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佬们的底线，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一、

1915年，袁世凯秘密筹备称帝大事，准备招揽有名的文人学者来做吹鼓手。其中他最看重的，是以新闻时评名震内外的黄远生。

为了让黄远生赞同帝制，袁世凯许诺十万银元的重金，另加内阁中一个重要部长的职位。

慑于权威的黄远生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搪塞之作，大意是：袁世凯大权在握，想称帝谁又能拦得住。

袁世凯极为不满，责令重写。黄远生誓死不从。紧要关头，更是在各大报纸上公开刊出“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

这让雄霸一时的袁世凯下不来台，颜面尽失。

袁府军官见状，纷纷请缨要去做掉那个不识抬举的人。谁也没有料到，袁世凯听了暴跳如雷，骂道：

“我没有本事将他收为我用，就使下三滥手段害他，那我袁某还算是人吗？”

二、

1927年，蒋在南京另立政府，与武汉政权对峙。期间前往安徽公干，恰逢安徽大学发生了一次由共产党策划的进步学潮。

刚上任就遭遇质疑与挑战，蒋十分愤怒，紧急召见该校校长刘文典，说事情影响恶劣，责令其将党员名单交出来，准备严惩肇事者。

刘文典据理不从，说这里全是爱国学生，没有什么肇事者。

这给火上浇油，于是他威胁，如果不交出名单，就进校抓捕。刘文典被蒋激怒，说，“学校又不是你的衙门，你想抓人就随便抓人？”

随后两人互骂起来。

蒋骂刘是老封建，包庇学阀，信不信我把你给毙掉？！

刘也不示弱，顿脚（又说是踢踹蒋下身）反骂：我就不信你敢！你凭什么毙我？要说学生是学阀，那么你蒋就是新军阀！

这样僵持不下，蒋还是没有拿到名单，只好下令将刘拘禁，不得保释。关了几天，奉命行事的官员不知应该如何处理，试探问：像这种不识大体的迂腐文人，我看得用叛乱重罪来治？

蒋听完非常诧异，顿时消气。然后慢吞吞地回答：你找个机会把他给放了。我可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背负起“人治”的骂名。

三、

1913—1935年，阎锡山在自己的家乡修建自己的府邸。工程占地近一百亩，近三十座院落，八百余间房屋，气势恢宏，非常庞大。

阎府最后落成时，东外墙紧贴儿时邻居的老宅，那栋房子虽离有二十多米远，但因破旧，整体有碍观瞻，连带也有损到阎府形象。

阎锡山回乡省亲时，绕着家门走了一圈，望见旁边旧房子就暗生想法。不久，他差人去谈购买房产的事情。按五百块银元计，阎锡山愿意额外给出两千块银元的高价。

不过邻居以祖产不变卖为由，硬是拒绝这位坐镇山西二十多年的大军阀。手下人没把事办成，阎锡山就自己去，加到五千块银元，却只得到：无论你开多少钱，我都不卖。

阎手下便开始给阎献计：事情其实好办，只需安个通敌罪，到时就能名正言顺地收走他的房产。

颇具节操的阎锡山听完直问：本帅在你眼中，难道只是个欺民霸土的强盗吗？咱就算再怎么混帐，也干出这种禽兽事情来！

若干年以后，当地将阎府收管为观光地，那间破旧的房间终于给拆掉了。

四、

解放前夕，上海旧时大佬之一的黄金荣已经82岁高龄。在时局更替的关头，他面临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

出逃，或留在故地上海。最终，黄金荣心中落叶归根的念头占了上风，他决定留下来。他想：反正自己时日无多，干脆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吧。

因为之前的锋芒太甚，加之不少弟兄为自保，都向政府揭发举报黄金荣的罪状：

“他担任过二十多年的法租界华探总长，利用权力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开跑狗场等，每件事情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都算重罪。”

黄金荣的家人对这些指责非常不服，以他在日伪时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为由进行辩护，同时也请求他反揭发举报。因为许多事情，其实都是他手下的兄弟为谋私利，争相去“表现”的。

面临左右为难的境地，黄金荣宽慰家人说，他们还年轻，为了自保可以理解，我已经黄土抹脖子了，何必再给他们为难。就当他们欠我一份人情，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我的心意。

抱着这份善良，这位曾经叱吒风云的人物，开始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世事。

但外界民众发现他始终没被政府“收拾”，反响极其强烈，直到看到他在报纸上刊登悔过书，亲自出来扫大街之后，愤怒才有所平息。

两年后，黄金荣在自己的床榻上寿终离世，临终前他一再自问：为什么他们那么恨我，还记得从前出门，给穷人们接济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吝啬过。（文| 副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