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案！著名女作家之死：永远不要低估人性之恶

作者：吴延安 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长

1996年8月25日傍晚，是我刑侦生涯中难忘的日子。

戴厚英？这个名字怎么这样熟？我脑海里迅速盘旋着。

对于戴厚英，公安系统的人对她并不熟悉，甚至很多人连听到这个名字都感到陌生。但在文学界，她颇有知名度，著有《人啊，人！》、《诗人之死》等作品。

隐隐约约，我把她的名字和作品对上了号。怎么会是她？！我心中一悸，顿时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是我就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简称803）总队长伊始遭遇的第一起性质极严重、影响极恶劣的特别重大的凶杀案件，也是我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生涯中面对棘手的极具挑战意义的案件。作为一名指挥员，能否沉着应战，冷静处置，果断决策，迅速破案呢？我面临一场严峻的实战考验。结果在当时来说还不得而知。

勘查几乎是一寸一寸地进行着……现场封锁保留10多天，刑侦勘查史上少见。

接到紧急电话后，我放下碗筷，第一反应就是向虹口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了解案情的概况。无奈，虹口方面没有人接电话，大概都到现场去了。我不敢有丝毫怠慢，赶紧驱车直奔现场。

现场在灵丘路某弄某号202室。民警已封锁了弄口，周边道路也实行了交通管制。弄内某号门前，已拉出一圈约40平方米范围的警戒线，约有200多名群众在警戒线外引颈张望。他们大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窃窃私语，互相询问：“啥事？来了介许多警察。”

上楼后，虹口区委领导，分局长张济祥、副分局长宋孝慈，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已在201室等候。少许，“803”的几位破案及刑技专家亦都先后赶到现场。复旦大学的领导也闻讯而来。

张济祥脸色严峻，看上去压力也非常大。现场所有的人都阴沉着脸，默默无语。

现场保护得非常好。这要感谢宋孝慈，不愧为分管刑事侦查工作十多年的老同志。当时，有的领导想到现场看个究竟，被他执意制止。宋始终坚持这样一条原则：“803”的领导不来，谁也不许跨进现场一步，包括分局勘查技术人员。事实上，宋孝慈的这一措施为以后的破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张济祥也在现场，但对现场保护的处置权托给宋孝慈，自己在考虑如何尽快组织分局干警增援后续侦查。宋对现场外的楼梯过道都采取了非常保护措施，果然经验老到，胆识过人。

临时指挥点设在隔壁201室，这位邻居通情达理，没有怨言。

据宋介绍，案发过程是这样的：是日17时15分，戴厚英的六弟戴厚泉偕妻茅维琳到姐家来看女儿戴慧。敲了半天门，里面寂静异常，没有一丁点回音。夫妇俩觉得纳闷：下午3时多还和女儿通过电话，怎么转眼会没有人呢？

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夫妇俩的心头。戴厚英生前曾关照过弟弟，若我不在的话，可去隔壁4楼邻居吴教授处取备用房门钥匙。夫妇俩按图索骥，取来钥匙，打开房门，大惊失色：一股血腥气扑鼻而来，戴厚英仰面朝天倒在客厅的血泊中。

茅尖叫着往后退了一大步，猛然间想起爱女戴慧，急伸头向北面小房间探望。只见戴慧浑身是血，侧卧在床与橱之间的地板上。戴厚泉夫妇悲怆之极，几乎昏了过去，周围的人即向“110”报了警……

门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痕。

铁门敞开着，木门虚掩着。现场为三室一厅的套房，除了戴慧父母和吴教授进过现场外，没有其他人的足迹，勘查条件较好。

戴厚英死不瞑目。她仰卧在客厅中央的血泊里，头、颈、背及手臂等处有50余处刀伤。其中颈部刀伤尤甚，有砍创及切割创20余处，脖子几乎断裂。看样子，凶手决心置她于死地，不留活口。

戴厚英双手均有抵抗创伤，尤以右手为甚。伤痕累累的右手手指卷屈着，唯独食指伸直，像是在指什么。指斥凶手？还是指着凶手逃匿的方向？不得而知。

戴厚英的尸体上盖着沙发座上用的竹席，她上身穿灰底白点短袖汗衫，下身着白底红绿相间花案睡裤，左脚穿一只白色坡跟皮鞋，而右脚的那只鞋却脱落在门口附近。尸体周边，散落着原本用红、蓝色马夹袋包装的饼干、水果之类的食品。

客厅内的茶几被掀翻在地，茶几的玻璃板上遗留着一把带血的菜刀。据了解，菜刀是戴家厨房之物。给人的印象是，戴厚英从超市购物回家，刚踏进门坎就遭到凶手的砍杀，双方发生殊死的激烈搏斗。

戴慧头朝西侧卧在客厅北间小屋的血泊里。一条白底蓝花的长裙盖在她的头部。致命的刀创深达颈椎，气管、食道、颈总动脉全被斩断。

尸体旁倚着一根1.2米长的木棍。据了解是戴家打蜡地板刷的木柄，原来是放在门背后的。

小屋的墙上门板及天花板上喷溅有大量的血迹、天花板上还有一道清晰的划痕，猜测是戴慧持木棍与凶徒搏斗时所致。

柜上、地上有戴慧一络络长发。床上有戴慧的一副眼镜和一本翻开的书。现场翻动很大，未上锁的柜橱抽屉均被打开，书信、衣物等狼藉一地。此外，在书房的茶几上有一只带有喷溅血的小钱包已被打开，内空无一物。

最值得我感兴趣的是客厅南边的餐桌上，东、西各放着一只茶杯，两边各置一把椅子。

东边茶杯的外壁上有积灰，内里是白开水，好像是倒给“客人”喝的，但却纹丝未动。而西边茶杯的凉白开水已喝掉三分之一，从茶杯的款式判断应该是戴慧喝的。

现场初步印象如此。

我在现场。大伙儿几十双眼睛都盯着我这个新来乍到的指挥员。我条件反射：必须马上弄清情况。按老规矩，痕迹开道，摄录像跟上，再上法医。

当时，我的思路是想在勘查现场上做足“文章”。因此，博采众议后，我提出兵分三路开展工作。

一是调集各路刑侦勘查高手，把重点放在现场勘验上。刑科所所长周学之，法医专家、痕迹专家陈连康、俞援朝、王德明、阎建军、徐林生等人全部赶到了现场。他们都是代表上海刑侦技术的顶级高手，我暂时“吃”下一颗“定心丸”。

勘查工作有步骤地开始了。都是“803”刑科所的几位“老法师”，勘验现场不用嘱咐，工作格外仔细。

静电吸尘仪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吸取每一个可疑的痕迹。闪光灯嚓嚓地闪烁着，录像照明灯把屋子照得通亮，摄像机镜头从多方位把现场状态真实地记录在案……

一切按部就班；每一个步骤都特别仔细缜密。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对待这起非同寻常的案件，唯恐疏漏一点，影响全局。

客厅椅子座垫竹席上，有一明显的左手血掌纹，但很难分辨出纹线。

客厅、书房和北间卧室先后采获大量同一类型的血鞋印。后来被鉴定为“力度牌”男式休闲皮鞋所留下的。

南间戴厚英卧室中，存放衣服杂物的抽屉里被翻得乌七八糟。技术人员发现混杂其间有一双沾有大量血迹的白色棉纶弹力袜。袜子又臭又脏，袜边沿绣着一朵彩色小花伞。

从穿着的脚型来看，应该是青年男子所用，判断为凶手作案后脱下的遗留物。

经现场清点物品，初步发现戴慧脖颈上的一根镀金带挂件的项链，一只景泰兰手镯，一根银色手链，一只旧的“上海牌”机械女表，一台爱华牌收放两用的“随身听”以及以戴慧母亲“茅维琳”名义存入工商银行的2000元人民币的定期存单（8月28日到期）等物遭劫。

