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获得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到底有多难

　　和所有少年成名的将领一样，霍去病自其夭折以来便饱受争议。司马迁虽然没有正面批评霍去病，但明褒暗贬也不在少数。如明明是抨击邓通、赵同和李延年的《佞幸列传》，却非要带上一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甚至在讲述霍去病出塞万里的远征之时，也不忘指出他还有铺张浪费的恶习。

　　那么，这位“冠军侯”的军事才能究竟如何？我们不妨通过霍去病在“漠北之战”的表现，来看看缘何“封狼居胥”的桂冠会唯独落在这个少年头上？

一　汉帝国远征军深入漠北过程中、难以逾越的距离屏障

　　元朔六年（前123年），兵败漠南的匈奴单于伊稚斜采信了汉帝国降将赵信的建议，将匈奴本部向漠北迁移。试图诱使汉军深入，以逸待劳，再给予迎头痛击。然而令伊稚斜没有想到的是，汉武帝刘彻在漠南之战获胜后，并没有继续向北进击，而是命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直击河西。

　　河西之地的丢失，不仅令匈奴失去了以焉支山为中心，冬暖夏凉、水草丰茂的优良牧场。更斩断了匈奴经当地与西域诸国相连的商道。为了挽回颓势，元狩三年（前120年），伊稚斜命匈奴左贤王部出兵对汉朝的右北平郡和定襄郡展开袭扰。

　　虽然出动数万骑兵的匈奴方面仅取得“杀略千余人”的可怜战绩，但匈奴的主动进犯，还是令本就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刘彻嗅到了战机，他随即召集一干亲信将领，公开表示：“（匈奴）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由于这句话颇为拗口，因此后世剧作家将其概括成了颇为牛气的“寇可往，彼亦可往！”

　　应该说，相对于其他习惯在地图上指挥方遒的帝王将相，汉武帝刘彻还算掌握了战争的真谛。除了战前大举推行“算缗法”“盐铁专卖”等财政改革，想尽办法广开财源以充盈军费之外，刘彻还命有司征集了十万匹以精粮豢养的“粟马”、调动数十万步兵以承担后勤转运任务，全力支持卫青、霍去病统率所部远征大漠。

　　虽然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称，此次军事行动中，卫青与霍去病手中皆为“五万骑”，却又刻意强调“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霍去病）”，似乎在暗示霍去病之所以能取得更为辉煌的战果，无非是因为他所率的部队更为骁勇。但在后续的文章中，我们发现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卫青麾下云集着李广、公孙贺、赵食其、曹襄等宿将，霍去病一边的部将却多是无名之辈。

　　面对同样陌生的战场，霍去病却好像从来都不曾迷路，总能精准完成远距离的奔袭任务。那么，这位少年将军难道是与生俱来自带导航功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二　大汉“北斗”：广为人知的“活地图”

　　霍去病并非从未迷路，只是其所部机动性较高，以至于在战场上即便是走错了路，也能迅速折返，甚至误打误撞收获意外之喜。如霍去病于元朔六年（前123年）跟随卫青的两次出塞，其均率领本部八百余骑游离于距离汉军主力数百里之外的广袤草原之上。

　　司马迁也承认，霍去病所展开的轻骑游击，至少是“斩捕首虏过当”（斩获超过自身战损）的。

　　霍去病在长安担任侍中之时，已然练就了一身弓马娴熟的强健体魄。而按照汉武帝喜欢游猎的生活习惯，作为天子近臣的他可能在上林苑中进行过无数次远程奔袭的演练。

　　但初出茅庐的霍去病缘何敢于脱离大部队、深入敌方纵深数百里去“赴利”呢？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早已给出答案。当时，卫青军中正有一位对匈奴内部水草分布、部族领地等情况了如指掌的人跟随汉军深入塞外。这张“活地图”正是在出使西域途中为匈奴拘押了十三年之久的外交家张骞。

　　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百余人出使西域，以图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然而，在经过当时仍为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时，张骞使团遭到了扣押。司马迁以“径匈奴，匈奴得之”这简短的七个字概括出了张骞的倒霉，史学界有几种不同的推测。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在武力扣押张骞使团成员后，执掌河西走廊的匈奴右贤王认为此事关乎汉匈关系，是以将张骞等人押赴漠北的单于王庭，听候单于的发落。

　　另一派的观点则认为右贤王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虽然将扣押一事向单于进行了汇报，但并未将张骞等人送往单于王庭，而是就地软禁。直到很久之后，才将使团的主要成员如张骞、甘父等人押送漠北，余者则长期滞留于河西走廊。

