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如何保证区域公平？这些做法真是拼了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临了。近年来，每年高考前，网络上都会涌现许多对现行高考制度不足的批评、建议。其中，" 吐槽 " 最狠的，或许就是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同地域存在较大差异的问题，由此也 " 催生 " 了很多内容大致相同，只是主人公因籍贯或为河南，或为湖北，或为山东

　　实际上，作为咱们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国家，自古以来在人才选拔上，始终就面临着一个地域差距的问题。相比较于注重门第、血统等因素的周代 " 世卿世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 九品中正制 " 等选拔体制，隋朝确立，并为后来的唐宋明清历代沿袭、完善的科举制度，相对来说算是较为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了。但即便这样，由于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的日益彰显，导致了科举考试中地域录取数量的差异日益明显，地域矛盾不断凸显。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年），时任知谏院（谏官，职掌议论施政得失）的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司马光提出 " 逐路取人 " 的建议。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吉州永丰县（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欧阳修，对此持异议。他主张 " 惟能是选 "。有学者认为，这是 " 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首次重要争论 "。不过，这次争论既没有旷日持久，也没有掀起什么惊涛骇浪，更没有酿成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惨案，而长期被世人漠视。不过，这一切，被推迟到了 333 年后的明初。

一、明初血流成河的 " 南北榜 " 案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 年）二月，明朝循例举行每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们，荟聚京师南京，摩拳擦掌，准备大展身手，折取桂枝。朱元璋圈定了当时已 85 岁高龄，人品、才学俱佳，因 " 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 "，而自号 " 坦坦翁 " 的当世大儒、翰林学士、湖南茶陵县人刘三吾为主考官，白信蹈等为考官。

　　经过考试、阅卷后，刘三吾等录取了 51 名考生。三月，这 51 名考生又经过殿试，最终确定陈、尹昌隆、刘仕谔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并张榜公示。因此榜在春季公布，所录 51 名进士都是南方人，故后人称此榜为 " 春榜 "、" 南榜 "。

　　此次科举会试，录取的 51 名进士竟全都是南方人！北方参加考试的举子们，皆名落孙山。这一奇异现象，以往历次科举考试，皆未曾出现。落榜的举子们，尤其是来自北方地区的举子们，自然心有不甘，暗地里频繁串联、密谋。

　　6 天后，会试落第的北方举子们聚集到礼部，鸣冤告状，控告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等偏袒南方人。还有数十名落第考生在南京大街小巷，沿路喊冤；甚者拦住途经的官员们的轿子，上访告状。一时舆论大哗，主考官贪污受贿、地域歧视等流言蜚语，充斥朝野。10 多名监察御史也纷纷上奏朱元璋，要求彻查此案。

　　三月初十日，深感震怒的朱元璋下诏，令也对此次会试结果深感怀疑的侍读张信领衔，率同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等 9 名官员，及殿试前三甲陈、尹昌隆、刘仕谔 12 人，重阅落第试卷，增录北方士子。

　　经过几天紧张、审慎地复核，四月底，" 调查组 " 最终做出了调查结论：此前 " 春榜 " 录取的 51 人，都是凭真才实学被录取的；行贿、受贿、地域歧视等，都是捏造不实的流言。" 调查组 " 还奉诏，将复阅后录取的试卷进呈御览。令朱元璋愤怒、深疑的是，此次进呈的补录考生的卷子，有的语句、文理不通，有的竟有犯禁不敬之辞。

　　调查结论公布后，各种传言不仅没有消弭，反而再次引起舆论哗然。北方举子们坚信刘三吾等有作弊不法的行为，继续鸣冤控告；有人向朱元璋举报：刘三吾、白信蹈等暗中收买以张信为首的 " 调查组 " 人员，并指使张信等，故意将一些文理不通的差卷进呈，以便让朱元璋确信北方落第举子确实水平低劣。

　　五月，朱元璋下诏，严厉斥责刘三吾、白蹈信等为 " 蓝玉余党 "。加之 10 多年前，刘三吾曾上奏，为被朱元璋定 " 谋反 " 罪而处决的丞相胡惟庸鸣冤。朱元璋由此坚信，刘三吾也是 " 反贼 "。朱元璋或念其年纪老迈，且为当世名儒，故特免死，发配西北戍边。张信、白信蹈等二十余人，被凌迟处死。陈、刘仕谔等，也被定罪，流配边疆。" 调查组 " 中，唯戴彝、尹昌隆二人，因遵朱元璋录取北方士子的诏命，免遭惩处。

