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一年江青秘书, 八年秦城冤狱

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先生2021年6月10日去世，享年84岁。

 送错一封信，即成阶下囚 

记者：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给江青做了一年的秘书。 

阎长贵：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记者：后来怎么失宠了？ 

阎长贵：其实我从来没有被“宠”过。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为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看完的。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记者：这个女演员写信的目的是什么？ 

阎长贵：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可我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送去。我是这样写的：“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说，这人是不是与您有什么关系—当然，这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由此一场灭顶之灾就降到我头上。 

记者：伴君如伴虎啊。 

阎长贵：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我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记者：是不是这个女演员知道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演艺界的事？江青对此很忌讳的。 

阎长贵：那不是的。 

记者：接着怎样呢？ 

阎长贵：尽管江青严厉地斥责，但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杨银禄又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归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我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没趣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记者：当时心情很乱吧。 

阎长贵：当然啊。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 

记者：汪东兴后来怎么跟你说呢？ 

阎长贵：从此汪东兴再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记者：到警卫连就没事了？ 

阎长贵：事大了。当时老婆孩子还在北京看病、休息，可我不能回去见他们了，也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能回去。 

记者：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下就变成被警卫战士看守的人，你能接受吗？ 

阎长贵：怎能接受？但也没办法啊。1968年1月9日这一天，我沦为“阶下囚”，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时也是1月9日。 

记者：在警卫连还算比较宽松吧？ 

阎长贵：开始几天，虽被看管，但并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开始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把这三个人连在一起并称 “坏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记者：你这时感到很害怕吗？ 

阎长贵：当然害怕，而且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呢？我怎么是他们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呢？那时我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连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打倒了，这不是自折“股肱”吗？说实话，我当时把他们都看作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的…… 

记者：政治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阎长贵：我当时年轻，又很单纯。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我尽心尽力去做了，但不能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冥思苦想做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又想不起什么错，而且我在心里一直是忠诚于江青的。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始，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意思是向我表明：对你要采取措施了。 

记者：你想到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

阎长贵：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会坐牢。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来找我？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时谢富治对我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只模模糊糊觉得他是劝我老实交代问题，我连连点头说：“好，好，我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照他的口授，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 

记者：本来不是出差，你怎么这样写？ 

阎长贵：这是陈伯达口授要我写的，我只能照着写。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渴望提审，可以与人对话 

记者：此前你听说过秦城监狱吗？ 

阎长贵：没听说过，“文革”后才知道秦城监狱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 

记者：你说说刚进去的情形吧。 

阎长贵：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棉裤也是黑色的，没有扎带。 

记者：“没有扎带”是防止囚犯自杀吧？ 

　　阎长贵：应该是的。等我换好了囚服，监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答应，知道吗？”我说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代号？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人”吧。 

记者：当时你想给家里写封信吗？ 

阎长贵：想啊，我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志……”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志”也没有了。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待在这里面，看着这些东西，脑袋涨得斗大，一点睡意也没有…… 

我后来知道，就在当天深夜，对我还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到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当时我爱人和孩子是从山东农村来北京看病的，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家属探亲宿舍。此次“抄家”，虽然利用了我写给妻子的那封信，但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记者：“抄家”之后，对你妻子和小孩采取了什么措施？ 

阎长贵：连夜由警卫部队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招待所软禁起来，一关就是几个月。到了5月麦收前，在我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们送回山东老家。 　　

记者：回老家后怎么样？ 

阎长贵：全家在农村成了“反革命家属”，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限制。大孩子13岁，初中没读完就被赶出学校，被勒令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掘地、挖沟，什么都得干。我要特别感谢我妻子，当时有谣言说我劳改去了，也有人说我跑到苏联去了；好心人劝她，为了孩子的前途应与我离婚，但她坚决不离，辛辛苦苦抚养着两个孩子。1968年秋天，妻子和她的妹妹，带着我小儿子找到钓鱼台，钓鱼台不让进；找到《红旗》杂志社，《红旗》也不管…… 

记者：你在秦城没受苦吧？ 

阎长贵：皮肉之苦倒没受过（只被罚站过一上午），但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在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离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单身牢房是对人最致命最残酷的折磨；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不会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恶性循环，难受死了。想看看书、看看报吧，没有，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毛选》合订本（是林彪送的）都被没收了。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给我每天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本《红旗》杂志；还把没收的《毛选》退给了我。

 记者：秦城监狱生活怎样？ 

阎长贵：早晨吃窝窝头、稀饭、咸菜；中午有时吃馒头或窝窝头，菜是大锅煮的白菜、萝卜，晚餐也一样。米饭很少吃到。印象是没吃好也没挨饿。过春节可吃到几个饺子，有时还发点水果。 

