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一年攻占南京，为何灭南明却用二十年

　　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崇祯帝自缢身亡，明朝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正式结束。同年四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

　　仅一年后，即1645年农历五月十七，多铎便进入南京。

　　然而，直到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农历的十二月，吴三桂才俘获南明永历帝，若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计，则明清之对峙甚至持续到了1664年。 

　　综合来看，清军入关后，仅用了一年时间便攻占了南京，但是彻底消灭残明势力则耗费了近二十年，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南明弘光政权的速亡和整个反清复明运动的持久形成了

　　清军入关后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力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部分：一是清政权，二是以大顺军和大西军为主的农民军势力，三则是明朝的残余力量。

　　南明的存亡正与他们的抉择息息相关。

从“反明”到“复明”：农民军的得与失

　　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由李自成领导并直接推翻了明朝的大顺军，二是由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在清军入关至南明灭亡的这段时间里，大顺军与大西军都经历由“反明”到“复明”的转变，并先后成为支撑南明政权的核心军事力量。甚至可以说，农民军对南明政权尤其是永历政权的支持，是明朝残余力量得以支撑近二十年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从清军入关到明弘光政权灭亡这段时间里，大西军主要活跃于西南地区，对局势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主要是大顺军。

　　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在山海关之战发生前，大顺政权一度是十分有希望统一全国的。一方面，农民军战斗力极强，而明军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双线作战后，主要军事力量已经基本被消灭；另一方面，就人心而言，不仅百姓为农民军的到来欢欣鼓舞，就连官绅地主阶层，绝大多数也寄希望于大顺政权。百姓对农民军的支持是很自然的，明末以来，全国灾荒不断，民不聊生，明朝统治者为了应对关内的农民起义和关外的清势力，又不断追征赋税，加重了对人民的搜刮。

　　与之相反，大顺军所到之处，不仅沉重打击了盘剥百姓的官僚地主，还大规模推行“免赋”政策，自然很得民心。根据史料记载，农民军到来之前，很多地区已经纷纷传言说农民军不杀、不淫、不征税，看见特别穷苦的百姓甚至还给银子接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自然是翘首以盼。 

　　值得注意的是，官绅地主纷纷投向大顺政权。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气节一直是非常受关注的话题。大顺军攻入北京后，明朝在京师的数千名官员中自尽的仅有二十人，大量官员主动投降，如原少詹事项煜为求录用，竟将自己的变节与管仲、魏徵相比；原考工司郎中刘廷谏在朝见时被嫌弃须发皆白，还争辩说只要自己被录用，须发就能变黑，当时官员的动向可见一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利益原因，但人们思想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明朝之前，中国历史上已发生过多次改朝换代，许多汉族官僚都认为朝代更替是常见的，顾炎武提出的著名“亡国”与“亡天下”的概念，就认为“亡国”不过是易姓改号，是统治阶级应该担心的事情，而“亡天下”则是指仁义纲常和民族衣冠文化被灭绝，这才是“匹夫”应该起来反抗的。出于这种思想，明末的很多官僚士大夫都将明、顺易代看做是历史的重演，大顺仍然是汉族政权，儒家的伦理道德也必将得到延续，再加上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明朝灭亡已是必然，因而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些官僚纷纷归附新兴的大顺政权，以至于史可法在其奏疏中将这种现象称为“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

　　这种局势之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大顺政权为何最后失败了呢？

　　首先，推翻明朝后，李自成俨然成为最有希望统一全国的势力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大顺政权势必要逐步向地主阶级的政权转变。然而，李自成等在占领北京之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对官僚地主予以沉重的打击。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仍然以向官绅地主追赃助饷的方式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问题，而不愿向百姓征税；另一方面，大顺政权对于明朝官员的拉拢力度也不够，实际录用者占比极少，在选取官员时以录用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系列措施的革命性，大顺的领导者在推翻明王朝后仍能注意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失去相当大一部分官绅地主的支持，清军入关后，大量投降大顺的故明官员都叛变降清了。

　　李自成更大的失策在于没有对吴三桂和清军采取正确的态度。李自成不仅对吴三桂勾结清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而且没有意识到清入主中原的企图。占领北京后，李自成既没有及时派重兵接管山海关，也没有在北京附近集结足够的军队对抗清军，只是简单派人招降吴三桂，甚至还将吴三桂部调离山海关。吴三桂叛变后，李自成率军进兵山海关时也依旧没有意识到局势的紧迫，行军过程中耽误了时间，使吴三桂有足够的时间勾结清军。