　　张骞被扣押在匈奴境内的具体生活状况，后世同样没有留下太多资料。《史记》和《汉书》中，只给出了“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的记载。通过另一位因“留胡不辱节”而名留青史的苏武的境况，我们多少可以猜测张骞的遭遇。客观地说，苏武出使时，汉、匈关系已因连年交战降到了冰点。

　　同时导致苏武被扣押的直接原因，是匈奴贵族缑王伙同长水胡人虞常勾结苏武的副使张胜，意图刺杀时为匈奴谋主的卫律，劫持匈奴单于且鞮侯的母亲归汉。这显然要比张骞使团的“非法过境”要严重得多，但具体分析苏武被囚禁时的遭遇，仍有利于我们想象张骞的待遇。

　　张骞可能没有遭受苏武那般折磨，但各种威逼利诱的劝降活动想必也不会少。劝降不成后，匈奴方面可能会对张骞采取类似日后消磨苏武斗志的种种手段，先将其流放至荒芜偏远的无人区，随后再以游猎、出巡等名义，对其进行探望，并赠予各种物资，安排匈奴女孩陪侍。和苏武一样，张骞虽然坚持了民族大义，却也最终私节有亏，在被扣押期间迎娶了匈奴女子、生下孩子。

　　正因为在匈奴有明确的个人生活记录，也有一些后世学者据此认为，张骞滞留匈奴期间，可能一定程度上为匈奴单于提供过诸如翻译、教学等服务，并由此换取了一定的活动自由。因此，张骞可能走遍漠北、漠南的大多数牧场。

　　正是由于汉朝官员中缺乏了解匈奴内部情况的人，汉武帝在张骞从匈奴脱逃、完成出使西域的使命返回长安之后，授予了校尉的军职，命他跟随卫青出兵塞外。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张骞）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但是，长期滞留于匈奴这一点，令张骞无法真正获得李广等功勋宿将的信任。这样的矛盾最终导致元狩二年（前121年），积功被封为“博望侯”的张骞在受命与李广一同率军从右北平郡出征之后各自为战，最终李广所部为匈奴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张骞也因救援迟缓而被剥夺了爵位。

　　霍去病对张骞持怎样的态度，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张骞被贬为庶民之后，霍去病很快率部出征河西走廊，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打通道路这点来看，霍去病即便与张骞没有太多的私人感情，两人在战略见解似乎早已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很可能是霍去病初次跟随卫青出塞时，在与张骞的相处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

三　漠北骠骑：霍去病所部精锐骑兵如何练成的

　　即便霍去病在与张骞的交流中，获得了诸多有关匈奴内部部族及牧场分布的第一手资料，数千里的远距离奔袭终究不是靠纸上谈兵能轻松实现的。事实上，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才是霍去病完成“封狼居胥”伟业的真正物质保障。

　　汉匈战争形势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军骑兵战斗力的此消彼长。早在汉武帝初期，汉朝从北方草原获取马匹的数量大规模减少，为了能够积蓄力量，汉武帝采取两条渠道来获取战马：首先是牧场，如卫青出兵夺取的河套地区就盛产马匹；其次是在民间推行马政，汉朝鼓励民间养马，采取“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也就是每家能养一匹马，并上交给国家，会有三个人可以免除徭役赋税。

　　政策的双管齐下，很快可以一次性给予卫青、霍去病数万匹优质战马的调配权。但是，马可以由中央调拨，精锐骑兵却需要将帅们费尽心血去训练。只有经过长期的训练、再配备优良的武器装备之后，在面对生于马背、长于马背、死于马背的匈奴人时，汉人骑兵才能成为不可小觑的存在。

　　汉军轻骑兵与匈奴骑兵差别不大，汉军的轻骑兵身穿皮衣，一般不穿甲胄。汉军轻骑兵以矮小快速的马匹为主，主要使用弩箭作为攻击的武器。汉军轻骑兵使用的弓弩是农耕文明为抵抗游牧文明而发明的利器。弩箭瞄准简单，穿透力强，这种武器的出现和使用让汉军有能力对抗以骑射见长的匈奴骑兵。汉军的重骑兵则是配备带着内衬的甲胄和铁质的头盔，主要武器是传统的戟和戈，以体型高大的战马进行冲锋。从杨家湾汉墓中出土的兵马俑得知，汉朝的骑兵部队中，轻骑兵与重骑兵的比例为1:5。这显然是在长期同灵活的匈奴骑兵作战后形成了战术配置。

