话，更何况义和团是乱民，皆乌合之众，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民心，怎么能指望他们去与敌人血肉相搏呢？——“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

会场气氛让太后很不高兴。她刚刚看到了端郡王载漪送来的洋人要求自己归政皇帝的“照会”。当然，她并不知道，照会是伪造的。载漪作伪的目的，是想利用一切机会激化太后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他正期待着自己的儿子被册立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

于是，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太后完全否决了皇帝的态度。她愤愤然说道：

“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又说：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

在电报里，这些帝国的砥柱老臣表明了自己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

“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6月18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

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对外宣战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

太后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

“此话早厌矣！……（有本事就前去）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

太后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但会议的结果并不理想，主战的呼声虽高，主和的人数也依然庞大。

太后明白，此战前途未卜，除非将绝大多数朝臣一并绑架到战车上，否则战败后，自己将无法避免引咎归政的政治命运，而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的，亦正是为了抵御列强要求自己“归政”的政治压力。（防失联请复制加微信：mjshansi 注明读者）

在对大多数朝臣的绑架未完成之前，太后决定暂缓宣战，同时命王文韶等人前往外国使馆交涉，阻止八国联军进入京城——如果交涉成功，联军答应不入京城，自无法对自己施加归政的压力；如果交涉失败，则王文韶等人将不得不赞同对外宣战。

皇帝则把希望寄托在了荣禄身上：

“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全在你手。”

6月19日，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入京城，太后似乎觉得自己仓皇“归政”的凄凉命运马上就会变成现实，迅速又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

会议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强行作出了与洋人决裂（并非宣战，所谓的“宣战诏书”仅是内部动员诏书）的决定。会上，太后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老太后命令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使馆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史载：皇帝当时脸色白如死灰，不顾君臣尊严，离席上前抓住许景澄的手，求“更妥商量”，太后厉声呵斥：“皇帝放手，毋误事！”许景澄作过多年驻外大使，因太过了解这一决定的后果，也是神情恍惚，竟至于“牵帝衣而泣”；太后对这种哭哭啼啼的气氛很不满意，厉声呵斥：“许景澄无礼!”……

21日，太后发布内部动员谕旨，其中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壮语。

南中国集体抗旨

在义和团这个问题上，地方督抚与朝廷之间有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得知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并正向北京蔓延的时候，张之洞曾急电荣禄，催促他对这些“乱民”格杀勿论。张在电报中说：支持义和团，只会挑拨清政府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势，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渊。

山东巡抚袁世凯，面临的局势比张之洞要复杂百倍——义和团正在他的辖区内如火如荼，如何处置义和团，既关系到他个人的政治生命，也关系到帝国的未来前途。前者要求他支持义和团，后者提醒他不能支持义和团——于是，袁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智慧”——他在各州县张贴布告，鼓励义和团“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现在都去了京津地区与洋人作战，真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该赶紧北上，不可再在山东逗留。凡逗留山东境内者，都将被当作乱国的匪徒抓起来。

决定与洋人决裂的前一日，朝廷还曾接到两广总督李鸿章的电报。电报中说：

“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

在剿灭义和团与抵抗八国联军之间，李鸿章选择以前者为先。

内部动员谕旨发布后，朝廷即派军队与义和团攻打使馆，并正式招抚义和团，称其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且命令各省督抚将各地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

朝廷的“动员”和“招抚”电报，被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私自扣了下来。盛嘱咐各电报局，对这几件上谕“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盛扣留电报的目的，是暂时不让地方官接到这份他个人无法认同的命令。随后，盛紧急发报给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盛说：朝廷以一国之力抵抗众多强国，理屈势穷；眼下，俄国已占据榆关，日本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为今之计，须要保全东南地区，各省督抚必须采取措施，联络一气。

盛也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急电，提出“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处置建议。

这些电报，勾勒出了庚子年“东南互保”的雏形：

（1）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

（2）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定“和平条约”。

盛的急电，得到了接电者的积极响应。但他们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朝廷已经颁布了“动员诏书”，地方督抚没有外交权，如何以条约的形式与列强维持和平局面，在操作上成了一个死结。列强也对督抚们是否有决心和能力来违抗朝廷的旨意，以维持南方地区的和平局面，缺乏足够的信任。

盛宣怀提出的办法是：宣布朝廷的“动员诏书”是伪诏！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诞昏庸，同时与列强为敌，是因为内部出了拳党，暴民胁迫了政府。“动员诏书”并非皇帝本意。