　　关于吴三桂叛变的原因，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其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所掠，这一说法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大顺军在招降吴三桂时策略有些失当是肯定的。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匆匆撤离北京，逃往西安，但在战略部署上又出现错误，既没有留下足够的军队，也没有任用可靠的将领，很快，以姜瓖为代表的一批故明官员先复明后降清，大片土地都落入清方的控制之下。此后，李自成为夺取江南地区而集中兵力，导致后方空虚，一些长期经营的地区如襄阳、荆州等就此失守，大顺军再次回到了流动作战的状态。 

　　显然，李自成在一些重大策略上的失误是清军得以迅速攻占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重要原因。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一直未能形成一个领导核心而重振旗鼓，最终在形势的逼迫下选择与南明政权合作抗清。

无可救药的“正朔”：弘光政权的腐朽与内斗

　　明崇祯帝自缢身亡后，一些明朝官员先后拥立了几位明朝的宗室，形成了南明的几个政权，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仅有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监国政权和永历政权，其余大多昙花一现。

　　作为明王朝的“正统”继承者，南明各政权在声望上占有很大的优势，纵观这段历史，凡抗清的力量基本都要以“复明”为号召，争取民心。但另一方面，这些政权也继承了明朝包括党争在内的种种弊病，从一开始便十分腐朽。就统治者而言，弘光帝荒淫，永历帝怯懦无能，真正稍有作为的仅有鲁监国和隆武帝，但这两个政权在并存期间却未能联合抗清，再加上隆武帝虽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但始终未能掌握实权，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此，我们要着重谈论的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种种弊病。

　　弘光政权的首要弊病，是内斗与党争。

　　自万历以来，明廷党争日益激烈，东林党及自诩为东林党继承者的复社同“阉党”势力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在初期，这种斗争确实颇具积极意义，但随着时间推移，东林党及复社的斗争越来越包藏私心，再加上一些沽名钓誉之徒的加入，这种斗争逐渐成为毫无意义的相互倾轧。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的即位本身就伴随着激烈的党争。崇祯帝死后，其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这时，无论是从血统还是从地理位置的远近考虑，福王朱由崧都是最佳人选，但是一部分东林党人却反对福王继位，原因在于朱由崧正是“争国本”中福王朱常洵之子，而当时东林党人恰恰是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他们担心朱由崧继位之后会重翻旧案，于己不利，但公开的理由则是福王不贤，主张拥立潞王。

　　事实证明，潞王也同样懦弱无能。当时的实权人物史可法正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门生，他在仔细权衡之后，同马士英商定拥立桂王朱由榔（即后来的永历帝），不料太监卢九德勾结武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拥立福王继位，马士英亦参与其中。弘光帝继位后，因自知被东林党人排斥而不得不重用马士英等人，马士英最初有意联合东林-复社人士，但东林-复社一派心胸狭隘，以马士英重用阉党阮大铖一事大做文章，导致双方关系恶化。此外，马士英有极强的权力欲，他为了独掌大权，将史可法排挤出朝廷，自此政局愈发混乱。

　　如果说党争导致了政局的腐坏，那么由左良玉引发的内斗则是弘光政权灭亡的直接诱因。公元1645年，李自成在清军的追击之下率部进入湖北，坐镇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畏惧农民军，意欲东逃，再加上他与马士英之间存有嫌隙，因此打出“清君侧”的口号率军向南京进发。此时北方的清军正对南京虎视眈眈，史可法费尽心思在江北四镇调停布防，而马士英却不顾大局，强行要求史可法征调军队过江保卫南京，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出了若清军南下可以议和赔款的话。这直接导致江北兵力空虚，原有的布防也被破坏，清兵很快打到扬州城下，南明将领纷纷降清，虽然史可法坚守扬州，但已无济于事。弘光政权就此灭亡。

