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寒而栗...二十世纪最孤独的一位女性

周傥：所有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形态：有的人像长春花，一生绚烂夺目；有的人像杜鹃，直到晚年才绽放出异彩；有的人则像不真实的礼花，遥远而虚幻，它突然升腾、炫目惊艳，但瞬间就烟消云散，归于永久的黑暗与沉寂。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有一个礼花一样的女性，在她生命的初长成时刻，在她青春的花样年华季节，她从默默无闻刹那成为举世仰慕、万众瞩目的明星，如同反射太阳光芒的月亮，远远耀眼过亿万颗普通的恒星。然而，这种辉煌仅仅持续了十年，在这以后六十三年的漫长岁月中，她主动或被动的边缘、消失、冷落、孤立、寂寞、凄凉和压抑，直至生命的尽头。

这个女性就是宋庆龄。

2010年6月18日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宋庆龄的遗产》，这篇纪实性文章，揭开了宋庆龄在中共执政后隐蔽、诡秘的生活状态一角，颠覆了所有人的想象，让我们窥见后不寒而栗。

原文：《宋庆龄的遗产》

编辑语：关于宋庆龄的晚年，至今仍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话题，也是一个无法解开或者不忍解开的谜底。

在上海宋园，看到了宋庆龄墓，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区，宋家的墓地重修后被保留。宋庆龄坚持葬在了父母身边，而不是革命公慕 。

在公开报道中，晚年宋庆龄以端庄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沟通海内外、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始终是微笑、淡定、沉稳而优雅的姿态。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宋庆龄还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边没有一位至亲陪伴，她的病痛、劳累、窘迫和孤独都被历史湮没。

“我的遗嘱 1975-2-18”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寓所以及上海淮海路1843号寓所的所有藏书送予恩斯特•邓（邓广殷同志），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落款是宋庆龄，北京。

……

晚年宋庆龄仍是一个谜，即使此次宋庆龄与邓广殷的往来书信已经公开展览，但根据信件全部内容所出版的书籍仍只做内部发行，仅供专家研究使用。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虽然我是来上海休息的。但我发现自己正忙于查找旧的资料和文件。并不感到愉快。由于查找资料需要来回走动，我的脚肿了。背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打算在此度过三个月，但我已经收到要我不久即返回的请求，因为有几位希望见到我的外国访问者即将来北京。”宋庆龄在信中对自己的表弟倪吉士这样写道。这是1979年1月31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处理公务后的闲暇时光里，给一些亲朋写信。

……

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当口，文革中饱受折磨的宋庆龄也开始沉静下来疗养身心。北京干燥的天气，使得皮肤病严重的宋庆龄不得不回到上海。这是真正的回家。在她的心里，北京只是工作地点。

1978年12月30日上午，中央派出的专机将宋庆龄从北京送往上海，回到她位于淮海中路的府中。这是一座占地4300多平米，外形如船型的西式洋房。1948年冬天，蒋介石亲下手谕，把这座花园别墅拨给宋庆龄。从此，这里成为了宋庆龄在上海的永久住宅。

1949年，宋庆龄作出了她人生的重大抉择。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家，她曾独立于国民党，也曾独立于共产党。1957年反右斗争后，她就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文革后，再度焕发活力的她却已经时日无多。

对于86岁、身患重病的宋庆龄来说，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单纯休养生息，更重要的，她开始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

这是“四人帮”倒台后，宋庆龄首次回到上海过新年。她在给柳亚子长女柳无非的信中写道，“两年没回上海，我的东西全弄得乱糟糟的，这是修缮房屋所致，找东西很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宋庆龄亲自翻找出多年来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销毁。这些信件涉及旧人旧事，旁人不便参与。彼时，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和秘书张珏均因事休假，只有保姆阿姨钟兴宝和顾金凤协助搬运书信。现居住在上海的顾金凤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我们就是在生活上，饮食上帮助，其他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能插手的。”

除去销毁旧时信件之外，宋庆龄将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在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的回忆文章中，他将这次变卖旧物称为“不得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宋庆龄的工资是579块5角，是最高的一级工资。但是她交际很广，又搞福利事业。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没什么钱。”