记者：你在那里最感刻骨铭心的是什么？ 

阎长贵：监狱是残酷的。列宁在沙皇的监狱里能写书；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也能写书，如方志敏就写了《可爱的中国》。而我被关起来，开始书、报都不给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1、2、3、4、5……我后来找到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这顺口溜我做了很多，我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都编成顺口溜。关于《矛盾论》的顺口溜有一万多字，可现在不记得了；关于《实践论》的有两千多字，因为出监狱后追记下来，现在还保存着，如开头几句：“人的思想哪里来？马列主义有言申，不是天公凭空造，亦非脑中自相蕴……”如果当时把这些顺口溜都记录下来，也许还有点意思呢。 

阎长贵（右）接受叶永烈采访 

记者：李锐不是在狱中写出了《龙胆紫集》吗？ 

阎长贵：我真佩服李锐先生，自愧弗如。 

记者：在狱中你最渴望的是什么？ 

阎长贵：渴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与人对话。 

记者：你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多，总共提审了多少次？ 

阎长贵：不过两三次吧，也没问什么紧要问题。监狱里的一切都是突然的，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我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我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对我连念了两遍。 

记者：你听了相信这是真的吗？ 

阎长贵：怎么不相信？我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这一天。当时我特别高兴，也不管到遥远而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改是什么滋味，因为我可以跨出牢笼了。心想，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里好。 

记者：决定让你去湖南农场了，你是否想到先回老家一趟见见父母及妻子儿女？ 

阎长贵：我提出了，但未获批准，要我先到湖南去。到农场后，我不看天，不看地，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这七八年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当时，我恨不得一下飞到山东老家去，马上见到父母、妻子和儿子。 

记者：儿子读中学了吧？ 

阎长贵：是啊。信发出第十天，我接到儿子写来的信，高兴极了。接着，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老少三代终于团聚了。这是八年来的第一次。全家看到我还活着，高兴之情无法言表。短暂的团聚后，父母回山东老家了，妻儿则和我在农场安了家。  

农场五年，等来“彻底平反” 

记者：你在农场生活近五年，也很难忘吧？ 

阎长贵：要我“到农场劳动和等待结论”，其实就是把我安排在农场，让我在农场安家落户。刚到时，负责押送的专案组的人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是真正到家了。” 

但我不知家在何方。好在湖南西洞庭农场的领导和职工们，从我到农场的第一天起，直到五年后离开，他们始终对我很好，使我感到人间除了江湖险恶外，还有爱和温暖。 

记者：这个农场是劳改农场吗？ 

阎长贵：不是。西洞庭农场是一个很大的农场。它始建于1955年，总面积100多平方公里，农作物主要有水稻、棉花、甘蔗等。农场干部、职工以及家属，共有三万多人，有十多个分场和一个农科所。每个分场和农科所都有小学、初中，总场还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还有糖厂、纸厂、医院、商店；驻场单位有税务所、银行办事处、粮店、邮电支局等，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小社会。 

记者：你是北方人，会干南方的活儿吗？ 

阎长贵：农场领导很照顾我，把我的家安排在农科所。我不会干水田活儿，就不要我到水稻班，让我到棉花班劳动。农场还特别为我订了一份《湖南日报》，每个星期让我学习一天；生活上需要什么，农场都给我买。我的被褥、蚊帐以及安家用的锅、碗、瓢、勺等，基本上都是农场给我买的。 

记者：你的“结论”什么时候下来的？ 

阎长贵：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了人。对我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此二人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都是关锋的朋友，他们三人合作写文章，署名“撒仁兴”，名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记者：你签字了吗？ 

　　阎长贵：这完全是妄加的罪。专案组逼着我签字，我想不通。我把那位演员的信转给江青阅示，说我有缺点有错误，影响了江青的身体和工作，我承认，但说是“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我不能接受。专案组见我不肯签字，这时又把江青抬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我自知辩解也无用，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 

记者：你的问题有了结论后，在农场生活有变化吗？ 

阎长贵：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他见中央专案组给我作了这样一个结论，不便安排在宣传部，就和农场党委安排我去农科所学校教书。 

记者：你教过哪些课？ 

阎长贵：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后，我还当过农科所学校校长。直到1978年，我才调去农场宣传部工作。

 记者：农场党委对你是很器重的。 

阎长贵：是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洞庭农场！我这次来湖南纯粹是为了看看当年的老领导老朋友。我跟人说：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我的案子后来转到中组部，中组部又把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在1979年9月终于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回《红旗》。 

记者：终于柳暗花明了。 

阎长贵：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都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我解决了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的“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都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是好人！他太老实了！” 

记者：其实老实人的悲剧往往是悲壮的。

阎长贵：所谓“不让老实人吃亏”，其实是一种安慰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