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回电中，对此办法深表赞同。电文中说：

“俄据榆关不确，……二十五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

他还希望，盛将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和张之洞。

李鸿章的态度，为“东南互保”一锤定音。据《庚子国变记》记载：

“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

6 月26日，由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牵头，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派代表参加，在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出了“东南互保”条约。

美国驻上海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该协议使得外国人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持了东南地区和平。

但列强的担心并未消失，毕竟清帝国的外交权掌握在北京手里。严格地说，这个协议没有合法性。会议当天，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弗格森还问他：

“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

议定协议后的第三天，一直秘而不宣的朝廷“动员诏书”在上海正式公布，舆论哗然。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张之洞，请他们坚持原议。刘、张二人表态：

“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案办理，断不可易。”

 刘、张二人还致电各督抚，请予支持，以扩大互保范围，获得颇多响应。闽浙总督许应骙走得最远，他表示要与俄、美、日等6国按照《东南互保条款》的精神，订立一个《福建互保协定》。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犹疑

广州。催促李鸿章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的时候，荣禄电报里的语气已经近乎于哀求。做了一辈子灭火员的李鸿章，这一次的反应却显得相当迟钝——帝国的航船无疑已经严重偏向，但他还不能确定，这种偏向，是否已经严重到了需要更换船长和舵手的程度。

北上之前，他决定先见一见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卜力希望他能够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卜力不是第一个企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外国人。早在甲午年间，美国人就曾经策划过一场密谋，试图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时候，在中国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

这场密谋涉及到的三个美国主角分别是：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毕德格（w.pethick），美国陆军军官、铁路工程师兼承包商威尔逊（j.h.wilsion），以及美国前任国务卿、马关议和期间担任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j.w.foster）。时间是1894年9月。

为人谨慎的李鸿章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其幕僚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书信往来，得到了他的默许。当刘学询将与孙中山联络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的时候，这个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大员，既没有砍掉孙中山使者的头，也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

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在香港靠岸时，卜力已在码头上等待。在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里，卜力分析：反满起义预计近期将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并不排外，且希望在取得一定胜利之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在李鸿章是否会“背叛”清政府这个问题上，卜力的判断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

李鸿章被从轮船请入密室。在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与广州的李鸿章类似，坐镇湖北的张之洞也心境萧索。

1879年于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与前美国总统（1877年卸任）尤利西斯·S·格兰特。

慈禧“红颜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孱弱之国，同时与一箩筐西方强国决裂，让许多有远见的地方督抚寒心。当朝廷要求地方督抚派兵北上勤王的时候，张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只拨给太后一群缺弹少药的老弱病残。

相比李鸿章曾在两广独立问题上的犹豫再三，张之洞走得更远。他不但有过组建新政权的想法，而且还为此积极进行了实践运作。

甲午前后，日本曾派遣大量武士和浪人来到中国，侦查中国的军政民情。宇都宫太郎即其中之一。庚子年，宇都宫太郎回到日本参谋本部工作。他身后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一些章节，披露了张之洞在庚子年试图抛弃清廷、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南方组建一个新政权的秘密用心。

庚子年春夏之交，张之洞长子张权，率领众多张之洞湖北系部队武官（随行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不过当时他叫做黄轸）前往东京，明为考察军事、购买武器，实际上亦负有运作此事的目的。

这个规模庞大的军事考察团的日本之行，并未得到清廷的批准，它是张之洞的私人行为。当幕僚钱恂向宇都宫太郎坦承张之洞有组建新政府的用心时，张权已经在日本活动了一个多月。”

张权考察团抵达日本，正值朝廷盲目自大，慈禧血涌上头，与列强决裂。在张之洞看来，清廷极可能立刻土崩瓦解。张权此时紧急赴日，显有未雨绸缪预留退路之意。随后，八国联军入京、慈禧仓皇西遁，老糊棚匠李鸿章入京善后，张之洞亦授意钱恂，委婉地向日方透露了自己不排斥建立新政权的立场。随着李鸿章的议和渐有眉目，慈禧也准备返回京城，大局将定，张之洞亦命张权一行人等自日本返国。

合法性丧失殆尽

其实，1900年的“南中国集体抗旨”，并不仅限于地方督抚。

这年夏天，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报》上，发表了《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文章宣布：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造成“国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实，国民已沦为“无国无主之民”，当务之急，是“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在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

稍后，又有“中国议会”在上海成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推举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议会成员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力量。议会的十二条秘密宗旨，可归结为十个字：

反对清政府，建立新政权。

太后保住了她的权位。但在这些人眼里，清廷的执政合法性，已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