早在文革期间，宋庆龄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浪威胁之下，已做了处理。根据尚明轩的记述，文革期间，宋庆龄曾经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庆龄曾感叹：“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此次回到上海的寓所，宋庆龄翻找出的可变卖的旧物还有一箱皮衣皮袍、一些船舰模型和几件翡翠摆件。根据其警卫秘书杜述周记事以及李家炽的口述，皮货有的地方已经发脆，有的地方毛皮脱落。而翡翠经过鉴定，是玻璃上面涂了颜色，全属赝品。物品共计价值2500元。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后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经汇报后，上海政府机关考虑，这些物品是孙中山的遗物，有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暂放仓库保存。

接受经济补贴

就在宋庆龄变卖私产后的半个月，其警卫秘书杜述周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部门，向组织申请补助一万元，通过宋庆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并附信一封，杜写道，“首长，我给您带来了人民币现金一万元正。请您收用，以补充您每月开支不够的困难。这笔钱千万收下使用，不能再退还了。”

随后，宋庆龄回函，“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希望的百万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对于接纳公款补助，宋庆龄在信中透露着无奈。学者尚明轩因写作《孙中山传》于1970年代曾拜访宋庆龄，他对记者强调，“宋庆龄确实公私分明，那些达官显贵是比不了的。”宋庆龄的贴身保姆之一顾金凤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说了其实你们也不信，她真的艰苦朴素。”

……

一系列公干之间，宋庆龄抽空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信，信中透露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劳累以及对国内时局的担忧。她对杨孟东说，“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紧张。安排我的福利活动，同别人讨论我们的工作，这些使我累极。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滩上放松一下。”在谈到国内变化时，她写道，“目前干部任用体制及教育制度忽视个人选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为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五份遗嘱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立即又陷入了各种会见和活动之中。白血病、皮肤病一直折磨着年过八旬的宋庆龄。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她甚至无法陪同客人到花园散步。

……

此时，宋庆龄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老人。1949年后，宋氏家族中仅有她一人留在了中国内地。由于政治原因，早年与宋庆龄最为亲近的宋美龄，姐妹之间也无法直接联系。不过，宋庆龄研究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按照现有资料看，她晚年和宋美龄的姐妹情一直没断。都会互相为对方祷告。”

……

宋庆龄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起来，在一系列会诊间隙，她仍然出席了几个活动。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摄氏度。

……

因为写作《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晚年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聚集到尚明轩家中开会，向尚明轩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除了遗嘱之外，还有三本日记，英文的。”尚明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说，当时廖承志一翻，说这个谁都不能看，属于绝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带走了。”但两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轩曾多方查找日记去向，一直未果。

除书籍、文件以外，宋庆龄遗留的钱物分赠十人，受赠者大多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金额多则一万，少则五百，尚明轩说，遗款总额“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块钱”。获得赠款的人包括已故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指定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称之为由宋庆龄抚养大的“两个女孩子”。不过，宋庆龄的秘书张钰曾郑重声明她们并不是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爱泼斯坦记述，女孩长大后，“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宋庆龄也为此苦恼，她的一个朋友曾责怪她没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们依然是其遗产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关宋庆龄晚年生活细节的公开资料极其稀少。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尚明轩在《宋庆龄的后半生》里记述：“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张钰说，夫人写给她的字条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掉。”（有删节）

世界第一号“作女”

如果说世界上有所谓“作女”，那宋庆龄无疑也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号：先是青年时背叛和抛弃了家庭和亲情，继而中年时背叛和抛弃了时代和主流，最后在晚年背叛和抛弃了自己。

和今天苦心积虑傍大款的邓文迪们幻想的正相反，历史上有太多的经验告诉人们：女性选择了非同凡响的大人物，就要做好吃苦受难的准备——比如从了毕加索的七个女人，比如跟了希特勒的爱娃，比如嫁了肯尼迪的杰奎琳，等等。但是，像宋庆龄这样，在伟人身后整整六十三年里一直活在这个选择的阴影中、为一个选择付出了远超半个世纪的沉重代价，则是很少很少。