　　汉军的骑兵构成相当精密。

　　五名骑兵构成最小的单位，设立一名队长。两个小队十名骑兵组成一个骑什长指挥的小组。五个小组设立一个骑士吏，指挥这五十名骑兵。每一百骑设立一名骑卒长，每两百骑设立一名骑五百。每四百名骑兵组成一个曲，由骑千人或是军候率领。然后，由两个曲加上辅助的士兵组成一个近千人的部，由校尉或是骑都尉指挥，最后根据需要，出动的规模由几个或更多的部组成出征部队。

　　在实际战斗时，汉军会以曲作为基本的作战单位，以一百骑构成一个个的战斗小方阵，再根据实际的战斗情况进行调整，基本上采取轻骑兵从两翼快速包抄、重骑兵中央推进的战术进行战斗。

霍去病麾下的骑兵很可能是这样以百骑为单位，在辽阔的战线上迅速展开，再以分进合击的战术，迅速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击破当面的匈奴游骑，最终通过一场正面决战，重创匈奴左贤王部主力。

四　辉煌不再，霍去病之后缘何难再“封狼居胥”？

　　无论后世怎样评价霍去病，他的功绩很难复制。且不说那些被辛弃疾写入诗词中“草草收场”的“仓皇北伐”，便是后世诸多富有雄心壮志的盛世君王，倾尽全国之力也无法再取得这一荣誉。此处，我们不妨试着进行一个案例分析：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刘庄决定对匈奴用兵。关于继承了光武帝刘秀对匈奴包容政策的刘庄，缘何突然表现得如此激进，相关史料中并未给出明确说明。但《资治通鉴》之中详细记录了时任谒者仆射的耿秉对此次军事行动的全面规划。耿秉认为，匈奴作为中原北方边患，汉朝之所以长期无法降服，除了匈奴本身的军事力量外，还缘于其得到了鲜卑、乌桓等草原部族的支援，以及控制着被称为“左衽之属”的西域诸国。

　　因此，历史上，汉武帝率先于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屯兵于居延、朔方一线，从而在夺取匈奴“肥饶畜兵之地”的同时，切断了匈奴与西域的联系，最终迫使匈奴在连番的军事打击下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基于这一分析，永平十五年冬，汉明帝刘庄命耿秉与窦固分别带领副将秦彭、耿忠进入凉州地区整军备战。次年雪消冰解，太仆祭肜率先与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河西地区的羌人、胡人雇佣兵及归附汉皇朝的南匈奴人马，共一万一千余骑，浩浩荡荡地从高阙塞（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附近）深入大漠。与此同时，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等七郡的郡兵及乌桓、鲜卑所部，共一万一千余骑，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方向出塞，配合祭肜所部，寻找匈奴主力展开决战。

　　应该说，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所统率的乌桓、鲜卑诸部大多对太仆祭肜心怀敬畏，如果祭肜指挥这一路人马，即便不能取得大胜，也会有所斩获。但偏偏祭肜所部人马多为南匈奴的骑兵，这些人本就不愿与同胞为敌，更兼其首领左贤王“信”与祭肜不合，因此大军从高阙塞出发后仅走了九百华里，南匈奴骑兵便谎称已经抵达了大漠天险——涿邪山了。对匈奴境内地形不甚了了的祭肜信以为真，随即决定班师。不想一回到洛阳，祭肜便与度辽将军吴棠一道被以“逗留畏懦”逮捕了。

　　汉明帝刘庄之所以对祭肜如此决绝，很大程度上由于祭肜此前设计的战略完全没有起到对匈奴的牵制作用，还白白浪费大量兵力：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的部队虽然一度抵达了匈河水畔（今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的拜达里格河），但沿途的匈奴牧民早已逃散，并无斩获。原定投入西域战场的耿秉、秦彭从武威、陇西、天水三郡募集的勇士及羌、胡雇佣兵，也被要求从张掖居延塞方向配合祭肜的行动，最终横穿六百华里的沙漠，在到达早已人去楼空的北匈奴句林王牧场——三木楼山后无功而返。也就是说，在祭肜的错误战略指引下，汉朝四分之三的兵力在大漠之上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汉明帝刘庄对匈奴奇袭的失败，无疑衬托出霍去病的军事才能和历史功绩，狼居胥山，真的不是你想封就能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