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被害人的身份证及戴厚英一张500美元的存折和一张800元人民币的活期存折。

第二路，组织警力对戴厚英家的左右邻居及附近弄堂两侧的群众中仔细查访，重点是确定发案时间，寻找这一时间段的目击者，从中找出凶手蛛丝马迹。

在对现场及附近的586户居民的逐一走访中，几乎所有的成年人没有一人目击到从戴家进出的可疑男子。倒是一名12岁的小男孩反映，当天下午4时多点，他在弄堂里滑旱冰，曾看见一个穿红色衬衫，头发微秃，有络腮胡子可疑男子“走进”戴家门洞。再细追问，男孩还反映，该男子身高1米70左右，年龄约在40岁上下……

这名小学生提供的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后来被证实与确定的凶手完全一致。

据周围邻居反映，当天下午3时半至4时间，曾听到男女争吵声，并先后两次听到女人叫喊声、惨叫声以及物品倒地的乒乓声响。

第三路，重点了解被害人戴厚英、戴慧生平及两人的社会活动情况。通过对戴厚泉夫妇及戴生前好友、同事吴中杰教授等人的走访，我们了解到：

戴厚英，58岁，安徽省颖上县人，是当时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上海知名作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

戴中学时代是在家乡颖上中学就读的。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理论研究。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执教。

“文革”中，她认识了比自己大15岁的著名诗人闻捷。闻当时正被隔离审查。戴对他由同情、理解直至相恋。“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得知后，曾勒令两人断绝关系。诗人闻捷愤而自杀。戴厚英闻讯，悲痛欲绝，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1978年，戴的第一篇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就是她以自己与闻捷的经历所写的。此后，戴共著有7篇长篇小说，较为著名的有《人啊，人！》、《空中的足音》、《风水轮流》、《悬空的十字路口》等。她的最后一本长篇小说《脑裂》，在遇害前不久刚封笔。

戴厚英的前夫张某在芜湖市抗震救灾办公室任职，20多年前离异。两人有一个共同的女儿戴醒，时年32岁。她与丈夫隋某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留美生活工作至今。

戴厚英出生于多子女家庭，共有兄弟姐妹7人，她排行老二。至被害前，她长期单身独居。戴的多部作品在国内外文坛有一定的影响，被誉称为江淮才女。她交往的层次较高，多为文学界的一些朋友，但也有家乡的老师、同学及其他的故交。

被害人戴慧，19岁，系戴厚英六弟戴厚泉的女儿。

据了解，戴厚泉任职颖上县南照镇副镇长，与当时上海赴当地插队落户的女知青茅维琳相识后恋爱结婚，生下独生女戴慧。初中毕业后，戴慧按知青子女回沪落户政策迁户于上海卢湾区瑞金二路某弄的外婆家。以后，考入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校读书，当年7月毕业。

1994年5月起，戴厚泉与二姐戴厚英商量，将戴慧由外婆家搬入戴厚英家居住。一来戴慧有人照料，二则与独居的戴厚英作个伴。

戴慧毕业后，一直待在姑妈家中等分配。据戴厚英的邻居和同事反映，戴厚英平素小心谨慎，对上门拜访的陌生人从不轻易开门接待。

据戴慧的父母及学校师生介绍，戴慧为人正派，在校时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担任班干部，同学、老师对她印象不错。

戴慧生性活泼，与同学交往甚密。她接触的大多是原籍安徽中学或上海职校的同学，且相互帮助，常有男同学往来和电话联系。

戴厚英对侄女管教甚严。据戴慧父母说，有一次，戴慧职校里的一名男生打电话给她，在聊侃中油嘴滑舌，被戴厚英听见后，当即令她挂断电话，并狠狠地训了她一顿，还严嘱，如有再犯，将她送到外婆家去，并将这件事告知了戴慧的父母。此后，成慧再也不敢轻易在家与男同学通电话了。

25日晚上9时多，时任市局副局长易庆瑶闻讯赶到现场。他是在外执行警卫任务听到消息后匆匆赶来的。当时，现场勘查仍在进行中。

易庆瑶副局长看了一会儿现场，召集所有参战人员开了一个短会。他在会上传达了时任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朱达人的指示精神。

王力平同志要求侦查人员在侦破过程中工作要做的更细一些，网撒的更大一些；在参加“漳州公安会议”中闻讯的朱达人同志专门来电要求我们：全力以赴抓紧破案。

易副局长不仅仅是来给大伙儿鼓劲的，重要的是要给整个侦查工作确定一个基本方向。都快半夜11时了，忙碌了半天的各路侦查精英，仍未有丝毫倦意，眼睛瞪大，倾听易局长讲话中的每一个字。

易的讲话要点有三条：一是现场勘查，不但要抓紧，而且要特别过细，案件不破，勘查不止，要获取现场痕迹、物证，为确定案件性质和侦查方向提供线索。二是紧紧“咬”住“两戴”的社会关系不放，下功夫从中摸出作案可疑人员和线索。三是由刑侦总队和虹口分局立即抽调精兵强将，共同组成“8.25”血案专案组，由我担任组长。

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没有任何退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根据案件侦查要求，我和张济祥商议决定从刑侦总队抽调70余人，虹口分局抽调100余人，临时组成近200人的专案组。

案发当夜12时许，为了不打扰居民，让201室的邻居早点休息，“8.25”专案临时指挥部转移到凉城派出所继续工作。

现场勘查工作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时值“秋老虎”肆虐，气温仍高达34℃左右。现场的血腥气味已转为血液腐败，发出阵阵难闻恶臭。为了不影响勘查质量，现场是不允许打电扇的。虽然大家已经极度疲惫，但斗志丝毫未减。

第二天，痕迹专家徐林生等人从戴厚英南边卧室衣橱板上和北间戴慧的眼睛玻璃片外侧取到数枚指纹，其中有一枚极有价值的左手拇指指纹。指纹与众不同：是罕见的双箕纹。

现场封锁了十多天，就这样艰苦条件的现场勘查，技术人员轮番上阵，竟持续了8天8夜，是上海解放以来刑侦勘查史上少见的。

财杀、仇杀，还是情杀，这几种谋杀原因都有理由成立。但是，破案只能先抓住其中的一种理由。

当时，围绕戴厚英、戴慧被害案的性质问题，参战侦查人员各执己见，意见不一。到底是仇杀、情杀，还是财杀？都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

仇杀也有理由。戴厚英一生坎坷，“文革”中有曲折经历；文章笔锋犀利，疾恶如仇。有一年，安徽发大水。那年戴厚英在家乡呆了整整一个暑假期，并在那里募捐，并试图监督捐款都用在灾民身上。在海南，她看到那里的原始森林遭到破坏，回来以后就写文章大声呼吁。