宋庆龄在二十二岁的青春时光毅然决然追随并嫁给了年近半百、颠沛流离的孙中山，是求仁得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算不得错误。但她求的，肯定不包括之后几十年的不幸。她的悲剧，同样是时代的错误——那个吞噬了无数无名小人物的可怕的时代巨魔，也吞噬了宋庆龄的一生，使她成为又一个著名的牺牲品。

1917年底俄国十月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宋庆龄正在广州和上海全心全意陪伴着孙中山进行护法运动和闭门求索；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特务维金斯基和汉奸杨明斋潜入中国、策划成立共产党颠覆合法中国政府的时候，宋庆龄正在上海夜以继日地协助孙中山遥控广东政局；她并没有机会接受激进思想和变得左倾，更没有时间接触什么共产主义。但这没有关系，共产党就像金庸笔下鬼气森森、邪魅妖惑的魔教，只要一旦盯上你，你就逃无可逃、你就在劫难逃、你就万劫不复。

早在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签订、晚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时候，宋庆龄就上了苏俄和共产国际洗脑、心战、策反和入彀的名单；所用手段的确切细节目前仍然无法得知，想来无非是那些既阴暗卑劣、不可告人又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套路。于是我们看到：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后，宋庆龄立刻发表通电谴责，7月再发《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后，宋庆龄随即出走到不久之后策动武装暴乱公然颠覆中国合法政权并成为敌国的苏联；1927年8月1日，宋庆龄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南昌武装叛乱动员令7个主要的祸首名单中；1931年，宋庆龄正式被发展为共产国际直属在中国的地下特工和秘密线人，共产国际为她提供经费、为她派美国共产党史沫特莱做秘书、为她派奥地利人魏璐做助理，而她则利用特殊身份为金主提供中国秘密情报，就连中共和主人联络都要经由她（1），被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为“对秘密工作有深刻的理解”（2）；1932年，苏联契卡和共产国际双重间谍牛兰被国民政府捕获后，宋庆龄受苏联指使，通过自己声望成立“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大举煽动国际舆论；1936年，在宋庆龄要求下，中共派李云担任她的秘书，协助她向处于被围剿状态的共产党递送了大量政府内部情报、秘密为毛泽东派去美国医生马海德、送给毛泽东五万美元巨额活动经费、介绍斯诺去延安；1928年到1949年间，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直接指挥、操纵和资助下，除了这些非法的地下工作，宋庆龄披着合法外衣为共产党做的统战、对共产党罪犯的救助更是数不胜数。

与此同时，在宋嘉树先是女儿与受己厚恩的好朋友孙中山私奔、继而又被他判处死刑，因此中年心碎而死之前，宋庆龄再也没有尝试去见过深爱着自己的父亲；与此同时，宋庆龄与自己的亲姐姐、亲妹妹、亲弟弟疏远反目、几近寇仇；与此同时，在整个民国最好的年代里，在轰轰烈烈的复兴和建设时代中，宋庆龄完全的脱离、缺席、边缘，从没有发挥过自己应尽的正面作用；与此同时，宋庆龄日无宁日、漂泊不定、行色匆匆、惶惑无着，表面里社会贤达、国家名宿，背地里受制于人、听命于匪，过着人鬼殊途的两面人生活。

到了1949年中共僭政之后，宋庆龄总算是安顿下来、终于可以在阳光下生活了；不但安顿和在阳光下生活，一起得到的还有显爵殊荣。但是这种安顿、这种在阳光下生活、这种显爵殊荣，是他人赐予的，是有条件、有代价的。条件就是必须听他人摆布、任他人支配、由他人安排、帮他人粉饰、为他人代言，代价就是不能有自主的行为、自由的言论、自觉的思想。

面对这种无法选择的生命状态，宋庆龄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感觉的？她是欣然受之、心满意足，还是心怀不甘、意有难平？没有人知道：因为她从未和任何人表达过自己真实的内心——如果她有的话。当然，她经常写不希望被人看懂的英文日记，但这些日记已经大部分被她自己烧毁、小部分被廖承志私自隐匿的不见天日，而宋庆龄的心灵秘密也随之被掩埋和湮灭，永远不会有人知晓——她一生真的是做到了没有任何“自主的行为、自由的言论、自觉的思想”啊。

