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宅急送”：从前的车马未必慢

　　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人类为了生存，想方设法地借助呼叫、手势、动作或者做标记，借以交流信息。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信息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国家良好的交通设施和高效可靠的传递方式，换言之，需要由政府建立起一套完整可靠的系统，确保内部信息传播。在这方面，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摸索着建立了一整套邮驿系统，依靠这套邮驿系统，让各种重要信息在中华大地上传递。使之成为世界邮政史上一段佳话。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古代邮驿系统。

　　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中国古代国家通信（后人称其为邮驿）就已经显露出雏形，距今已有3700多年。作为古代政府为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组织，邮驿在古代一般不对民众开放。平时，它是传达政令、沟通中央与地方及地方间联系的纽带；战时，它是飞报军情、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一遇重大灾异或事变，它又成为政府采取特殊措施，处理非常事故的重要手段。

中国最早邮驿系统

　　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中国就有记载说尧曾设“诽谤之木”采纳民间意见，为了使交通顺畅还特地修了一条康庄大道。到了舜的时代，就将“诽谤之木”制度化，专设喉舌之官——“纳言”，夙夜出入各地听取民间意见，负责将舜意往下传达。在国家通信组织诞生之前，这些通信员就成了疏通信息渠道，“明通四方耳目”的关键。

　　不过，这些传说过于久远，缺乏更可靠的旁证，使得人们往往对此存疑。而中国现存最早关于政府组织通信活动的记载，还是来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根据专家的研究解读，他们认为在商纣王时期，政府已普遍利用音传通信的手段。商朝君主武丁因不放心妻子妇好带兵出征，常常用卜辞问：“妇好有信？”或“妇好无信？”此信既指消息，也有询问信使是否到来之意。

　　据说，殷商王朝与外地的消息往来传报，已逐渐形成了驿传制度。商都城内城外，大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在通衢大道沿线，为了旅途方便，商朝政府设立了许多供贵族阶级人员过行食宿的“羁”舍，不少学者视其为中国最早的“驿站一类的特别设置”。“羁”舍以王都为交通中枢，设在通往四方的干道上，以数目顺序编次，由近及远共立五站，据估计每一站相隔30里，第五羁当距王朝约150里。

　　在殷商王朝里有专门传递信息的信使，商王出行时会跟随左右，以供君主随时向臣下发布命令。殷商的信息传递是由专人送达，没有后世多级传递的迹象，所以信使在行途中会很辛苦，遭遇各种艰难险阻。有一片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文记载，一位年迈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差不多600里的路，结果还没达到目的地就“过劳死”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走上几十天、几百甚至几千里路对信使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烽火戏诸侯背后的西周邮驿系统

　　西周的时候，周幽王为了博宠妃褒姒一笑，不惜点燃烽火欺骗各地诸侯来救，以至于后来真有外敌入侵之时，反而无人出兵，导致亡国。这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早已经成为后世著名的段子。抛开其中的各种教训意义不谈，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西周的时候，在军事上用烽火传讯示警的制度已经确立了起来。在边境的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筑有烽火台。烽火台上驻扎戍卒，一遇紧急情况立即点燃烽火，然后一座座烽火台传递下去。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一直延续到后世，还演化出了许多规定，比如白天举烟、晚上举火；500人以下一道烽火，500人以上两道烽火等等。不过，这种方式仅适合传递紧急警报，无法传达具体消息内容。所以，更加可靠的官方邮驿制度，也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

　　早在西周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建立了一套可靠的传递系统。这从汉字中就能反映出来：以车传递称为“传”，“传车”是轻车快传，主要供使者乘坐，用来征召大臣通报紧要事项；而另一种则称为 “驲”（音日）是供级别高的人乘坐的“特快专递”传车；让善于奔跑的人跑步传达，则叫作“徒”；而在边境上负责传输的机构，则被称为“邮”。从这些丰富且含义准确的名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周的邮驿制度已相当完善。资料显示，西周沿途设置的休息站设备齐全，大约8里设饭铺，32里设客栈。在驿道上还有叫作“委”“馆”“市”的休息站，在里面可淋浴、休息和放松。在西周时，全国有一套相当完整的邮驿通信职官系统：在天官冢宰的全面领导下，秋官司寇主要负责平时通信，夏官司马负责战时紧急通信，地官司徒负责馆驿供应和交通凭证及道路管理，春官宗伯负责起草内外文书，司寇下面，还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行夫为日常通信的主要执行者，组织十分严密。