　　弘光政权的第二大问题在于对清政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始终敌视农民军。吴三桂与清勾结之初，打的是借清军围剿农民军以为明廷报“君父仇”的旗号，故而清军入关之后，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意识到他们的狼子野心，而寄希望于清能替明廷扫灭“流寇”。加之清廷当时对于自身实力也缺乏信心，为站稳脚跟做了一些表面工作，如为崇祯帝发丧，迷惑了南明朝廷，因而弘光政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奉行着“借虏平寇”的策略，希望与清廷联合。

　　1644年六月，南明派出以左懋第为首的使团北上议和，不仅准备了大量的白银、黄金、绸缎答谢清廷，还运了十万石漕米接济吴三桂。使团抵京后，清廷却指斥南明朝廷不合法，不但拒绝使团祭拜崇祯帝，还夺取了他们运来的财物，北使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史可法等还是坚持以大顺军为主要的敌人，仍然对清廷抱有幻想，最终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结果。当时，清军入关不久，立足未稳，一时并未南下，而大顺军又在清军的追击之下一路西撤，此时山东、河南等地一度出现了权力真空，若明军北上，是很有希望收复失地的。但是南明朝廷担心与清军发生矛盾，一直不愿北上，只是做了些表面工作，任命的地方官员也根本无人愿意赴任，史可法甚至借口镇兵缺饷主张朝廷发文求贤吸引山东等地的地方官南下，相当于直接放弃了这些地区。这导致南明仅有江北作为屏障，最终迅速被消灭。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以弘光帝为首的统治阶层的腐朽，同样是他们速亡的重要原因。南明小朝廷自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农民军与清军的双重威胁，但整个朝廷都荒淫无度、粉饰太平。明朝时经济重心的南移早已完成，每年江南地区都要输送大量的赋税以供北方朝廷和诸省开支，到弘光政权成立时，北部疆土已基本丢失，按理所需开支应当减少，但实际上对百姓的赋税却不降反增，所征收的赋税自然有相当大一部分都被朱由崧君臣挥霍掉了。早前史可法反对拥立福王为帝，认为他“不贤”，这固然是一个借口，但朱由崧本人也确实荒淫无度，没有意识到朝廷的摇摇欲坠。1644年除夕，朱由崧曾经召见群臣，当时大臣见皇帝面有不悦之色，以为是要责问兵败之事，结果朱由崧却是因宫中没有优秀的梨园弟子而发愁，其荒诞如此，弘光政权的速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两次剃发令之间：满清政权的政策转变

　　清康熙帝曾经有一句话：“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即强调清廷入主中原的合法性。从史实来看，这句话不过是自夸罢了，但在入关之初，清廷确实有机会十分顺利地统一全国。然而，大致以弘光政权的灭亡为界，清军统一的步伐突然缓慢下来，这和清廷采取的错误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入关之初，清军在拉拢人心上确实颇有成效。面对百姓，清统治者在入关后及时转变了原有的掠夺策略，对军队的暴行加以遏制，以期安抚百姓，站稳脚跟。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关内人民对于清军的原有印象。同时，清廷还下令减免赋税，虽然没能如大顺政权般一概不征税，但征税时是以万历旧籍为依据，免除了明末加征的一系列重赋，相比南明政权还是高明不少。

　　在笼络官绅地主方面，清廷同样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他们一入关便注意保护缙绅地主的利益，宣布凡是被农民起义所夺取的地主土地一律归还原主；其次，无论是明朝还是大顺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即可官复原职，甚至有可能加官晋级；最后，他们还打出为明帝讨贼复仇的旗号，下令将崇祯帝以皇帝的礼节下葬，并且要求官民皆为崇祯帝服丧三日。得益于这一系列的举措，清军在攻打北方的部分地区时虽然遭遇了一些反抗，但大体还是顺利的。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从南到北便掀起了一轮反清高潮，这背后虽然有汉人意识到清廷有入主中原之野心而起来反抗的因素在内，但更重要的还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在对待汉族人民时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剃发易服。

　　所谓剃发易服，指的是清入关之后对所征服地区的百姓一律要求改剃满族发型，穿满族服饰，其中又以“剃发”一项最为重要。这是清朝非常具有特点的一项政策，在此以前，无论是汉族征服少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没有实行过强制要求被征服一方改易发型服饰的政策，但清军入关以后，满族对自己以数十万民众统治中国缺乏信心，因此要求被征服者一律剃发以示服从，这实质上是一种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 