　　六月，朱元璋亲自在奉天殿主持殿试。钦点山东武城人韩克忠为状元，山东长清人王恕为榜眼，山西乐平人焦胜为探花。因此次张榜公布是在夏季，录取的 61 名进士又都是北方人，故后人又称其为 " 夏榜 "、" 北榜 "。至此，喧嚣一时，并使数十人死于非命，数十人被发配流放的 " 南北榜案 "，始宣告结束。

二、南北分卷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

　　其实，前述洪武三十年的 " 南北榜 " 案，并非自明朝开国后，科举考试中南方优于北方的首次体现。《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有关统计表明，洪武年间（包括洪武三十年的 " 南北榜 " 案），各科科举会试，录取进士 867 人。其中，南方籍进士 620 人 , 占总数的 71%。所以，洪武三十年的 " 南北榜 " 案之所以酿发讧乱，进而以血案结束，并不是因为此次科举会试中暴露出来的文化、学术南优北劣的现象，因为这一现象已长久存在。对朱元璋来说，或许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对广大的北方落第举子们来说，愤怒、不甘的火种，正在内心慢慢滋蔓。这种情感，或许正象深藏地壳深处的火山熔浆，正在积聚力量，寻找发泄的孔道。

　　此次会试之所以闹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关键原因，或许就在于此次会试，全部录取的竟然都是南方举子，北方参考举子皆名落孙山。这一 " 怪异 " 现象，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北方落第举子们无尽的 " 遐想 "，最终毫无实据的将其与行贿受贿的科场舞弊生拉硬拽的牵扯到一起。朱元璋之所以用血腥暴力的方式，解决此案，一则他认为，皇帝的权威，受到了少数 " 贪污腐败 " 官吏的挑衅；尤其对在古代中国历史上，以残暴铁腕治理贪腐而闻名的朱元璋来说，刘三吾等公然在他眼皮子底下 " 贪腐 "，实在是 " 叔可忍婶不可忍 "！二则，朱元璋表面上通过近似小孩子 " 赌气 " 发泄的 " 夏榜 "，全部录取北方士子的方式，实则是暂时满足北方举子的诉求，达到打击和限制江南利益集团势力、平息舆论风波、收揽北方举子人心、消弭南北歧视、对峙等目的。

　　不过，自唐宋以来，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而导致的古代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及因此引发的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远超越北方的客观现实，可不是朱元璋凭借几纸诏书，或简单地使用血腥暴力手段，就能解决、消弭的。

　　有学者统计，从建文元年（1399 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间，举行了 9 次会试，录取进士 I938 名。其中，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等南方省籍进士有 1621 名，占总数的 83.6％；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省份的进士有 91 名，占 4.7%；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北方省籍进士有 225 名，仅占 11.6%。上述统计表明，南、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南、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时，要实现 100% 的公平公正，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会试取士的南北地域差异问题，依然无法得到真正公平、公正的解决。

　　明仁宗（1424 年 9 月— 1425 年 5 月在位）即位后，大学士杨士奇上奏，认为北方士子 " 长才大器 "，南方士子虽有才华，却多轻浮。他建议，今后会试结束后，" 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今后于外书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则南北人才皆人用矣。" 明仁宗认为杨士奇的建议合理，因此颁诏，令大臣们讨论 " 自今科场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 " 的方案，是否合理可行。只是讨论尚未有结果，明仁宗即于 1425 年五月去世。这一提议，也被暂时搁置。

　　明宣宗即位后，于宣德二年 ( 1427 年 ) 下诏：" 礼部科举岁取百人，南士六十，北四十，著为令。"

　　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 年），礼部上奏，会试不分南北，择优录取。虽有大臣对此提出异议，但礼部的建议，仍然被采纳、施行。不过，经过一次会试后，礼部的建议被撤销。南、北分卷的制度，再次被恢复实行。

　　景泰五年，明朝进一步对南、北、中卷的区域范围，进行了明确划分。南卷，包括应天（今江苏南京）、苏、松诸府，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省；北卷，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三、会试定额取士制度的确立