然而，在中共这个高速运转的绞肉机里，宋庆龄这种安顿也是提心掉胆、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1949年以后，惊心动魄、血腥残酷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思想改造运动、镇反、三反五反、批胡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大肃托、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肃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运动、反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拔白旗插红旗、整风整社、四清等等等等。在这些对她的生活经验和灵魂意识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政治运动前，在她那些言不由衷的表态之外，她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困惑、冲突、挣扎？她会不会终于发现：这一切根本不符合她崇拜信仰的伟大丈夫的理想，更确切的说，是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然，共产党对此也毫不避讳——？进一步的，此时的宋庆龄有没有意识到：在她1931年欣然接受被发展成共产国际成员和在中国秘密线人的时候，自己其实就已经像她谴责蒋介石的那样“彻底背叛孙中山的思想和三民主义”了？

这样一遍遍预演和酝酿，终于迎来了文化大革命。据说在文革中，宋庆龄的忍耐已经超过极限，在忍无可忍之下，甚至要尽弃付出半生幸福得到的一切前功，远走美国；毛泽东听说后，绝然地说：实在想走就走，我们不勉强任何人！这个传说让我几乎相信的原因，不是宋庆龄的内心世界，而是活灵活现地传神出的毛泽东的脾气、怒气、悍气、霸气和匪气。上面的传说当然无法证明，但就连官方的正式记录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折磨和摧残。文革期间，宋庆龄至少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一大部分信件和资料；在晚年，宋庆龄几次提到：“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一个在位的国家副元首不得不偷偷销毁个人档案和记录着人生的私人信件，一个风韵高贵的女人要被迫烧掉自己所有的包包、鞋子和衣料，这种侮辱、这种欺凌，她心中的压抑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几十年的投名附逆和作茧自缚今天终于有了报应，她已经没有了选择，只能任人宰割、俎下鱼肉，同时还必须强打精神，在共产党穷凶极恶、恶贯满盈的1966年去参加纪念孙中山100年诞辰大会，向海内外为共产党的倒行逆施背书作保。在长达三十年的那些日子里，在刘少奇如日中天的时候，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在林彪被封为接班人的时候，在挫骨扬灰林彪的时候，在四人帮欢呼雀跃的时候，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在陈毅、谢富治、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追悼会的时候，在批倒批臭邓小平的时候，在拥护邓小平恢复职务的时候，在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时候，我们永远能看到一个身材矮小、极端臃肿、身穿黑服、面无表情、头发梳成一个缵的老妇人坐在或者由一个女工作人员搀扶着站在台上，极为特别和醒目——她已经地地道道成为了一个被呼来唤去、点缀粉饰的木雕泥偶和工具摆设。

1972年3月29日宋庆龄参加谢富治追悼会。

1976年1月宋庆龄参加周恩来追悼会。

1976年9月宋庆龄参加毛泽东追悼会。

1976年9月宋庆龄参加毛泽东追悼会。

1980年5月17日宋庆龄参加刘少奇追悼会。

除了这些我们多少能够知道和想见的困惑、冲突、挣扎、压抑与愤怒，还有更多我们根本无从想象到的难言之隐。在我小时候那个订一瓶牛奶要医院证明的年代，妈妈有一次对我说：世界上还有用牛奶洗澡的事情，“听说宋庆龄就这样，也就她有这个条件了”。现在想起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不懂中共的党情呀。从上面引用的《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里才知道，原来宋庆龄困窘的到了“不得已”费心吃力地翻找出可以而且必然在她身后成为文物的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的境地。她的养女隋永清对媒体的叙述，也旁证了上文中说的状况：“每次宴客宋庆龄都会精心妆扮，薄薄施一层粉，用浸湿的美术笔蘸着宣纸或者报纸烧成的灰，画一画眉毛”（3）——堂堂一个中国超级贵妇，画眉居然要用纸灰！《宋庆龄年谱长编》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宋庆龄确实公私分明，那些达官显贵是比不了的”，宋庆龄贴身保姆之一顾金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说了其实你们也不信，她真的艰苦朴素” 。不过，宋庆龄的公私分明和艰苦朴素，并非主动而是无奈。国家是人家的，不是她的；主人们一直都是供给制、要什么张口即来，人家从来不需要工资、不需要花钱，林彪不就是根本不认识人民币吗？她却需要“每月开支”，还有“每月开支不够”、“经济困难”、“等用款子”。宋庆龄显然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她只不过是主人家里一个寓居客罢了。主人供养着她，但这一切属于恩赐，不是理所应当、不能随手取要，可以予给予夺、需要仰人鼻息。加上宋庆龄毕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大家闺秀，有教养、有尊严、有傲气，不像共产党那些以家为国、以国为家的不要脸的土包子们，所以她只能捉襟见肘、有苦自吞。

