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到建文：靖难之役背后的深层矛盾是什么？

　　1398年，朱元璋病逝于南京，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

 　　“建文”这一年号颇具深意。作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代君主，生长于宫闱深处的朱允炆并不打算像他的祖父那样，以杀伐刑律统治帝国。这位21岁的小皇帝将自己的三位老师视为肱股之臣，在方孝孺等人的主导下推行区别于洪武时期的新政。

　　“建文”，就是朱允炆建立文治的坚定决心，但令人遗憾的是，建文新政不仅没让大明成为他理想中的雍熙之盛，反而为政权崩塌埋下了伏笔。

从“洪武”到“建文”：国家统治的全面转型

　　从1356年攻占应天府，到1398年驾崩，朱元璋用了40余年的时间为明王朝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体制，并以各种诏书、祖训等方式将之固化，使之成为不可擅改的祖制。

　　无论胡惟庸案还是空印案，均以强化国家统治秩序为核心。这一政治倾向，与当年的秦始皇有异曲同工之处，更为有趣的是，与秦始皇一样，朱元璋所选定的继承人也是性格温和敦厚、颇具儒风的长子，也一样期盼自己建立的帝国可以在自己选定的继承人的带领下走向一个更加辉煌的盛世。

　　正如历史上秦始皇在继承人问题上掉到了坑里，一千五百多年后，朱元璋也在这个问题失算了。洪武二十五年，大明太子朱标在巡查陕西后感染风寒病逝，年仅三十七岁。

　　朱标的去世彻底打乱了朱元璋的接替计划，此时的他宛如一只步入暮年的雄狮，垂垂老矣，威严尚在。朱元璋依旧有时间重新选定继承人，皇子皇孙们跃跃欲试，“居丧毁瘠”的太孙朱允炆打动了这位老年丧子的父亲，在踌躇半年后，朱元璋还是下定决心立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允炆谦虚仁孝，颇有乃父之风，只是有些柔弱，然而，朱元璋既已下了决心，就必须为自己的皇太孙铺好权力之路。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爆发，株连了大批勋臣宿将，随后傅友德、冯胜等多位名将相继被赐死，至此，军将群体再无威胁皇权的力量，这也直接导致靖难之役时无将可用。

　　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又打击了南方文官群体，平衡了南北地区的政治力量。数年间，朱元璋以相当残酷的手段为自己的皇太孙打下了一个看似安定的政治环境。

　　洪武三十一年，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于南京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手握祖父留下的大明江山，改元“建文”。他极力想要开拓一个文治盛世，以至于在即位诏书中一再阐明自己实行新政的核心是“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

　　区别于洪武时期的“严猛”治国，建文强调自己的宽和，从治国理念到国家体制上，建文帝对洪武祖制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体现得最为明显，即“重武轻文”到“尊右文教”的转型。

　　洪武时期存在非常明显“重武抑文”倾向，如《大明律》中明确规定文官不能封公侯，因此洪武之后，以文官之身封爵的仅有寥寥几人，相对应的则是武官群体中大批公侯的封赏。建文帝登基后，为进一步提高文官地位，迅速建成理想中的文治帝国，特意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与此同时，建文帝执政后，大开科举，又下诏举荐通晓文学之士，并任用齐泰、黄子澄等文官作为决策核心。

　　若说重文轻武还是一种正常操作，毕竟文治化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但建文帝进一步听取方孝孺等人托古改制的意见则令人疑惑。托古改制下，许多官名、品级仿照《周礼》改定，如将殿阁大学士取掉“大”字，通政使司改为通政使寺，大理寺改为大理司，詹事府增设资德院，翰林院府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等等。

　　建文帝还合并了诸多州县，据《建文朝野汇编》统计，建文帝在位期间，撤销县39个、州9个，另撤销巡检司70余，并减去各州县冗官百余名。建文帝同样对职名、殿名也进行了诸多变更，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前门为路门。建文帝十分清楚自己纷繁的变革意义并不大，但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文官的地位。

　　建文新政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的确顺应了渐趋稳定的社会形势，从历史发展来看，对明太祖所定政策的调整也自有其必然与合理性。然而，这种调整使那些认同祖制的人，特别是一些藩王及武臣难以接受。如果说这些做法只是埋下混乱的火种，建文帝激进的削藩策略，便成为靖难之役的导火索。 

靖难之役：两种治国理念的交锋

　　传统观点认为，导致靖难之役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以及朱棣对皇权的野心，但不应忽视建文集团重文轻武政治倾向的影响，这种政治倾向下，必然会招致上下军官群体的不满，建文政权军队的频频失利或许与此有关。

　　燕王朱棣靠八百将士起家，面对强大的建文政权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其中原因。我们当然知道朱棣与朱允炆政治手腕与军事能力的差距，齐泰、黄子澄等书生误国，南京方面缺乏良将，但历史的真相是否就如此简单？