 

简牍和符节：春秋战国时代的邮驿系统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战争频频发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也不得不对紧急信息的快速准确传递加以足够的重视。因此，这时期有关邮驿系统的记载，也变得相当丰富了，不仅在历史类书籍，诸如《左传》中关于郑国子产的记载中看到，甚至连孔子也说过：“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可见当时的邮传系统已经并不罕见，至少在孔子和其弟子眼中，已经是熟悉到可以用来打比喻的常见事物了。在这个时期，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已经开始出现。而在战国时期，简牍和符节也流行开来。

　　邮驿系统发展，既有传递系统的建设和发展，也包括所传递信息本身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人们也逐渐开始重视信息内容的加密和保护。当时的人们将文字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简书或简牍。在邮传这些简牍之时，短的一般字面向内，然后加封；而长简则用皮条卷成一卷，在外面整体加封。除此之外，传递信息时，还要使用通信或通行的信物——符和节。节一般是使者的身份证明，只有在其出示节的情况下，传舍才能给他提供必要的饮食和住宿服务。而符的意义则更加重大，一般用于军事用途。比如我们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是凭借符才能调动军队。只有在信使所持的符和在外领军的将军手中的符合上之后，这位信使的军事命令才算生效。 

行书律：历史上最早的邮政法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强调以法治国，对于邮驿，也是如此。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行书律》是目前所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邮政法。《行书律》里面提到，制定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文、书信及时、准确到达目的地。《行书律》规定，文书应该分两大类：急行文书和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含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书也要当日事当日毕，不许耽搁，有耽误的以法律处置。传送律令公文，有关部门必须登记发文和收文的时间，收到后需及时回复，公文若有遗失，应立即报告有关官府另行作出应变处理。

　　秦时邮传事务传递者，身份更为低下，不再由士以上官吏担任，而转用民间役夫，凡年老体弱和不诚信的人，不可担任文书传递工作。车同轨、书同文后，秦朝将春秋战国时期对于邮驿通信的不同称呼“驲”“置”等统一称为“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则派人步行传递。不同于西周专人送达模式，秦代传送方式改为固定路线的接力通信，沿政府规定的固定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

　　为了保证途中不泄密，秦王朝做出若干法律规定。比如，不同的文件使用不同的文字，“简册用大篆小篆，符传用刻符，印玺用缪篆，幡书用鸟书，公府文书用隶书”，等等。在书信交邮发寄前，一般还要将竹简包扎捆好，绳结处使用封泥，盖上玺、印，以防私拆。

　　按秦制，30里一传，10里一亭，亭设有住宿的馆舍，不仅负责信使的传马给养，还负责供应行人口粮，除开设于交通干线上的亭与邮驿事务有关外，其他的亭皆为基层行政组织的一部分。亭长相当于基层小吏，主要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如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刘邦。

邮驿分离：汉魏时代的大发展

　　汉承秦制，又在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张骞通西域后，顺带也开辟了国际邮路。当时邮驿通信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从西边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用快马到长安，1450里的距离，7天可跑一个来回。据记载，有一次，张衡制作的地动仪西边一个龙头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当时的洛阳城民们很难相信地震已经发生，几天后，陇西飞马来报，迅速准确地传达了那里曾发生地震的消息，足见两汉邮驿制度之完善及传递信息效率之高。

　　而汉代在邮驿系统上最大的改革，就是将邮和驿加以分别管理。汉代以后，长途骑马传递都被称为“驿”；而短途步行传递信件的，都被叫作“邮”。而对应驿和邮的管理机构也分别叫作“驿置”和“邮亭”。在汉代，每30里设立一个驿站，而每10里则设置一个邮亭。而且汉代还给这些驿使和邮差定制了统一的制服：头着红巾、臂佩红袖、身负红白两色包裹，异常醒目。

　　三国时代，曹魏制定了《邮驿令》，里面的内容不仅涉及国家邮驿系统的建设，还对战争中如何进行通信作出了规定。尤其是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通信系统：信幡，这是一种由不同颜色和图案制成的旗帜，可以在敌我对阵的敏感场合，有效地传达保密信息，不可谓不是一个创举。而与之对峙的东吴，也因地制宜，创造出了水驿，开辟了水上通邮的新方式。