　　在历史上，剃发令曾先后推行过两次。早在入关之前，清统治者对于投降或被征服的外族均一律要求剃发作为归顺满洲的仪式，入关之后，这一政策也延续下来。但清军入关之初，人心未稳，剃发令颁布后许多汉人便护发南逃，直隶三河县等地的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多尔衮被迫收回成命。至次年六月，清军仅用一年就攻占南京，多尔衮因而对局势做出了错误判断，认为统一指日可待，再次下令剃发易服，违抗者一律杀头，时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多尔衮的一个重大失误。

　　谈到第二次剃发令的推行，就不能不提及一个名叫孙之獬的汉人。孙之獬是明天启年间的进士，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他在魏忠贤当权时期投靠了阉党，后被削籍罢官，至清军入关后又迅速投降了清朝。孙之獬归附清廷后，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便十分积极地剃发易服，结果不久剃发令就被取消。当时清廷内官员已经有满汉两班，上朝时满族官员以其为汉人而不接纳他，但汉族官员又因其剃发易服，亦不接纳他。孙之獬一时之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怒之下上书朝廷主张再次推行剃发易服之令。但需要注意的是，孙之獬上书是两次剃发令之间的事情，按当时清廷的心态，认为汉人只有剃发才是真心归顺，第二次剃发令的推行是必然的，孙之獬的上书最多只能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其行为虽然令人不齿，但后来有人将清第二次下令剃发易服完全归罪于他则是不合理的。

　　上文已经说过，到明末时，很多汉人已经将改朝换代视为常事，只要仁义纲常与衣冠文化能够延续，便可以接受。因此清军一度有机会以较小的代价统一全国，不仅许多州县望风归附，就连一些农民军也有意以不剃发为条件投降清朝。但剃发易服政策的推行显然使他们意识到了汉族文化存续的危机，再加上儒家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思想的影响，一时大江南北群情鼎沸，原本对于清朝而言一片大好的形势顿时发生了逆转，不仅原本打算归附清廷的一些地区改弦易辙，就连已经降清的一些州县也接连发生叛乱。例如当时的江阴县，清政府委派的知县方亨已经接管了该地，随后便下令剃发，结果当地百姓以“头可断，发绝不可剃也”，在阎应元等人的领导下竖起“大明中兴”的旗帜，坚决抗清，后被清军攻占屠城，城内百姓最终仅有五十三人存活下来。除此之外还有侯峒曾等人领导的嘉定起义、吴日生等领导的太湖抗清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但客观上支援了南明诸政权的反清运动。

　　除剃发易服之外，清廷还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地、投充、缉捕逃人法以及臭名昭著的屠城政策等，这些残酷的政策最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使得清廷最终为统一全国耗费了二十年，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南明二十年：由希望到绝望

　　南明可以支撑二十年，清廷的错误决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南明方面的一些积极因素。清军入关之初，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残明势力，对于这支新出现在中原的力量都未能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但随着抗清斗争的深入和李自成、张献忠的相继死去，各方抗清势力逐步调整了自己的方针，使得局势一度向有利于南明的方向发展。但一些长久的积弊最终也未能得到改正，最终导致南明一再错失战机，走向灭亡。

　　抗清斗争得以持续二十年，最首要的原因在于各方抗清力量在南明旗帜下的联合。当时，明朝的旗帜虽然尚有号召力，但南明各政权均腐朽内斗，明军也缺乏战斗力；农民军固然富有战斗力，但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便一直未能形成新的核心领导力量，张献忠死后孙可望等虽然经营云南颇有成效，但他们毕竟没有大顺军的威望，在民族压迫之下大西军的号召力也远不如南明政权。因此，当时他们的最佳选择就是在“复明”的旗帜下，以农民军力量为核心进行抗清斗争。

　　在农民军方面，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便提出了联明抗清的策略，并主动与隆武政权联合，大西军也在1649年正式派人与永历朝廷联络；在南明方面，最早提出与农民军联合的是隆武政权，后来的永历政权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全依赖于农民军。

　　就整个南明史看，农民军在抗清斗争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大顺军归顺隆武朝廷后改编成的“忠贞营”很快便成为明军抗清力量的核心，而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守后，永历政权在实际上已经基本瓦解，自此以后直到逃亡缅甸前，永历小朝廷实际上都驻于原大西军经营的地区，完全依赖于农民军、尤其是大西军的支持才得以存活下来。至于鲁监国政权和隆武政权留下的郑成功、张煌言等部，虽然郑成功长期遥奉永历帝，但实际上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张煌言在鲁监国退位后也长期受制于郑成功，二者都没有与永历政权有太多实质性的联合。