　　每次科举会试应录取多少人？明初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录取数额多寡不定。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辛未科，只录取 31 名进士；洪武十八年（1385 年）乙丑科、永乐二年（1404 年）甲申科，竟录取 472 名进士。录取数额，主要取决于应试者的考试水准。若成绩优异者多，多录；反之，少录。然后由皇帝临时定夺。

　　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 年）乙未科会试，录取 300 进士。这是明朝科举会试录取名额的正式开始。当然，明宪宗虽规定录取 300 名，但他也指出，若有特殊缘由，可扩招 50 — 100 名。此后，明朝科举会试录取名额，基本稳定在 300 名。有几次会试，分别录取了 320 名、350 名等，略有变动。

　　明朝中后期，权臣、阉宦乃至普通士子，都曾出于私利，对科举会试的定额录取、分地域录取等相关制度，进行过变更、欺诈手段。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当时深受明宪宗宠信的万安（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尚义镇万冲村人）、礼部尚书周洪漠（今四川长宁县人），采纳四川布政司潘稹的请托，将南、北二区进士录取名额各减二名，将这四个名额，拨给四川。这次破坏祖制，有违公平的变动，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 年）即被废除。明武宗正德三年 ( 1508 年 ) ，给事中赵铎为迎当权的宦官刘瑾（陕西兴平人）、内阁大学士焦芳（今河南驻马店地区泌阳县城南草店人），增加了四川 10 名录取名额后，将其由中卷区划入南卷区；南、北会试录取名额，均增至 150 名。这实际上是大大提高了北卷区的录取名额。

　　不同于权贵们随心所欲公然变改考试规则，一些普通的读书人，为增加录取的机会，采取了假托亲属改附籍贯，占用竞争较小地区的名额等投机取巧的办法。（现代谓之 " 高考移民 "）。明朝政府对待 " 高考移民 "，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妄报中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参退。" 即取消其录取资格。

探讨

　　随着科举考试成为古代中国后期人才选拔主要，甚至有时是唯一方式地位的确立，围绕科举考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冲突，随着明朝时南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的日益巨大，而轰然爆发。

　　现有史实表明，明初 " 南北榜案 " 不是科场舞弊案。它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因无法妥善解决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矛盾，而引爆的一个极端事件。朱元璋以残杀无辜考官、补录北方举子等方式，达到压制南方势力、笼络北方士子，进而巩固明朝统治基础的目的。不过，这些解决手段，只是权宜之策，不可能有效的解决问题。建文帝、永乐帝年间，南、北举子在科举会试录取进士中所占比例的高低，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明仁宗倡议，明宣宗正式实施的南、北分卷制度，明代宗时实施的南、北、中三区分卷考试，明宪宗时正式实施的科举会试定额录取等，都是明朝统治者为消弭南北经济、文化差异，解决考试公平、地域公平，而采取的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上述方案陆续实施后，举子们只需在各自区域内竞争即可。就北方士子而言，竞争范围无疑大为缩小。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必再与经济、文化高度发达，远超北方的江南举子竞争，无疑极大提高了考中、入仕的机会。上述举措，极大促进了北方地区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也增强了北方地区对朝廷的向心力、凝聚力。

　　由于上述措施比较有效兼顾了考试公平、地域公平，因而，除少数时期，由于权臣、阉宦干扰，而暂时遭到破坏，且不久就恢复原制外，大体运行平稳，显示出上述制度的优越性。不过，明朝官僚重 " 乡党 "，拉帮结派，进而酿成明朝后期 " 齐党 "、" 楚党 "、" 浙党 " 地域党争，恐与科举会试南北分录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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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

2. 靳润成：《从南北榜到南北卷》，《天津师专学报》1982 年第 3 期。

3. 黄文：《明初 " 南北榜 " 述论》，《绥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4 期。

4. 李济贤：《唐宋以来战乱对北方社会的不利影响一一明初 " 南北榜 " 历史原因试探》，《史学集刊》1991 年第 1 期。

5. 梁姗姗：《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明代会试取士区域矛盾的合理解决》，《贵州文史丛刊》2014 年第 3 期。

6. 王元林、梁姗姗：《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博弈——洪武丁丑会试南北榜案重新解读》，《求索》2014 年第 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