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自信：胸怀天下的战略格局如何形成？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中，大唐帝国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其实，论文治武功，前有秦皇汉武，后有成吉思汗，不比唐帝国差；论经济繁荣，宋朝才是最富有的朝代。唐帝国之独特，在于它骨子里所体现出来的高度自信和包容。

　　这份自信和包容的背后，是一个伟大格局。尽管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有过居于世界中心的政治抱负，但在这一点上做到极致的，恐怕只有唐朝。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军事征伐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

　　此时的大唐帝国刚刚起步，内部尚未统一，外部北方的突厥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势力。李渊在太原起兵之时，为求后方稳固，还曾向突厥称臣。之后，面对突厥的频繁袭扰，大唐的主要策略是花钱买和平。

　　626年，东突厥颉利可汗趁着大唐内部发生玄武门之变，率兵抵达离长安仅数公里的渭水北岸。此事虽最终依旧靠唐政府奉上大量府库金帛得以和平解决，但对新任王朝领导人李世民来说，不啻为奇耻大辱。他深知，单靠纳贿求和，边境地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这年9月起，唐太宗带领侍卫在显德殿前的庭院中练习箭术。面对一些官员对手持武器的军士的担心，李世民不以为意，说道：“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

　　仅用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就灭了东突厥汗国，生擒颉利可汗。此时已是太上皇的李渊，叹道：“汉高祖困拜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太宗皇帝也很得意，对大臣们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眼见北方曾经最强悍的汗国短时间内在唐军的攻击下灰飞烟灭，西北各族一致臣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之后，从太宗到高宗再到玄宗，唐帝国的疆土随着唐军的征伐不断拓展，其疆域西过葱岭，到达今天的阿富汗一带，东到大海，北方包括整个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最大帝国。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烽烟四起的年代，一个军事上孱弱的国家，撑不起它在战略上的野心。唐之前的汉朝如此，之后的宋、元、明、清亦如此。

　　但是唐之独特，在于军事征伐之后。

疆域无界

　　东突厥被灭后，太宗曾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如何安置投降之人以及巩固唐在漠北地区的统治等问题。会上，出现3种意见：其一，令降众迁徙中原，分散居住，像汉族百姓一样从事农耕；其二，将其遣返漠北，居其旧土，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其三，将降众安置在黄河以南，使其“任情居住”，“不相统属”，此举既可使突厥“怀我德惠，终无叛逆”，又使其“力散势分，安能为害”。

　　皇帝最终选择了第三种。当时，凡是西域归顺朝廷而在原居住地不离开故土的诸部落，唐均设置羁縻州。《新唐书》对此描写的是：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

　　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对于这些地区，其内部仍然维持原有生产和生活方式，户籍不必呈报朝廷户部。

　　比如，唐朝在帕米尔以西地区共有16国，唐以其国都城为都督府所在地，其下设置州县、军府，共88州、110县、126军府，以各国国王为都督府都督，统治本国土地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义务主要是贡赋和军事征召两项。反过来说，当这些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时，唐朝就要履行宗主国义务，出兵援救这些政权。这些羁縻州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当时大食曾向东进攻中亚地区，自认处于唐朝保护之下的安西诸国主动向唐请求帮助，如乌苌国王、骨咄国王、俱立国王等，在安西以西，与大食为邻，“大食煽诱为虐，俱不从，潜布款于朝廷”，唐廷“深嘉之”，皆赐彩二百缎。直到开元末年，唐廷已经在走下坡路，包括康国在内的几个国家还与唐联系，或求册封，或请改国名，或表忠心，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唐羁縻政策的成功。

　　唐之所以实行此策，在于他们认识到，游牧民的流动性和朝廷有限的资源，使唐无法永远维持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与其划疆定界，不如对边疆地区实行松散管理，给他们生衍繁息的空间，只在战略要地修城筑墙，即可维持唐与四邻的和睦关系。

　　在羁縻州之上，唐在西域地区设置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负责管理天山南北、热海以西以及中亚地区。两大都护府代表朝廷在西域行使职权，各都督府、州、军皆受其管辖。曾经大火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主人公张小敬，在西域当了十年兵。他所在第八团驻守的烽燧堡，应该就是某个战略要地。他们在遭遇外敌时边抵抗、边向朝廷报信，为朝廷整军备战争取时间。

　　对唐而言，羁縻政策为唐在应对外来侵略时提供了战略缓冲地带，保证了边疆的安稳。对这些羁縻州来说，它们不必在政治上完全效忠唐朝，也不必改变自身的风俗习惯，能够接触到唐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先进文化，还几乎不用承担风险，也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唐太宗曾就这一政策得意地说：“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

　　所以，唐帝国的疆域虽然广袤，但却缺少明显的边界：在西方、北方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在这片开放的领土上，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导人都可以取得中国政府的官职，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曾有人这样分析唐帝国在东亚所构建的体系：

　　1、唐朝本土；

　　2、羁縻州地区；

　　3、更具自治性的民族地区，如突厥、回鹘、吐蕃等；

　　4、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国家，如新罗等；

　　5、仅有朝贡之名的主权国家，如大食、日本等。

　　学者许倬云在评论汉唐秩序时说得更为形象，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的坚实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合、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汉代是厚实的，唐代是宏大的，各有其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唐帝国的这种开放和包容性，不仅仅体现在边疆政策上，更是体现在整个帝国体系的方方面面。