　　当然，永历政权能够支撑如此之久，与西南地区地形之复杂也不无关系。西南地区在历史上由于地形原因历来是易守难攻之地，在宋末蒙古南下时，南宋军民在合州就依靠险要的地势阻挡住了蒙古的铁骑，就连大汗蒙哥也因被炮石击中而死于城下。到南明时，云南等地经过孙可望等人的长期经营，成为南明抗清的重要根据地，在1651年两广地区基本被攻陷后，南明依靠着云南等地坚守数年，1653年，清廷派遣洪承畴到武昌经略五省，但在此后数年内均毫无进展，“寸土未拓”。这一长期相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657年孙可望降清才发生改变。而被排挤后转移到夔东地区的号称“夔东十三家”的大顺军余部更是凭借当地的险要地势坚持抗清，清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到1664年才最终在茅麓山一战中彻底摧毁这一抗清基地。

　　另一方面，清军实力有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满洲原本只是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并不算多，清军入关时总兵力也仅有十万左右，而这还包括了归附清的蒙古军队和汉军，也就是说，八旗子弟真正可以作战的也不过几万人。清军入关后，作为胜利者的八旗兵在优渥的生活条件下迅速腐化，战斗力也日益下降，再加上长期的作战和天花的流行导致多铎、多尔衮等将领先后死去，继承者又不经战事经验不足，到后来，满洲八旗兵实际上早已是强弩之末。也正因此，清廷开始越来越多地倚重汉人，这从他们对洪承畴、吴三桂等降将的重用上即可看出。即便如此，到中后期，清廷既要同时应对西南南明朝廷和东南郑成功的进攻，又要提防全国各地可能发生的起义，兵力早已捉襟见肘，1659年，郑成功北上进攻南京时，顺治帝在惊吓之余甚至想要逃回满洲，后来又决定亲征，但最后派出的也仅仅是达素、索洪等二流的将领，可见清廷确实无兵可用了。

　　然而，尽管局势一度对南明朝廷很有利，南明诸政权的腐朽却早已无可救药了。隆武政权和鲁监国政权并立之时，双方不思齐心抗清，反而互相争斗，隆武帝作为南明诸帝中唯一一个较有抱负和能力的皇帝，却长期受制于郑芝龙，欲发兵北上而不能。明将何腾蛟为了保证自己专权的地位也不愿救助隆武帝，最终导致隆武政权的覆灭。至永历时，朝廷内部更是内斗党争不断，其中最为致命的是各部势力的内斗。当时永历朝廷所能依赖的大体是郑成功部、明军余部、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但郑成功虽表面上尊奉永历帝，实际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势始终不愿配合永历朝廷的战略行动。大西军将领李定国曾有意约合郑成功一同收复广东，若此策略能够实施，则局势便能向有利的方向转化，但是郑成功面对李定国三番五次的来使却始终不愿正式发兵，最终导致这一策略破产。而朝廷内部，明朝官员也始终对农民军心怀芥蒂处处排挤，永历朝廷表面上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实际上内部各派势力暗流涌动互相争斗，严重影响了抗清事业的正常进行。

　　直到南宁失守，永历朝廷移驻大西军控制的区域，此时朝廷实际上已经基本瓦解，大权掌握在孙可望手中，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变，真正形成了以南明为旗帜，以大西军为核心的抗清战线。随后，大西军便接连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如李定国指挥的桂林大捷、襄阳大捷等。但因孙可望有意取代永历帝，大西军内部再次分裂，孙可望降清后为清军出谋划策，再加上大西军内部人心不稳，形势随之急转直下，南明最终灭亡。

　　纵观南明二十年历史，在初期，由于大顺军的错误策略、弘光朝廷的弊病以及清廷能正确地笼络人心，清很快攻占南京，半个中国均落入清廷手中。但随着各部抗清力量走向联合和清廷在剃发令等政策上的失误，形势一度逆转。只是南明朝廷毕竟是那个腐朽明王朝的继承者，早已病入膏肓、积弊难改，只能在不断的内斗中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