戴厚英的挚友吴教授说，她一谈到贪官和腐败，就显得气愤异常。戴厚英是否因为言谈或文章中触犯得罪了某个人而遭到报复杀害？

持情杀意见者认为，会否是因为戴慧隐性恋爱，甚至连父母都不知的三角恋情而遭到灭顶之灾？

财杀更有根据。客观上现场财杀迹象明显上升。但是，戴厚英并不富有，况且就现场劫走的那点可怜的财物而言，凶手为此而大开杀戒令人迷惑不解。真是一个深奥的谜团。

然而，真正的凶杀动机只有一种可能。那么，这种可能只有客观事实来说话。

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案情的分析会几乎稍有空隙，每天都在举行。各路情况不断地汇总、聚焦。易庆瑶同志几乎每天都到指挥点来听取案情进展汇报。倘若无暇，他也要与我通一次电话，了解案件进展情况。

首先，专案组将视线集中在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的结果上。作案时间，应该确定在8月25日下午3时30分至4时15分之间。理由有4条：

一是，当日下午3时30分，戴慧的母亲茅维琳与戴慧通过电话，对戴慧说，晚上不到戴厚英家里来吃饭了。这一信息，说明凶案尚未发生。

二是在3时45分至4时许这短短的15分钟内，邻居听到戴家传出两次女性的惨叫声及男女争吵声，说明了此间的案可能正在发生。

三是戴厚英身边的一张超市购物电脑结帐单上显示的结帐时间为3时21分。经侦查人员前往该超市和模拟回家所耗费的时间，了解到电脑显示的时间比标准时间慢了9分钟；加上戴途中买菜和返家的路程时间，估计戴厚英到家的时间应该是3时45分左右。

四是专案组人员在走访目击者中，一溜旱冰的小男孩反映，大概在4时10分左右，目击一名穿红衬衫中等个头、头顶微秃长着络腮胡的男子走出戴所住的某号门栋。

如此，这名重大犯罪嫌疑人倘若真是凶手的话，那么，作案的结束时间应该是4时15分左右。

作案人数，确定是一个人单独作案。理由确凿而简单。现场除了死者的血印外，其余都是同一男性留下的血鞋印。

且从客厅桌上那倒满开水的茶杯和门锁完好无损的情况来看，显示了凶手系敲门人室，戴慧倒水相待，双方似有一个闲聊过程，表明凶手极可能是“两戴”熟悉的人。凶手对戴厚英下手之凶狠，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从戴慧的尸体检验报告看来，她死前颈部曾受过明显的外力作用；伴有明显的窒息症象。由此判断，凶手入室后，开始假作斯文，连戴慧倒给他的白开水都不曾动过一口，茶杯未碰过一下。这一点，茶杯上未留一枚指纹及积满灰尘的杯盖上灰尘依旧便是明证。

可以对这个案件作这样假设：这现场在案发前有过一段短暂的平静，这短暂的平静，也正是凶手思想正在激烈争斗之时。紧接着，凶手凶相毕露，对戴慧顿起歹意，实施暴力或侮辱，将她掐昏。然后，正在室内翻箱倒柜劫取财物之际，恰巧戴厚英从超市购物回来欲开锁进门。

凶手听见开门声，即感丑态毕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到厨房就地取材，拿着菜刀和花露水瓶（现场门口遗有带血迹的花露水瓶一只），向戴猛砸乱砍，随后将两戴杀害后逃离现场。

这是当时专案组对凶杀过程的一个简单判断、假设。假设源于现场获取的种种迹象和证据，来自于众位侦查高手的分析判断。

凶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凶手应该与戴厚英、戴慧均相识之人。门未撬，锁未损，敲门入室。戴慧倒水以礼相待且双方聊侃片刻，说明至少是戴慧认识的人。倒白开水而不泡茶，连茶杯盖的灰尘都不洗去，恰又说明了戴慧不过纯是出于礼节，与其关系不密，甚为一般的客人。

根据走访，戴厚英的为人，平素绝不轻易在家接待客人，更不允许戴慧在家招待客人。同时，戴慧对陌生人也不会轻易开门。因此，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上门者应该是戴厚英、戴慧都认识的人，两者缺一不可。

作案者是一名社会资历较浅，社会层次不高，作案经验欠缺，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且外地农村来沪的男青年可能性较大。

对凶手如此细致刻划，我们有许多理由：

——现场翻动很大，一片狼藉。凶手在现场乱翻乱找，甚至连一些不值钱的廉价物品都不肯放过。比如戴厚英右手腕上的一串佛珠，戴慧的旧机械手表、景泰兰手镯、一根镀黄的项链等等。说明凶手劫财的目标并不明确。

——凶手作案并不老练。戴厚英的卧室有一只写字台，中间抽屉仍然锁着。而凶手试图撬开它，却几次未能成功，若换上一个专业点的盗贼，此举岂不雕虫小技。此人可能没有犯罪前科。

从戴隐英堆放衣服杂物的抽屉里发现一双带有血迹的棉纶袜来看，袜子又臭又脏，不像城里爱干净的人所穿。这种袜沿绣有小花伞图案的袜子，中老年人是不大可能穿的。因此，判断凶手很可能是年龄在18岁至28岁之间的外地人。

从现场获取的鞋印来看，凶手穿的应该是“力度”牌或“豪克”牌休闲皮鞋，这种鞋价格低廉，百十元人民币一双，档次不高。从鞋印的尺码来判断，此人的身高应该在1.70米左右。凶手连杀两人，体格应该很强壮。

经过几天的细致分析，专案组的全体成员逐步达成共识：“8.25”案件的性质应定为：以谋财为主的特大上门抢劫杀人案。

围绕这条主线，侦查思路须臾转化为侦查措施：

一是查清戴厚英和戴慧所有社会关系中的可疑人员，重点放在“两戴”都相识的关系上。

二是加强对现场所获取的物证的调查，以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其中，尤其对现场遗留的血袜和“力度”牌皮鞋查清产地，了解销售渠道。

戴厚英是个知名作家，是文人，她在社会上、文学界有大量的笔友，在安徽有许多老师、同学、乡亲等故交，生前与他们保持通讯，仅各种信件就有近千封，足足能装满一麻袋。

此外，戴还有记日记的习惯。戴厚英的书信和日记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能否从她的书信和日记中找到凶手的线索呢？这就是当时我们采取的第三条侦查措施。一条至关重要的措施！

压力巨大，压力重重。务必在国庆前破案！

戴厚英是作家，是名人，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由于戴厚英是一名特殊身份的被害人，重重压力接踵不断地压在专案组全体成员的身上，压在上海市公安局党委的身上。

案发后，国内外很多新闻媒体都将戴厚英被害案作了醒目标题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很大反响。

8月29日，市局一位同志把当天香港《明报》复印给我。报道以“戴厚英案沪警往安徽调查”为主标题，以“侄女先遇害，不排除情杀”为副标题，并以戴的名著《人啊，人！》封面为题照，对戴案的发生及案件性质作了种种猜测，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给我们参战人员很大的压力。类似报道还很多。

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对此案的侦查也高度关注和极为重视。

8月26日，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知道后批示：请公安部指导、协助上海尽快侦破；公安部长陶驷驹指示上海抓紧破案，强调这是考验上海公安机关战斗力的时刻；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力平时刻关心“8·25”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多次吩咐我们工作要更加细致，措施要更加严密；易庆瑶副局长经常到指挥点亲自组织指挥侦破工作，并与张声华副局长一起听取汇报，研究破案措施。