体系开放

　　唐朝的开放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政治上，据《新唐书》记载，当时与大唐交往的国家有72个，就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交往程度上来说，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国家中，包括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唐人口中的“大食”。在长安的外国使节或地方政权的朝贡使者被允许得到汉文典籍，前往国子监观摩儒学讲授，在市场购物，参加国宴、新年聚会、皇帝诞辰庆典等盛大的宫廷活动。其他外国人经唐廷批准后，也有机会体验唐朝博大丰富的文化、物质生活。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僧侣、留学生可以在中国长期停留，学习各种知识，融入中国的生活。唐政府为其提供饮食起居，并发放奖学金。

　　不仅如此，无论是汉人、日本人、新罗人，还是西域人、突厥人、波斯人，只要有真才实学，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通过的即被唐帝国授以官职，为朝廷效力，比如波斯王子泥涅斯官拜左吾卫将军，突厥人哥舒翰官至太子太保、御史大夫，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官至秘书监、卫尉卿等。

　　与政治开放相应的，是经济上的开放。唐朝最多时与世界40余国保持贸易往来。当时的贸易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盛于汉代、唐时再次繁荣的古丝绸之路，经西域通往中亚；另一条是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东边与日本之间人员、商货往来不绝，南向沿着马来半岛和南海岛屿，经印度洋，与大食相连，甚至远及非洲沿岸。阿拉伯方向来的商船，运来珍宝、香料，从中国带回的则是瓷器与丝绸。广州、泉州、扬州等城市，都是当时外商的聚集地。

　　当时的广州，专门划出一块地供外国人居住，还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权。按照唐代定时开市的制度，每当鼓声敲响时，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来到大市场，他们或在店内密谋策划，或在商船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他们又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后来随着唐帝国管控力度减弱，夜市兴起，他们偶尔也到夜市去，用异国腔调大声讨价还价。

　　开放体系的背后，是大唐对外部世界的精准认知。唐廷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机构是鸿胪寺。外国使节到达长安后，由鸿胪卿向其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等情况。德宗贞元年间，贾耽任鸿胪卿兼宰相职务，他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写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此书共40卷，详细记录了邻国的位置、前往该国的道路、与唐的距离等，成为唐朝官员尤其是外交官员的标准参考书。与此书几乎同时完成的还有一幅名为《海内华夷图》的地图，宽三丈、长三丈二尺，两地之间的距离用比例尺标示。一次，德宗皇帝在接见外国来使时展示出这份地图。使者们经过仔细查看，确认图中关于自己国家的信息准确无误。

　　开放，不仅展现了大唐的强盛与气度，客观上也促进了汉、胡融合。

“华夷”一家

　　华夷之分起于先秦，即以中原王朝为天下中心，周边为非华夏族群，按地理方位依次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周边国家向中央王朝朝贡，由此形成基于政治和地理空间上不同的“华夷秩序”。

　　之后，经过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王朝相对周边四夷的优越感在人们的脑海中得以固化、强化。唐朝的名臣魏徵就认为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一直到宋朝时，依旧有北方的文人偏执地认为，南方人低人一等。

　　但是，在唐代，这种夷夏之分就比较淡。

　　633年，在唐朝为太上皇李渊举行的一场酒宴上，一位臣服于唐朝的突厥可汗翩翩起舞，另一位来自南方的部落首领献诗作歌。李渊看后心满意足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高祖所感叹的，自然是唐太宗的业绩。

　　太宗皇帝曾说过，“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恰，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可以看出，对待华夷问题，唐太宗的态度是开放、平等、德化。正是有这样的观念，他在剿灭东突厥时，不光在突厥原居住地漠北故地分置北开、北宁、北抚等六州，以与颉利可汗一起被俘的突厥酋长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居黄河以南，遥领颉利旧部，还在长安城内安排他们任职，五品以上官员达百余人。

　　如果说善于纳谏、大度包容是唐之前历代贤君共有的优点，能够对华夷兼爱如一，则是太宗皇帝独创。太宗之后，他的这种观念与政策仍为李唐王朝所保持。异族名将层出不穷，如黑齿常之、李多祚、泉献诚、论弓仁等。安史之乱中，来自少数民族的将领更是成为平叛主力，如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李怀光是靺鞨人。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李唐皇室，起于北朝胡化汉人，对所谓夷夏观念看得很淡；其二，唐朝中后期，推行文人治国，尚武之风弱化，只有胡人反而识字较少，以弓马为重，成为王朝对外征战的重要倚仗。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中央政权控制力不断减弱，周边的突厥、契丹、吐蕃等少数民族的态度逐渐嚣张，频频袭扰；而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则居功自傲，在长安城内骄纵蛮横，同样加深了中央王朝对其厌恶之情，大唐立国之初的“华夷一家”政策出现裂痕，夷夏之防重新被提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安史乱后，唐人衣着打扮不再流行胡服，而重新恢复宽大的汉服旧风。到宋朝时，由于北宋政权与辽、金政权打交道时频频吃亏，华夷之分再次在中原王朝得到强化。

　　如果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唐时期，周边少数民族比之前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学习中原先进文明，自身得以不断强大，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华夷格局。到辽、金时，已经能在与中原的北宋王朝交往中处于强势地位，直到元朝建立，完成少数民族对汉人的首次逆袭。也就是说，唐代所提倡“华夷一家”的天下观，在推动周边少数民族力量兴起的同时，也为中国历史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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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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