 

“驻京办事处”：隋唐时代邮驿大发展

　　到了隋唐盛世，随着中国国力蒸蒸日上，邮驿系统也随之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在隋唐两朝，驿又取代了以前的“邮”“亭”“传”，将多种功能集聚于一身：不仅负责公文、军事情报的传输，还得负责迎送官员和外国使者，追捕罪犯、抚慰灾民和运输贡品的诸多职能。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李隆基为杨玉环千里送荔枝的故事，就是利用这些密布在全国的驿站，才能让新鲜荔枝限时专递到京城的。据统计，唐代的时候，全国驿站多达1600个（陆驿1200；水驿约260；水陆通用80多）。全国驿站系统雇员总数达到2万多人的规模。除了这些人员之外，根据大小，每处驿站还保养8—80匹驿马。在传递紧急军情时，这些驿马一天要跑10个驿站，即300里。

　　除了这些常规的驿站驿马外，唐代最有特色的还是“明驼使”。顾名思义，这是一支使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邮递系统，在一些笔记小说中，曾夸张地说到这种骆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五百里”。虽然这些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唐代和西域交往频繁，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从国外进口“交通工具”，用在自己的邮驿系统之上。由于唐代中后期藩镇大量涌现，为了和京城取得联系，传递公文和获得朝廷通报，在京城设立了“进奏院”，这种机构非常类似后代的“驻京办事处”。

令岳飞痛恨的12道金牌：宋代的急脚递

　　邮驿传递发展到宋朝时，趋向军事化。宋代中央主管邮驿的机关有二，一为兵部，一为枢密院。兵部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枢密院负责管理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两个机构相互制约，不得擅自专权。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递人员的方法，将传递书信的机构完全按军事编制。

　　宋代邮驿另一大特点为，将邮件文书的递送与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在它之外，另行设立了一套专司官方文书传递的递铺组织。递铺的分布，以汴京为枢纽，辐射于天下。递铺设有铺长1人，铺兵多人，一般每铺为10—12人，僻路4或5名，繁忙干道则15—20人，前线边防要道有时多达百人。

　　按北宋知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所载，宋朝的邮驿传递统称为“递”。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步递，一是马递，一是急脚递。“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一种叫作‘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急脚递日行四百里，起源于北宋真宗时期。最初用于军事上，为边境上的一种快速传信形式。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辽军大举侵宋，隔年一月，宋辽签订和约，即“澶渊之盟”，宋在边境设急脚递，以日行四百里的速度“传送边（关）上机宜切要文字”，直抵首都汴梁。后来宋神宗在交趾开战时，自京师至广西邕桂沿边置急脚递。为了让“急脚递”跑起来，朝廷在许多交通要道上都每隔10里设立一个“急递铺”，急递的驿马白天鸣铃，晚上点火把，“铺铺换马，数铺换人”，还被授予了“撞死人不赔命”的特权，为的就是让紧急军情能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疆传递到京城。在最初的时候，还只是要求这些急递文件每天要跑400里，后来到了北宋神宗熙宁时期，又出现了金字牌急脚递用于传送皇帝下达的敕书和军机要务，要求每天要跑500里。

　　金字牌为一种通信檄牌，它被规定为急脚递使用，沈括概括其为古时的“羽檄”，即相当于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朱漆刻以金书”，上刻“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由御前直接发下，不经枢密院或门下省，省去很多不必要的交接手续，它沿途接力传送，不分昼夜，不入递铺交接，“鸣铃飞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中央政府一日连发12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岳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那惹人恨的12道金牌，走的就是金字牌急脚递的通信方式。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青字牌规定日行350里，红字牌日行300里。

连接欧亚大陆的“站赤”：元代的邮驿系统

　　在宋朝，只在某些地区重点设置急递铺。而到了元代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将这种通信方式推广到全国。由于元代是一个地跨欧亚的超级大国，所以这种“急递铺”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中原、西域，甚至远到欧洲，形成了一个贯穿欧亚大陆的邮驿网络，元人称其为“站赤”制度。