　　如前所述，建文政权迅速崩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新政理念的问题，洪武立国三十余载，虽确立了基本的政治制度，但此时尚属于大明成长过程中的摇篮阶段，建文帝急切地推行与洪武相异的政策使新生的政治体制更加脆弱，齐黄二人激进的削藩与改制也为朱棣提供了可趁之机。

　　除此之外，建文集团内部也存在理念冲突，以方孝孺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高举儒家理念，注重民生，这实际上是对洪武时期严刑峻法政策的批判。齐泰、黄子澄所实行的严厉的削藩政策，却是基于洪武的法治理念，方孝孺的德治与齐、黄的法治并未完美结合，由于理念不和，方孝孺被齐泰、黄子澄排挤出决策中枢。

　　建文帝久受儒家教育熏陶，谋求建立一个理想的仁政社会，但又不够坚定。这种犹豫也体现在削夺燕王的问题上，建文帝本可剥夺燕王的王位兵权，或是以朱高炽等人的性命作为威胁来逼迫燕王就范，却在犹豫中选择了最愚蠢的策略，为燕王起兵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无形中朱棣成了武将集团的期盼

　　朱棣与建文帝的恩怨，自朱标死后便显露于朝堂之上。燕王“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曾率军多次征伐北元，战功赫赫，颇受朱元璋喜爱。朱棣深知若能成为嗣君，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比起去那偏远的北平城做一个深受节制的藩王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可以想象，在朱标薨后到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半年时间内，朱棣为了嗣君之位下过不小的力气，并拉拢了一批王侯武将以壮声威。虽然最终争位失败，他所拉拢的这些人却为靖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朱棣能够拉拢一批王侯武将并非没有原因。除了上述原因外，洪武九年，朱元璋将徐达长女正式册立为燕王妃也尤为关键。徐达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在朝堂之上享誉颇望，这段姻缘增添了朱棣在武将集团中的声望。而另一方面，朱棣在明朝众多藩王中战功最为显赫，朱棣自洪武二十三年后曾多次率军亲征北元，与冯胜、蓝玉、傅友德、王弼等名将多有交集，与众多武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手下更是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誓师靖难后，通州卫、遵化卫、密云卫的指挥使便都率部投降。

　　朱棣集团武将济济，坐拥北境精锐，实力雄厚，朝中武将也多有倾心，如徐达之子徐增寿时任左都督，燕王起兵后多次“以京师虚实输于燕”。反观建文政权，建文集团的主要力量是苏浙赣皖地区的文官，与朝中武将观念相对不合，整个靖难过程中，朝廷主将与建文的主张相异，耿炳文指出“燕王与上皇父为同母弟，陛下之嫡叔父，其性尚未离骨，陛下何至解支体而散肝胆于他人？”。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方孝孺、齐泰等人的“运筹帷幄”下，南军屡屡受挫，几度丧失了反击的契机，就连主力大将盛庸、徐辉祖也或被贬被调，最终致使南军主力在灵璧一战中丧失殆尽，平安等将领被俘，建文政权彻底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兵临南京，谷王朱穗和曹国公李景隆在此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发动金川门之变，迎燕师入宫，南京城迅速被破，建文帝于宫中自焚，不知所终。朱棣在推脱几天后，“勉为其难”接受了众臣劝进。是月17日，朱棣于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改元永乐。 

武将们找回了自我价值

　　朱棣继位后，号称要恢复祖制，即位次日便下令“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条格，悉复旧制”，尤其是建文新政的官职改革，基本全盘否定，认为洪武官制通行既久，存有深意且无损于军民利害，没有必要进行更改，“此其所以败亡也。俱速改复旧制。”但在实际操作中，永乐朝并未将建文新政的制度完全废除。

　　此外，朱棣对朱元璋的继承还体现在武功上。永乐七年，面对蒙古残余势力的骚扰，朱棣毅然御驾亲征，大破阿鲁台部，随后的十几年里，朱棣又四次北伐，“六师屡出，漠北尘清”，以至“四方宾服，明命而如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朱棣五扫蒙古的举措，历来史家评价不一，有赞扬之，有贬低之。若仅从成效上来看，朱棣的五次北伐将蒙古势力几乎摧毁殆尽，直到几十年后才恢复了元气，为后来“仁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朱棣五征漠北，尤其是自永乐二十年后的三次北伐，成果与浩大开支完全不成正比，加之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巨额消耗，永乐末年国库一度空虚，百姓负担也有所加重。无论如何，朱棣在位的二十余年间，的的确确完成了他“永乐”的治国规划，治下百姓生活安乐，边境无忧，四海升平。

　　明朝自立国以来便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文武之争。明朝天下是各大勋臣宿将历经千难万险打下来的，但文官加入政权后，地位迅速提高，成为治理国家的核心力量。

　　洪武时期，武将尚未被文官压倒，但在建文时代，建文帝严重依赖文官集团，激进地推行新政，大力提高文官地位，必然引起武官群体的不满。

　　靖难之役的爆发则是文武之争的具象化表现，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争夺皇权的权力斗争，但实质上是明代前期政治演进过程中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是明初政治从“尚武”到“尚文”的过渡，乃是两种治国理念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