上级要求专案组力争在国庆节前破案！这是给我这个新任总队长的下马威。我不得不破釜沉舟，拼搏到底了，泰山压顶，也不能弯腰。一切答案只能在扎实的工作之中。

我和副总队长孔宪明、王军，以及虹口分局长张济祥、副分局长宋孝慈交换了意见，咬牙立下军令状：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真凶给挖出来！

戴厚英遇害案件，是一桩“无头案”。

虽然分析判断是熟识之人所为，可是浩瀚人海，何处去寻觅这样的“熟人”呢？但是，这根“针”必须捞。

围绕两名死者的社会关系，我和济祥、宪明、王军、孝慈等人，决定兵发四路，展开严密的排查工作。

第一路上安徽颖上县戴厚英的家乡调查。案发后的第二天，刑侦总队一支队领导刘道铭、陈申东和虹口刑侦支队领导杨阳及技术人员共计11人组成小分队驱车迅速前往安徽，在被害人家乡展开全面排摸。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小分队冒着暑热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穿街走巷，足迹遍布颖上县南照镇23个村、4个居委会及戴慧就读的小学、中学，对1万余人进行了调查访问。其中，对排出的300余名在沪打工、经商人员作了逐一审查，均被排除作案嫌疑。同时，小分队又对颖上县及阜阳地区数百家商店进行查访，未发现与案发现场获取的相同类型的袜子和皮鞋。

第二路在案发周围地区进行摸底调查。重点是对现场邻近的500余户居民逐家走访，先后对896名人员进行了甄别，逐一排除嫌疑。对现场周围能够提供涉案有关情况的居民，专案组人员反复上门查访，核实情况。对在附近打工经商或闲居的140余名外来人员进行了认真调查，未发现可疑人员。

第三路将戴慧活动的圈子作为调查重点。侦查员走访了戴慧生前就读的上海商业职业学校，对她同班的40多名学生、青年教师，包括同校中有劣迹的学生、居住在虹口区的校友及戴慧实习的商场期间先后接触的109人进行访问调查，均告未果。对戴慧曾经住过的外婆家及所有的亲朋好友中普遍展开访问，未获取有价值的破案线索。

第四路是对戴厚英所在单位进行调查。对戴厚英执教中文系18年以来的历届学生、同事77余人排除了嫌疑。对其他54名外省市籍学生，通过电函紧急求助15个省市的公安厅、局协查，并派员赴山东、江西、江苏等地进一步开展外调内查。

同时，专案组侦查员对戴厚英千余封信件的发信人或者关系人，以及通讯录、名片等进行整理，发现她的各种社会关系共计达1600余人。按照普遍访问和重点审查的原则，层层“剥离”。

专案组还颇费精力和曲折，查清了“力度”牌皮鞋和绣有小花伞袜子的来龙去脉。

刑侦人员沿着“力度”牌皮鞋的生产、销售渠道轨迹，在本市和常州、启东等地深入调查，发现现场留下的“力度”牌41码鞋印的模具为江苏常州制造。此类皮鞋共有7种款式，市场销售价每双为180-260元人民币，共生产了3千双，销往本市和哈尔滨，仅上海就有30多个销售点。

对绣有“小花伞”商标的现场遗留带有血迹的袜子，为了查明其生产、销售地，侦查人员先后走访了四川北路、豫园小商品市场等所有销售袜子的商店，还追踪到浙江义乌、广东顺德等产袜厂家、小商品市场。侦查员走访了2千多个摊位，终于查清这双袜子系广东顺德的一家小厂所生产。

还有几个例子，突出表现了专案组侦查员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扎实细致的刑事侦查基本功。案发当天，即25日上午6时半，戴厚英从安徽老家一回到上海，就开始收拾屋子。据邻居反映，这天中午11时许，戴把一捆旧报纸卖给了一名外地收破烂的人。这个收破烂的与本案有无关系呢？为了查清事实，侦查员历经曲折，终于找到了这名叫杨某的江苏籍收破烂的人，并收回了戴厚英卖出的18公斤旧报纸。

为了查找曾经为戴家修理电视机、电脑及装修房子的人员，侦查人员的足迹遍及上海市各个角落，不遗余力地共访问了100多个修理店，尽可能地查找到每一个人，了解情况，不留死角，排除嫌疑。

在此案对人的调查访问上，专案组侦查员更是下了苦功夫的。仅在本市对戴厚英的同事、朋友、同学、学生、邻居等方面的调查访问，达到1800余人次，制作笔录逾千份，整个案卷材料迭起来达一米高。

撒开大网，周密布控，是本案侦查的又一大特点。在侦查“8·25”案件过程中，专案组将侦查视线扩大到案发现场为中心的周围4个居委会的各条里弄居民中去。

专案组又先后召开案情分析会、侦查动员会、专家“会诊”会、各区县分管局长、刑侦支（大）队长会议20多次，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严密控制各种渠道。其间，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紧急协查，请求帮助、配合。还向全市出租车行业发放了600多份通报，希望出租车司机能为警方提供凡是在8月25日下午或傍晚坐过出租车的可疑人员，以寻找破案线索。

同时，专案组通过交通信息台反复播放假设犯罪嫌疑人可能的衣着打扮、体貌特征，要求司机们提供在现场附近乘坐出租车的可疑人员线索。

围绕戴厚英和以戴慧母亲茅维琳名义在人银行的存单、存折被劫的线索，专案组还专门布置侦查人员在有关联的银行伏击守候，捕捉前来取款的嫌疑人。

专案组出手迅速，六管齐下，招招绝狠，疏而不漏。这样，我焦躁的心稍有安定。根据市委、市局领导的要求，“8·25”专案组200多位参战人员不畏艰难，顶烈日，冒酷暑，昼夜奋战，体现了公安人员崇高的敬业精神，出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一丝不苟。这句话我们用了多少遍，可通过他们的行动，我真正体验了这句话的含义。

由于连续工作，先后有8位同志发高烧。他们到医院打退烧针，吊瓶盐水后，又不声不响地回到岗位坚持工作。许多同志的家庭是“后院着火”，连续遭遇困难。有的住房动迁，急等着“主心骨”回去办手续，签合同；有的老婆工作翻三班，小孩无人带领；有的老人、孩子患重病、急病，只等着他回去照料。可是，谁也没向领导提起，谁也没有为这类事情过半天假。大家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早日破案。

凶手陶锋，是从戴厚英的日记中挖掘出来的。这正应了戴厚英临终前怒斥凶手的那句话：你会后悔的！

9月14日上午，由市局副局长易庆瑶、张声华牵头，邀请上海滩上刑侦战线各路英豪、专家对“8·25”特大抢劫杀人案进行“会诊”，播放了勘查现场的实况录像。会上大家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了肯定，对案件的侦查方向、对象刻画、侦查措施又充分发表了意见。

易庆瑶副局长在会上说了这样一番话：“案件从发生到现在，快要20天了。市局各单位、各分局、县局领导高度重视，专案组的工作非常认真，都是前所未有的。我的印象是，侦查工作的总方向是对的，只要大家再加一把劲，曙光就在前面。”他的一番话，使专案组破案的信心更加坚定。

午餐时间到了，会议桌改成餐桌。服务人员将一碟碟菜，接连往桌上送。不知是哪位不小心，肩膀碰擦了一位端菜朋友的手，“咣当”一声，菜盘落地。我条件反射，顺便问了一下：“盘子摔破了没有？”孰料，不管看见的还是没有看见的，大伙儿异口同声地喊着：“破啦！破啦！”