从1977年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将宋庆龄的困境报告上级、为她申请补助一万元到1979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叶剑英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写信让其给宋庆龄拨付五万元（4）——要知道两年前叶剑英的八十寿辰花了国家不知多少个五万——这些小家子气的行为来看，共产党不但没有把宋庆龄视为1931年就加入了自己老子党的有交椅资格坐地分赃、威福共享的头领和功臣，也没有把她看成对自己有德泽需要报答的恩公，甚至没有把她当作为自己做着粉饰太平和统战工作、需要互惠互利付报酬的交换对象；共产党对待宋庆龄，更像是新朝为了显示自己气量宏大、天下归心而将其封爵为安乐公、海昏候、违命侯的一个前朝废帝，最多是一个寄生在新政权里的遗老——民主人士。

前面引用的文章里有一个有趣又伤感的细节：宋庆龄好容易找出来要拿去变卖的珍藏已久的翡翠，经鉴定全是玻璃上面涂了颜色的赝品。谁敢、又为什么送给宋庆龄假货？一个赝品假货，就把宋庆龄盛名和显赫之下真实的地位与身份暴露无遗了。

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提到的“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宋庆龄的朋友曾责怪她没有教育好而她也因此深感苦恼的那个养女隋永清，我很久以前就知闻：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参考消息》一篇外国驻华记者的报道里。记者在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共最时尚前卫女性的面貌时，举了在宋庆龄“王府”里见到的她养女的例子：一个穿着长筒皮靴、高领大红毛衣、长发披肩的女孩，刚从加拿大回来。那种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飞扬跋扈、趾高气昂、遥不可及的嚣张形象，给我极深印象并至今难忘。今天想来，那是一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飞扬跋扈，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趾高气昂——她看上去位高权重、荣华富贵的养母和荫庇的真实处境、苦楚、难言，只有她自己在品味与承受。

晚年的宋庆龄，除了经济上的拮据和窘迫，还有多种病痛的折磨。她的身份和地位，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秘书班子和整整一个研究机构为她整理资料、文件，只有忍受着背痛和脚肿亲历亲为。然而，就是在晚年的病痛中，她却连休息都无法自主，因为她的恩主需要她站台和帮衬。

她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信，万般无奈地叹息说：“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紧张。安排我的福利活动，同别人讨论我们的工作，这些使我累极。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滩上放松一下”——不在她那个角色中，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去海南沙滩休息竟是她难以企及的奢望。她最后一次回上海本想静养三个月，但很快就被要求尽速回京去会见外国人，她无法拒绝、也没有能力拒绝。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活：白血病、皮肤病缠身，“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甚至无法陪客人到花园散步的宋庆龄，仍然被召唤去参加无止无休的会见和活动，直至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宋庆龄，已经是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彼时彼刻，她一定倍感孤独和凄凉。老年人最渴望的是热闹和亲情，可是，不仅在周围、而且在整个大陆她都没有一个亲人。北京固然不是她的家，上海又真的是她的家吗？没有一个亲人的住所能叫家吗？宋庆龄曾有规定，除了陪伴她五十三年的保姆李燕娥外，任何人不准进入她的卧室。