　　所谓“站赤”，其实就是蒙古语“驿站”的音译。元代的站赤制度包括驿站管理、负责人的相关职责、设备保养和税收等诸多方面。当时在中国内地设立的驿站约有1500多所，而“急递铺”则多达2万！除少量重要文书由专人驰送外，其余大量官方文书都是经急递铺传送。按元制，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急递铺，每铺安置12时轮子一枚，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铺兵由“细户下民”充役，每月口粮三斗，生活之艰辛常常会出现铺兵逃亡的情形。

　　关于当时的铺兵工作，马可波罗有一段很详细的描述：“从京城到各省的干道上，每隔几十里就有一座建筑宏伟、陈设华丽的驿站；驿站中饮食起居所需物品无不俱全……驿站还负责给使者和贵宾配备交通工具……东北边远地区甚至还有拉雪橇的驿狗。……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消息，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能接到，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可以想见，当时的皇帝已近乎过上拥有“快递”的生活。

最后的辉煌：明清时代的邮驿系统

　　明代邮驿制度基本沿袭元代制度。朱元璋在登基之后并没有对“站赤”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仅仅是对使用过滥过频的状况做出了限制，先后颁布了几道命令规定“非军国重事不准给驿”，为此还不惜处罚了两个驸马。不仅是朱元璋，到了明中后期，张居正也对滥用驿站的风气做出了改革，颁布了六条规定限制和减少官员们使用驿站。当然，张居正改革驿站有其自身原因。明代中后期频频出现财政危机，张居正是想借此节省开支（改革后全国邮驿经费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了明代末年，内外交困的崇祯帝朱由检又面临着极端财政危机，这时给事中刘懋建议他裁撤天下驿站，每年可以因此节约30万两白银。大喜过望的崇祯帝立即下诏付诸实践。哪里想到，这些下岗人员之中，就有一个人叫做李自成。后来失业的李自成加入了轰轰烈烈的明末大起义之中，最终推翻了明朝，可谓是邮驿史上一段最传奇的故事了。

　　清朝在继承明代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中国邮驿发展到清代，又有了巨大的变化，就是将“邮”和“驿”再度合并。汉唐以后，历朝历代虽然总是将“邮”“驿”相提并论，但实际上都是用“邮”来负责公文和重要军情的传递（亦称“递”“传”）；而“驿”更多地负责接待过往公务人员，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清代则将驿站从提供服务的部门，直接提升为承办通信事务的机构。

　　由于清代前期国力强盛，幅员辽阔，其驿站系统也比以往诸朝都要更加发达。除了将驿站建设到了县级（“县递”），在许多边疆地区，如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也破天荒地开设了许多新驿道，建设了邮驿机构，将这些边陲地区牢牢地纳入了中央的统治之下。

　　在清代，邮驿系统随地方称呼有所不同，大多数情况下被称为“驿”，军用则称为“站”，而对军站的利用限制很严，往往是军机处发往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的加急信函及返回文件才允许使用；其他督、抚文书，则分成缓件或急件，通过兵部负责管理的驿站发递。这些驿站在新疆甘肃等地被称为“塘”或“所”；而在蒙古地区则被称为“台”。有些军机处发出的紧急文件会注明“马上飞递”字样，规定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最快可达600里，所以民间才会有“六百里加急”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传递方式。

　　当马尔嘎尼携英国使团访华时，“英国人注意到朝廷的书信往来频繁。建立在庞大的物力组织基础上的邮件传驿使他们大为惊叹！”“大量的驿站从北京开始，星罗棋布地伸向全国，它们由驿丞来负责。使团离京越远，传送书信的速度就越快。前往天津途中，传送的速度是每天400里，而南下时，达到了最高速度——600里。北京到广州10天可达，而使团将用8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段行程。”对此，英国人钦佩至极，并感叹道，“在同一时代，英邮政创下的最辉煌的成绩远远比不上中国邮政。”

　　大清邮驿集前代之大成，包括以驿站为主体的水旱驿路网、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班递铺网以及为军事通信服务的塘站网，各网交织，相互衔接，联系密切。可惜，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通信需求的逐渐增加。19世纪后期，古老的通信体系受到新式邮政的激烈竞争，曾经傲视全球的中国邮驿不得不让位于新式交通体系。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中国邮政新的一页由此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