好兆头！大家迫切破案的心情可以理解。事实上，案情确实已有了新的转机。当时，怕对分析会误导和影响思路，我没有在会上说。但会前我向易、张局长报告了这样一条重要线索，即在戴厚英的日记中发现一名与我们刻画相似的嫌疑对象。

戴醒回国了。她是在案发的第二天接到我们告诉她的噩耗：她母亲戴厚英被人杀害了。8月28日，戴醒和丈夫隋某双双飞抵上海。

叫戴醒回国，我们作了两方面的考虑。戴醒是戴厚英的独生女儿，最亲的人。唯有她才有资格全权处理戴厚英的后事；其二，我们希望通过戴醒，从中了解一些案情的有关线索。

戴醒看见母亲死后的惨状，悲痛欲绝，几度昏厥过去。戴醒回来后，全权处理母亲的遗物和书信。

当时，宋孝慈受专案组委托，接待了戴醒夫妇，并与戴醒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宋：“对你母亲的被害，我们公安机关正全力以赴地开展侦查工作，争取早日查出凶手。我们希望你们能给予支持和配合。”

戴：“我怎样配合你们的工作？”

宋：“我们了解到，你母亲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中，很可能涉及到破案的线索。希望能够征得你的同意后，将有关的日记交给我们查阅。”

戴：“这不行！日记涉及到我母亲生前的隐私，不能看。”

宋：“你放心，我们纯粹从破案角度去看这些日记的，绝对为你母亲保密不外传。”

戴：“不行，我还是放心不下。”

接下来，宋孝慈给戴醒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他举例：曲阳地区有一名裁缝被人杀害，警方就是通过他与人来往的书信，从中发现了线索，最后破了案，凶手被抓捕归案，绳之以法。

戴醒终于有所松动，乘热打铁，进一步问：“你想为你母亲报仇雪恨吗？你现在做不到，而我们能做到。你想想，如果你把你母亲的这些日记都带回美国，那么，也许凶手的线索就在这些日记里。凶手从此法外逍遥，你不是终身遗憾，你死去的母亲不是死不瞑目吗？”

为了让戴醒确信警方的诚意，宋把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叫到办公室，对戴说：“整个查阅日记的过程，我们都请施政委一个人进行，任何人不再参与。阅毕后一并交还。为了你母亲，请你相信我们。”至此，戴醒终于答应了，感动不已。

以后两天时间里，戴醒交给施敏鹤两本戴厚英当年记录的黑漆皮24开硬面抄日记本。

1996年9月3日，戴厚英和她侄女戴慧的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文坛泰斗巴金托人送来了花圈。

丧事办完了，可专案组侦查案件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过。从给戴厚英来信的老师、同学、笔友中的近千封信中，专案组从9月7日起的3天内，摘录下数万名通信者的名单和地址，并首次运用了电脑登录的办法，使查找的效率提高了几倍。

从9月10日起，施敏鹤从戴厚英80年代所记载的日记查起，逐条逐句分析，希望能从中发现疑点。

9月13日中午，施一边端起饭碗，一边端详戴厚英当年记载的部分日记。蓦然，他的眼睛定格在1996年4月某日记载的一段文字中：“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今天托他的孙子陶锋带信给我，要我在上海为他孙子找一份饭店厨师工作。天哪，我一生中都没有进过几次饭店，更不用说在饭店替他找工作。在外地人的眼里，我这个当教授的好像有多大本事，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但是，既然是老师托我，我总得替他想想办法……”

厨师——菜刀——杀人……

施敏鹤那种侦查员特有的敏捷思维逻辑，很快地把这三桩事情联系在一起。

“快，快查电脑记录！”施撂下碗筷，按动鼠标，很快与4月中旬李文杰托孙子陶锋带给戴厚英的那封信挂上了号。

从成堆的信件中，负责清理戴厚英信件人员马上翻到了那封信的原件，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戴老师：今有我的孙子陶锋前来上海，想寻找一份厨师工作，希望你能帮忙。我的身体很好，你好吗？有机会来界首作客，碰面再谈。李文杰 1996年4月X”。

信中并没有留给专案组十分明确的线索，但翻过信的背面，侦查员另有惊喜发现，上面写有：呼玛一村206号202室 陶锋。

这行笔迹看样子是陶锋抄给戴厚英的暂住地联系地址。

有戏！9月13日傍晚，在宋孝慈的指挥下，专案组杨璐、徐仁桢等当晚飞速赶往呼玛一村，查询陶锋。

据与陶同居一室的同乡反映，陶锋在8月底已回到安徽。前几日，陶还打过电话给他，说他在安徽界首市的一家酒店里当上了厨师长。为了方便联系，陶锋还留下了回电号码：0558-4815447。经查，是界首市邮电局的公用电话。

这位同乡还反映了陶锋几处极为可疑的地方：

8月25日下午，陶锋曾出去过一阵子。出去时他身上没带什么东西，晚上5时多回来，腰里突然挎着个“随身听”。出手也阔绰起来，不仅还清了以前欠同乡的债务，还讲马上要回安徽去，并当场掏出70元钱，买下了同乡原打算回皖的火车票。

而在当天上午，陶锋还在到处借钱，说要弄到15万元，偷渡到台湾去。陶今年4月来沪，一直未找到固定工作，近来经济非常拮据。

当侦查员问起陶锋的衣着打扮、体貌特征和年龄时，得到更为振奋人心的回答。陶锋，22岁，头顶微秃，络腮胡子，体格健壮。上身穿件红色衬衫……简直跟现场目击的12岁男孩所反映的一样。

陶锋具备作案的动机，又熟悉戴厚英家，符合现场所描述的凶手特征，他有重大作案嫌疑！

半夜，我和副总队长孔宪明、王军以及宋孝慈等都很兴奋。20天来，我们天天“泡”在现场，总算有了眉目。

当晚，我们和界首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得到如下信息：陶锋，1974年1月27日出生，安微省临泉县人，家住临泉县宋集中学内，现系界首市昌盛宾馆临时厨师。

陶的爷爷李文杰，66岁，原是颖上中学教导处主任，曾担任戴厚英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后调阜阳中学、太和县中学任教，现已从界首一中退休。李曾被错划右派。当时，李的夫人带儿子改嫁陶姓人家。为了“划清界限”，李的儿子改姓陶亚民。他承继父业，在宋集中学任教，曾被评为优秀教师。陶亚民生有二子，次子便是陶锋。

我和孔宪明、王军、宋孝慈等简要商议了一下，得出一个共同的决定：事不宜迟，马上选派精兵强将赶赴界首市，务必要抓住陶锋！

14日一早，我向易庆瑶、张声华作了情况汇报。

14日早上8时，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陈申东、虹口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杨璐、“大将”金亚奇、党杰4人一组，驱车直奔安徽。

当晚10时，追捕组赶到安徽省公安厅，省厅刑侦总队派大案科侦查员张晓东协助，马不停蹄地往界首奔去。

到了界首市，已是深夜12时许了。为了不暴露目标，陈申东、杨妈等半途中就商议将上海牌照的警车直接停到界首市公安局大院内，然后再到旅馆稍作休整。

在旅馆里，追捕小组与张晓东商议下一步追捕计划。当时商定了两套捕获计划：如果陶锋在家，请讲一口阜阳话的张晓东出场，确定目标后发出信号，外围侦查员冲进屋内，将陶迅速拿下；如果陶不在家，仍请张以陶锋同学名义，询问陶锋的确切位置。