1981年2月，这唯一一个“胜过亲人”的保姆也走了，剩下的宋庆龄再没有一个可以交心、可以说真话的人——这种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随手可得的权力，对宋庆龄却是遥不可及。僭政后的共产党给了她衣食住行和高名隆誉，也逼迫她烧掉了所有的人生记录，强迫她牺牲了思想、情感、人性，迫使她不但生前神秘隐蔽、身后也给世界留下一团迷雾。她被共产党宣布入党、紧急加封名誉国家主席，一概是身不由己、捉弄由人。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家庭、没有个人生活，这些浮云虚名、城头变幻又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最后，在她生命临终的时刻，竟然像那个恶贯满盈、天谴报应的毛泽东一样，孤独到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在宋庆龄回光返照的一刻，她是否终于体会到了六十三年前父亲宋嘉树辞世时的心碎？

1978年底，自知不会再有更多机会来上海的宋庆龄，除了变卖收藏以贴用度，就是开始处理自己的身后事。宋庆龄亲自翻找整理出多年来的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除小部分外，其余全部销毁。因为这些信件有关许多人许多事，她不许任何人插手，只让保姆钟兴宝和顾金凤协助搬运。这些书信资料中到底都涉及了什么人的什么事，是何等缘故促使宋庆龄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坚持保存下来的信件资料一定要在自己死前彻底销毁？这一切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从《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我们知道，“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尚明轩在《宋庆龄的后半生》里记述：“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张钰说，夫人写给她的字条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掉。”

在蒋介石当政的年代，宋庆龄作为外国敌对势力在中国的秘密特工、情报员和线人，干的是里通外国、颠覆政府、助匪资敌的非法勾当，她的谨慎和小心是必须的。然而，1949年之后，她“终身追求的伟大理想”已经实现、她“半生奋斗的伟大事业”已经完成，她毁家襄赞、她付出青春健康自由快乐的代价甘效犬马的团伙已经窃据大位，她已经成为少数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人上人，她已经变成周恩来口中的“国之瑰宝”，却还在地下工作、还在接头暗号、还在情报传递、还在避人耳目、还在不留证据、还在像老鼠一样生活、还在过着人鬼殊途的两面人日子——而且做的要甚于过去——，可想而知她身处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多么的阴森可怕！实事求是说，像“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写给秘书的字条都要收回去由她亲手烧掉，等等，宋庆龄是做的过分了；但惟其如此，正说明在她潜意识中，对身处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多么的不安、担忧、害怕和恐惧。宋庆龄终其一生，不管是在敌人的环伺中还是在友人的围绕下，始终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着，说她是“二十世纪最孤独的女性”，还有任何悬念吗？

做为“二十世纪最孤独的一个女性”的宋庆龄，她的人生悲剧无疑是不幸的时代造成的。然而，宋庆龄自身在大是大非前的迷误也难逃其咎。也是据说，宋庆龄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时多次写信给毛泽东，以至毛泽东让周恩来和李先念带给她和前面提到过的如出一辙的话：“不想留下来，不想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面去，可以去香港、去国外，我不挽留”。这些事、这些话仍然无法证实，但是，她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着“目前干部任用体制及教育制度忽视个人选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为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的信是真的，文革结束后她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愤怒历数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种种错误的信是真的，她坚持说自己不配和孙中山共葬也是真的。可惜，宋庆龄一生中真知灼见、独立思考和灵光一现的时刻太少了！

宋庆龄死后所享哀荣与风光，要远远胜过她生前所受荣宠和恩遇：加爵、追赠、赐谥、国葬、勋章、立碑、铭文——共产党永远干这种事，生时敲骨吸髓、抽筋扒皮，死后平反昭雪、不吝阿谀。可对宋庆龄来说，这一切能补偿她一生的战战兢兢、有朝无夕、不见阳光、孤苦伶仃、销书信、焚档案、烧纸条吗？共产党在总结、评价宋庆龄的一生时赞美说：“她留下的遗产是世界宝贵的财富，将永载史册、垂范世人”，但是，宋庆龄究竟留给后人、留给世界、留给历史什么了呢？她留下来的全是党国统一配给的公物，她个人私有的一切早就焚之一炬。要说精神遗产，那就是她让后人们再一次深切地发出那句永恒的叹息：“卿本佳人，奈何从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