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什么明末守个辽东就总说军费不够？

　　从明代开国到灭亡，北方边境一直处于重兵镇守、严阵以待的备战状态。明王朝虽然取代了元朝统治，但退入漠北的元军余部，依然保留了可观的军事力量，并对中原地区怀有觊觎之心。为此，明廷曾连续派遣大军北征，却始终未能使对方屈服。明朝政府不得已只能在西起甘凉、东至辽东的九个重镇建立起著名的“九边”防线。这条针对鞑靼、瓦剌、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九边”防线部署了全国约一半的兵力，同时也消耗了明朝相当数量的财政。

　　明朝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前朝的诸多作为，如“诸色户计”制度，也就是把老百姓分为若干种固定职业的户籍，世代继承，永不更改。在这其中，士兵及其家属的户籍叫“军户”，具有很大的强制性。

　　不过，明朝和元朝的军户制度有所不同，元朝的军户制度是按民族和地区来划分的，所以有蒙古军户、汉军军户等，而明朝的军户则结合了另一个其独有的制度——卫所世兵制。卫所军户分为屯军和战兵两种，两者的比例通常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也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其中，屯军主要负责耕种，以满足卫所的日常开销，而战兵则不需要从事农耕，只需按时领取“月粮”或“行粮”（战时）就行。明朝正处于冷兵器为主、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这段时期，军队生活供给费（军饷）在军费结构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屯田收入虽不像朝廷吹嘘的那样“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但也算是明初军饷的主要来源。也正因为有了寓兵于农的卫所制和军户制，使得明朝拥有了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庞大的军队，在弘治年间一度达到二百七十万人。

　　到了明朝中后期，卫所世兵制开始废弛，卫所军逃亡现象也变得日趋严重。仅洪熙初年，军士逃亡的总数就达到了四万七千九百余人。除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屯也变得越来越有名无实。原本属于军队的屯田大多被军官、豪绅和太监占夺。最终，这些土地的收入都落入了私人口袋，并没有成为卫所的公共财产，其结果便是卫所再也无力自行发放军饷。

　　面对卫所制度败坏、卫所兵战斗力低下的窘境，无奈之下的明朝政府只能另辟蹊径，开始实行雇佣兵制度，也就是募兵制。卫所世兵制度向募兵制转变，导致了明代军费转由民户负担、从国家赋税中支付。军人由明初的生产者、徭役贡献者变为由国家供养的纯消费者和雇佣军人，无论是募兵的费用，还是入伍之后的月饷都远远高于卫所军费。特别是“万历三大征”以后，明王朝的财政状况可谓是急转直下，库藏日趋匮乏。募兵制在征兵方面有很大的挑选余地，而且没有卫所制拖家带口的压力，更适合机动作战。不过募兵制也有自身的问题。

　　从管理角度来讲，卫所制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军皆世籍，很难形成地方割据势力。而募兵制不同，因为募兵制度下征召的士兵都是雇佣的职业兵，很容易成为将帅的私人武装。

　　此外，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专制社会里，完全以国家的经费来供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是十分困难的。募兵费用要比卫所军费高好几倍，因此明朝政府曾多次因经费不敷而裁兵。而且，就募兵本身而言，明朝中后期，招募的多是市井流氓、泼皮无赖等乌合之众。这些人素质低下，只要一有条件便会离伍而去。军纪如此败坏，其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北方边镇军队供应体制逐渐由纳米向纳银过渡，折银逐渐增加。到了崇祯时期，“九边”的兵力比起万历年间已有所减少，但军费却在日益增加，明朝财政出现了“仓无数万石之储，军无半年之饷，二百年来未有此极穷之时”的局面。为了缓和矛盾，明朝皇帝往往不得已发内帑币充兵饷犒赏士兵。与此同时，明廷还会发动大官僚地主捐款，不过地主阶级贪婪吝啬的本性注定了此法收效甚微，朱由检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对大臣时坦言：“去年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有限的内帑对于明代庞大的财政赤字来讲无异于杯水车薪，而脑满肠肥的勋戚与乡绅又往往虚与委蛇，敷衍了事，增加的兵饷就只能全部压在贫苦农民身上了，也就是所谓的加派。加派是明朝政府弥补财政亏空的惯用手段，辽东自万历四十六年后金起兵反明起，就有专用加派的军饷即辽饷。不过，这种竭泽而渔的赋税方式丝毫没有缓解明王朝的财政困局。

　　明代自万历末期以来，每年正常的岁入额为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其中归入内府作为皇帝和宫廷奢侈享乐的约六百余万，真正属于户部作为政府开支的除本色外，折色银不过四百余万两。万历四十八年加派辽饷五百二十多万两，已经超过了政府全年的正常开支数额，到崇祯四年辽饷达到了一千多万两，十年加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十二年再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加派总数高达两千余万两，远超国家正常年代的赋税收。除了卫所制度废弛，募兵数量增加外，军官贪污腐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天启三年，兵部尚书赵彦曾揭露称，户部放饷虽未断绝，军人领饷却常遭克扣，甚至还有一两个月分文未得的情况。天启六年，东江守将毛文龙即上书抨击：“天津岁运米二十万石，而去年只运到十六万余，其中尚有漂没腐烂者。”不过，毛文龙自己也未必干净，辽东皮岛“合老幼止四万七千”，而他却妄报“有众数十万”。 在军官们大搞贪污时，很多士兵经常处于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境地。军队无法维持正常运转，最终导致大批逃亡与频繁哗变。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袁崇焕曾用雷霆手段处理过宁远兵变，但引发此次兵变的财政危机，却早已超出袁崇焕的能力所及。

　　有明一朝，整个官僚体系的贪腐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明思宗对于武官的妥协态度，也让军队中的贪腐现象有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万历初年，有赖于高拱、张居正的改革，京运（中央财政供应）虽然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但是政府的征收税款能力尚可，保证了“三大征”等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到了万历中后期，神宗开始怠政，地方缺员无数，贪腐和党争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政府的税收能力开始急剧下降。

　　除了以上几点外，从明太祖时期开始实施的藩王制度也给明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朱元璋当年册封藩王主要是为了让其拱卫朝廷。然而经过建文、永乐两代皇帝的削藩，明朝的藩王只能“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这就导致了日后“天下养朱”的局面。根据《万历会计录》的记载，万历初年，全国每年的田赋总额约两千三百万石，光供给宗室的俸禄就多达八百多万石。可以说，这一负担始终贯穿着整个大明王朝，也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卫所世兵制的衰败和募兵制的兴起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明朝末期辽东战场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仅辽东一边，年费就达八百万两至二千万两。太仓库岁入（又称太仓银库）万历年间不过四百五十余万两，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只有二三百万两，明朝财政窘迫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明朝的最终覆灭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执行税赋以及控制地方弊端的无能。辽东战场的失利，不仅仅是军事策略的失误，更是迟缓的军事供给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一个处于危难之际的王朝要想图存，就必须要让庙堂与江湖达成共识。由于财政制度的种种积弊，明朝政府始终无法用常规手段筹集到足够的军费，最后只能用摊派的方式挑软柿子捏，最终在不归路中一步步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