15日上午9时多，沪皖两地5名侦查员便装步行至界首一中教工宿舍。

张一到门前，喊了几声；“陶锋！陶锋！”门里出来一位60多岁的老人：“找他什么事呀？”

张晓东：“我是陶锋的同学，是他叫我来找他的。”一口纯正的安徽阜阳话。

老人正是陶锋的爷爷李文杰，对张毫不怀疑：“他在昌盛酒店做厨师，离这儿不远的。”李还热心地要为侦查员领路，被婉言拒绝。

实际上，昌盛酒店离侦查员下塌的宾馆很近，在一排后面建筑上，相隔也就10来家门面。

中午11时半，昌盛酒店进来一伙人。迎宾小姐热情迎客，一个劲儿地说：“欢迎光临。”“叫你们老板来。你们有些什么菜，要合着我们的口味烧。”

原来，陈申东、杨璐事先商量捕捉对策时，考虑到陶锋可能会在厨房切菜。刀，一动起手来，恐怕伤及无辜。对于这样一名凶残的家伙，追捕组决定以智取为上策。

“行，行。这里什么菜都有，没问题。”酒店老板满脸堆笑，唯恐跑掉这笔“买卖”。

“不行，我们要对厨师直接讲，让他按我们的要求来烧。”说话间，陈、杨、金、党4人已经自言自语地走进厨房。

秃发、络腮胡子，身高1.70米。有明显体貌特征的陶锋正在挥动锅铲炒大锅菜。金亚奇、党杰二人一左一右，渐渐逼近陶锋。

几乎是二人同时出手发力，突然将毫无戒备的陶锋挟住，反拗双臂。

陶锋不知所措：“你们是什么人？这样干什么？”

“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为什么抓你，你知道吗？”杨璐迎面站在陶锋跟前，眼光犀利地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陶锋惊顿片刻，接着颓然垂头，脸色骤变，煞白。

金正奇掏出一副银色手铐，迅即落到陶锋粗壮的双腕上，随后咔咔地收紧。

昌盛酒店的老板懵了：“什么事？什么事！”他开始醒悟到，这伙人一窝蜂地往厨房跑，不像是来吃饭的，倒是抓人的。

杨璐亮出身份，随即追问：“陶锋在什么地方？”老板愕然，随即指向楼上：“陶锋住在酒店职工宿舍里。”

金亚奇、党杰，还有2名界首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侦查员挟住陶锋，架住他的胳膊连拖带拉地出了酒店门口。

临登上警车的一刹那，金正奇突然抓住陶锋的左手，扳开他的拇指仔细端详：指纹是罕见的双箕纹与现场提取的一模一样。

再看陶锋脚上穿的，正是专案组千寻万觅的“力度”牌船形皮鞋。脱下陶锋脚上的皮鞋，鞋底图案花纹与现场的血鞋印系一个模具刻出。

陶锋的脑门上不断沁出汗珠，心理彻底崩溃，对押解的侦查员说了句：“你们不要看了，戴老师是我杀的。”

陈申东、杨璐一路，直奔陶锋宿舍。

在陶锋的床上，发现了“爱华”牌随身听一只。

经搜查，先后找到景泰兰手镯、镀金项链、旧“上海牌”机械女表等赃物。此外，陶某作案后穿走戴家的一条长裤也被找到。

当缴获大量赃证的陈申东、杨璐等走出商店职工宿舍时，张晓东气喘吁吁地奔过来：“陈支！杨支（副支队长的简称）！陶锋交代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异地的刑警兄弟同样也为上海刑警侦破此案感到无比的高兴。

在界首市公安局审讯室里，我们的侦查人员当场从陶锋的牛仔裤后插袋里搜出以“茅维琳”名义存人工商银行的定期存单一张。存单注明8月28日到期，系戴慧的现场被劫物之一。

对陶锋做好初审笔录后，侦查员将陶押出审讯室，准备暂时羁押在界首市看守所。走出至二楼梯拐角平台处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陶的爷爷李文杰不知从哪儿听到消息，急匆匆地赶来，恰好在此处与陶锋见了最后一面。

李文杰扫视着侦查员们和陶锋：“什么事？什么事，你们把他给抓起来了？”还未等侦查员回答，陶锋咕咚一声，双膝跪地，朝李磕了两个响头：“爷爷，孙子陶锋对不起您，我把戴老师给杀了。”

老人差点没被气得背过去，扬起右手，狠狠地抽了陶锋一个嘴巴，然后猛拍自己的大腿，深深地叹一声：“唉——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其实，老人早有预感。只不过今天变成他不愿相信的事实。

老人平时喜欢收听广播。他是从海外电台中听到学生戴厚英被杀害的消息的。当时，他就担心这事会不会是陶锋干的。因此，他专门找到刚从上海回皖不久的陶锋，追问：“戴老师的死，与你有没有关系？！你可不能干这种丧天害理的事啊。”

陶锋故作镇定，拍着胸脯对老人下了“保证”：“爷爷，你放心好了，戴老师的死，肯定与我没关系。”

可是，老人并不了解陶锋。他已经演绎成一个禽兽不如的杀人恶魔，卑鄙小人的“保证”，已经一文不值了。

我是15日下午1时许接到抓获凶手陶锋的消息。是陈申东用手机告诉我的。当时，我的心情像倒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皆有。真不易啊，从发案起到抓获陶锋破案，整整历经21天。这21天中，同志们简直是滚爬着过来的。

听到凶手被擒的消息，张济祥、王军、孔宪明、宋孝慈等指挥员也同样极度兴奋，有的甚至眼眶里饱含着泪花。

我马上把这好消息向局长朱达人、副局长易庆瑶、张声华报告。朱、易、张指示：一定要安全押回上海，并进一步做好审讯取证工作。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力平副书记，得悉后，当即打电话给市局领导对此案告破表示热烈祝贺，对参战干警致以亲切慰问。

为了预防意外，我即向陈申东、杨璐等赴皖追捕组转告三位局长的指示精神。随即，界首警方在我们的要求下，给陶锋上了重铐脚镣，并严加看管，确保万无一失。

在陶锋被抓获的消息传来不到一小时内，我们已做好决定，由王军副总队长、宋孝慈副局长及重案支队支队长刘道铭带队，前往界首接应陈申东、杨璐一行，确保安全将陶锋押回上海。同时，“8·25”案件告破的对外新闻发布会由市局政治部宣传处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

这个案件真可谓是戏剧性的。戴醒夫妇就要回美国了，她将要乘坐15日下午3时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国际航班。

此刻，夫妇俩正坐在候机厅里，脸上、心中充满忧伤，充满对凶手暴行的仇恨，却全然不知上海警方为侦破此案投入数百名警力，数十万元巨资，并在界首市将杀害她母亲的凶手陶锋捉拿归案。

决不能让戴醒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中国。离开飞机起飞仅有一个小时。必须让戴醒在登机前知道凶手落网的消息，为她安抚心灵的创伤。宋孝慈通过戴厚泉向戴醒发出急电。戴醒回电话了，她得知这一消息流泪了。不过这次她不是为母亲遇害，而是为上海警方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而感动不已。

9月16日下午1时许，追捕组历经46小时的颠簸和坎坷，终于将陶锋顺利押进虹口公安分局大院内，并沉浸在前往迎接的领导和干警的欢呼声和掌声的热烈气氛中。分局大院外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群众，秩序井然，从他们脸上的喜悦心情，可以看出他们也在为我们破获这一案件在表示庆贺。

回想这21天来，没有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调查工作、访问工作就不会那么顺利，工作进展也不会那么快，整个破案过程，群众时刻都在支持着我们啊！

陶锋的交代使“8·25”凶杀劫财案真相大白：“今年4月份我来沪后，曾经先后为找工作多次到过戴老师家。几次接触，我也认识了戴慧。8月25日上午，我打电话找戴老师。她不在家，侄女戴慧接的电话。她说，戴老师今天从安徽老家回到上海。因此，当天下午2时半左右我独自一人来到戴老师家，目的是想跟戴老师借15000元钱，准备偷渡到台湾去。

敲开门后，只有戴慧一人在家。她倒了杯水招待我，并跟我闲聊了几句，便不理我了。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偏巧电视里播放的是上海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专题节目。我心里有点忿忿不平，我在前一段时间虽然在两家饭店打过工，但是干了没几天，就被老板炒了‘鱿鱼’。上海的饭店老板真刁，想不用我，就把我赶跑了。刚才跟戴慧聊了一会儿，知道她从学校毕业后，正在一家商场实习，看她找工作多容易，心里就不平衡。

下午3时半的时候，戴慧母亲来电话了。乘她接电话的功夫，我悄悄地跟进北面小房间里。她刚挂断电话，我劫胆顿起，扑上去抓她。戴慧十分吃惊，连连喊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一不做，二不休，死死卡住她的脖子，直到她昏死过去。

这时，我正在翻抽屉和橱柜，想弄点现金和值钱的东西。门外突然响起插钥匙开门的声响。糟啦，戴老师回来了！我心中一惊，随手在茶几上抄了个花露水瓶子，躲在门背后。

戴厚英刚进门，我用力向她头上砸去，并死死地扼住她的脖子。戴老师惊诧中眼睛里喷出怒火：‘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会受到法律制裁的！’我顾不上那许多了，把戴老师打翻在地后，我脑子里只想一个问题，不能留下活口，否则我真死定了。于是，我到厨房找了把菜刀，向戴老师头上、身上乱砍。戴老师临死前说了一句：‘你会后悔的！’我越发收不住手，一刀刀向她头上、颈部狠砍乱斩，直到她不再动弹为止。

这时，我忽然听见戴慧睡的北面房间有声响：大概是戴慧醒过来了。不行，不能让她活。我冲上去，戴慧在里面顶住房门不让进。房门上插着钥匙，锁不住门，力气也没有我大。不一会儿；我拼命推开房门，挥刀向戴慧劈去。

杀了两个人，我像发疯似地在她家翻箱倒柜，抢走了戴家两张存折和一些财物后，我在水斗上洗掉了脸上、手上和鞋上的血迹，换了血衣，套上戴家一条裤子，扔下了一双沾血的袜子……

临逃走前，我跪在戴老师的尸体面前，说了声：‘戴老师，我对不起你了。’便出了门。”

一条卑鄙的灵魂，就为了那么点钱财，扼杀了两条性命，凶残地杀害了蜚声海内外的女作家戴厚英，令人不可思议。但在凶手陶锋的供词中，他如同在讲别人的故事，振振“有词”，发人深省。

事后，除了陶锋将两名被害人的身份证以及戴厚英那张500美元的存折烧毁外，其余赃物、证物均已被搜缴到案。

“8·25”案件的破获，恰巧是1996年第三季度严打战役的最后几天。因其案件性质的特殊性，侦破工作面之广，量之大，时间之紧，压力之大，实为近年来上海侦查破案工作中所罕见。这个案件的侦破，主要是中央政法委、上海市委、公安部和市公安局党委高度关注、重视和支持的结果；也是专案组全体侦查人员以一往无前的韧劲，不畏艰难，奋力拼搏的结果；更是全市公安机关、外省市警方大协作和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

很显然，陶锋杀害戴厚英、戴慧是为了图财而害命，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更没有受到谁的指使。陶锋杀人抢劫的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公诉机关一方面要尽快将陶锋提起公诉，交付法庭予以严惩；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提起公诉和出庭支持公诉，把图财害命事实的真相公布于众，彻底澄清各种社会谣传。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国庆十分关注陶锋案件的审查起诉情况，要求上海市检察机关每两小时通报一次进度。陈为钢和办案科全体人员紧急出动，加班加点开展复核证据工作。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起诉书就要送达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陶锋突然提出让检察官提审的要求，声称有两项重大的检举揭发线索要向检察机关提供。

检察官迅速赶到上海市看守所。陶锋描述了两个没有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故事。一是上海有个以“阿庆嫂”为头目的偷渡集团，专门从事国际偷渡犯罪，蛇头“阿庆嫂”就住在福建路附近。二是浦东新区潍坊新村附近有个修自行车的老板，他手下有20多个人专门盗窃自行车，目前他们已经盗窃销赃自行车几百辆。

陶锋所讲的是真是假，一时难以定论。这两条检举线索初听似乎有点价值，但福建路几公里长，“阿庆嫂”又不是具体的人名，要查清偷渡集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潍坊新村附近有十几个修自行车车铺，仅此线索要查出盗窃集团也非等闲之功。看来，检举线索的查证工作量十分庞大。

但陶锋案是一个全世关注的大案，任何差错都将会带来严重影响，对陶锋的检举线索不予调查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为了对法律负责，对案件负责，我们下决心调查。几路人马分头工作，在各公安派出所的配合下，情况逐步明朗。

福建路附近外号叫“阿庆嫂”的，确有几个人，但她们都在正当的职业岗位上工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们在搞偷渡犯罪活动。在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检察官们明察暗访了浦东新区潍坊新村附近所有的自行车修车铺，发现这里的治安情况比较好，周边地区没有失窃自行车的报案记录，这几个修理铺也均没有发现有收购自行车和贩卖自行车的迹象。

根据查明的情况分析，这两个所谓的线索是陶锋杜撰出来或者道听途说后又添油加醋编出来的。陶锋提供并没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犯罪线索，其用意在于估计自己死罪难逃，企图在检举揭发上做点文章，争取一点生的希望。于是，我们决定不纠缠陶锋的要求，果断地将陶锋提起公诉，及时交付法庭审判。

全市人民正急切地等待着对凶恶的杀人案犯予以严惩，海内外的许多人土也正等待案件的真相公布于世，此案只能从快，不宜久拖不诉。

经过严格的刑事审查程序，1996年9月2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陶锋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锋故意杀死两人并抢劫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情节严重，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第150条之规定，予以严惩。

同年10月1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二中院刑庭副庭长贺平凡担任审判长，陈荣清和陈为钢作为国家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法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社会各界群众，报刊和电视台记者纷纷赶来采访庭审实况。

庭审开始了，审判长让陶锋陈述了自己实施犯罪的全过程，陶锋当庭作了供认，所有的证据都一一当庭质证。陶锋杀人抢劫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陶锋对自己的作案动机没有作详细交代。对这个重要问题有必要当庭调查清楚，公诉人立即补充发问：

“被告人陶锋，你与戴厚英之间是否有什么结冤？”

“没有。”

“那你为什么如此残忍地杀害戴岸英和她的侄女戴慧？”

“我在上海没有工作，经济上十分困难，这天到戴厚英家，见只有戴意一人在家，就起了抢劫的念头。我从戴慧后面把她的头颈，直到她口吐白沫，我以为她死了就开始翻东西，没想到戴厚英这时突然回来了，我怕罪行暴露，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戴厚英杀了。后来戴慧醒过来了，我就把戴慧也杀了。”

“你这次抢劫杀人有没有其他同伙？”

“没有，就我一个人。”

“有没有人指使你去戴厚英家抢劫杀人？”

“没有，是我从戴厚英家的装精情况估计能抢到二三万元，所以就动手了。”

“你什么时候产生杀人抢劫的念头？”

“几个月前，我在上海赚不到钱，就认为要搞到大钱，只能用偷或抢的办法。可是我看到上海那么多警察，就没敢下手。这次我看我意一人在家，是个机会，就下手干了。”

“你从戴厚英家是否抢到东西？”

“抢了一根项链，一根手链，一只景泰蓝手镯，一只收录机，两本银行存折，两枚胸针，还有各种邮票和外国硬币。”

一问一答，陶锋在法庭上亲口供述，给各位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锋纯属是图财害命，陶锋是一个凶残的刑事犯罪分子，与政治并无关系。

庭审已经取得预期效果。关于辩论的焦点，检察官们均估计会围绕定刑问题展开，即是定杀人一罪，还是定杀人、抢劫两罪，这在法律理论上还有点争议，但一般不会涉及量刑问题。因为陶锋图财害命杀死两人，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对陶锋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陶锋罪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辩护人却在法庭上提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两个问题。辩护人声称：法庭调查已经查明陶锋是临时起意，不是蓄谋已久，两者在恶性程度上应有区别。两者相比，临时起意的主观恶性没有蓄谋已久严重。因为陶锋是临时起意，所以陶锋应当从轻处理，建议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辩护人似是而非的观点，引起了旁听群众的惊讶。陶锋如此严重罪行也可以从轻，听起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可辩护人振振有词好像有理有据。法律到底怎么规定的，公诉人能讲得清楚吗？庭上的氛围一下子有点紧张起来。

公诉人在法庭调查质证的时候，已经察觉到辩护人可能要在临时起意上做点文章，于是利用法庭调查空隙作了简要的准备。辩护人话音刚落，公诉人立即予以辩驳：

“被告人主观恶性的程度与其犯罪的手段和危害后果直接相关，而不是以临时起意和蓄谋已久来区分。临时起意杀死两个人和蓄谋已久盗窃2000元，其主观恶性孰深孰浅显而易见。因此，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不是界定从轻还是从重的标准，而只是犯罪的不同表现形式。辩护人的前提条件是错误的，其结论也就必然是错误的。陶锋杀害戴厚英与其侄女虽是临时起意，但其手段和后果足以说明陶锋心狠手毒的程度和罪行严重的程度，也充分反映了陶锋的主观恶性程度极深，对于这种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恶性犯罪，理应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辩护人却以临时起意为由建议对陶锋从轻处罚，显然有悖于刑法理论，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旁听席上，人们对公诉人的辩驳频频点头。

辩护人对公诉人关于临时起意的反驳意见不再提起异议，但他又拿出了陶锋开庭前交给辩护人的检举揭发信。陶锋在检举揭发信中声称，他要检举揭发两起涉及两条人命的重要线索：

一是安徽省某县一名姓王的医生为另寻新欢而毒死了妻子；

二是安徽某县有人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实际上是一起预谋杀人案，凶手现在某乡当干部。

辩护人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的重大检举揭发线索应当查明，尤其该检举揭发事关两起杀人案件，如查证属实，应作为重大立功，可以对陶锋依法予以从宽处罚。

对于陶锋的检举揭发线索，公诉人已经领教过。是否在庭审中陶锋会故伎重演，公诉人事先有所预料，只是不知会有什么新的内容。果然，陶锋又使出所谓检举揭发一招，以此拖延时间，而其辩护人却抓住这些没有根据的检举线索在法庭上大加发挥，公然提出要予以查证属实并依法给予陶锋从宽处理。

从公诉方的角度讲，陶锋罪该立即处死，这是法律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结论。但是，现在辩护人举起依法查证的旗号，足可以阻止法庭立即对陶锋杀人抢劫罪行下判，从而达到辩护的现场效果。面对陶锋及其辩护人的缓兵之计，公诉人必须拿出最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论据驳倒辩方的观点，当场辨明是非，以正视听，从而促使法庭迅速做出公正判决，以平民愤。

趁着辩护人滔滔不绝地大谈检举揭发法律意义的时间空隙，陈荣清和陈为钢迅速地研究对策。我们曾对“阿庆嫂组织偷渡线索”和“浦东盗窃集团线索”作过周密的调查，知道陶锋根本没有掌握什么犯罪线索，陶锋已经抛出的两个线索证明查无实据；现在抛出的两条线索如果是真的，陶锋早就会提供给检察机关，并要求尽快查明，为什么藏而不露，偏偏在开庭前向辩护人提出呢？其中的动机与前两个检举线索如出一辙；因此，这种所谓的检举线索肯定是陶锋编造出来的。

看透了陶锋的诡计，公诉人便有了应答的对策。等辩护人话语一落，公诉人便接过话题：“开庭前，公诉人已经充分注意陶锋提出的一些检举线索。”公诉人巧妙用了“一些”而不提具体内容。“这些线索既无时间，又无地点，更无具体情节，但检察官还是用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发现陶锋所谓的线索纯属子无虚有的故事。法律规定，检举揭发的线索只有查证属实的才能视为立功。公诉人经过调查认为陶锋的线索查无实据，因此不能作为从宽处罚的理由。”

公诉人义正辞严的话语立即收到良好的现场效果。公诉人用“一些”来涵盖陶锋各种检举揭发，又用确实查无实据的事实来作出明确的结论，既避开了“两条人命线索”的陷饼，又对陶锋的企图当头一击。

辩护人见公诉人用词如此明确，一时提不出新的意见。法庭辩论顺利结束。公诉人关于“查无实据”的观点控制了全场。

为慎重起见，庭后，我们对庭上的判断作了复核，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连夜奔赴安徽。果不出所料，陶锋的检举线索纯属编造。几天后，二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判决陶锋死刑，立即执行。

陶锋不服上诉，又以检举揭发为由要求从宽。上海市高级法院复核案件，确认检举揭发查无实据，决定维持原判，并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1996年12月26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将陶锋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刑场监督负责人来到死囚牢对陶锋作最后一次交谈。

“为什么你多次提供子无虚有的检举揭发线索？”

陶锋在临死前道出了实话：“我杀了两个人，我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我留恋这个世界，想多活几天。要拖延时间只有用检举揭发立功的方法，让你们一次一次地查。我知道这些检举线索不是不存在的，但为了多活些日子，只能这样了。”凶残的陶锋多么怕死。

然而他的雕虫小技并没有得逞。从9月19日被抓获，经过侦查、批捕、起诉、一审判决、二审裁定等一系列程序，直到12月26日将结束他的生命，前后共3个月零7天，司法机关并没有因为他编造检举揭发而让他额外地多活下去。

刑场上，陶锋马上就要被执行枪决。子弹已上膛，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陶锋罪恶的脑袋。此时我想起了戴厚英在同陶锋搏斗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面对陶锋举起的屠刀，她用文学家特有的思维，大声斥责：“陶锋！你会后悔的。”

戴厚英的遗愿实现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陶锋没有逃出法网。此时此刻行刑的枪口好像传出戴厚英愤怒的吼声：“陶锋，你要后悔的。”

陶锋全身发抖，恐惧地闭上眼睛，轰然枪响，他倒在血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