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打仗阵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阵法，顾名思义就是行军作战时军队所采取的队形与人员配置方法。

　　从古到今，只要是来到战场上的军队，不采用一定的阵型或战法，单靠死打硬拼，要想取得胜利几乎是天方夜谭。阵法的意义就在于合理调配不同军种或不同编制的兵力，实现优化组合，依托有力战场环境，将集团的战斗力发挥到最大，最终赢得战争胜利。

北宋《大驾卤簿图书》（局部）

　　有了阵法便有阵图，所谓阵图，是将行之有效的阵法用符号或图案标记下来以备训练或实战之用的资料。

　　中国古代的阵法起源甚早，根据文献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即有依据一定的队列队形展开的军事演练“蒐田”，而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实践，有关阵法的探索和使用日渐普遍，一些基本的布阵原则也慢慢成型。至于阵图，《汉书·艺文志》收录有“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有学者便指出，这里所谓的“图”应当就是标明阵型的阵图。

　　虽说阵法、阵图在战争中不可或缺，可在中国古代王朝中，要论对阵法的重视和大量使用，甚至统治者亲力亲为绘制阵图指导作战，宋代都是仅有的例子，可偏偏又是宋代，其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在对外战争中几乎未尝胜果。那么，宋军的不堪一击究竟是其使用的阵法、阵图出了毛病，还是另有隐情呢？

一　中国古代阵法的演变

　　阵法、阵图之所以能在宋代有“井喷式”的出现，与宋以前历代兵家围绕战阵的长期钻研与总结是密不可分的。前面已经提到，早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对军队的行军队列就有一定的要求，到了春秋时期，随着诸侯间混战的开始，因应实战需要的“三阵”诞生了。

　　“三阵”即将军队分为左、中、右三军，横向配置，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机动掩护。在公元前707年的繻葛之战中，郑庄公采用了称为“鱼丽阵”的新阵法可被视为“三阵”的杰作。

　　《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郑国军队以“曼伯为右拒，祭仲为左拒，原繁、高弥渠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以战车居前、步卒殿后，战车间的空隙由步卒填充。形成步兵环绕战车的编队，发起进攻时先以左、右两个方阵居前攻击敌军脆弱的两翼，最后以战力最强的中军投入战场，奠定胜局。

　　“三阵”之后演化为“五阵”，“五阵”是晋国军队在攻打北方狄人时创造的阵型。由于战场处于山地，不利于战车展开，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当时晋军主帅魏舒“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即将步卒以前、后、左、中、右五个方位加以编排，自前向后，人员由少及多，左右两个方阵位置靠前，在拱卫中军的同时，亦可相机包抄敌人。

电影《英雄》中的秦军军阵

　　进入战国时期，随着骑兵、弩兵等新式兵种的出现，“五阵”这种讲求纵深与协同作战的阵法在实战中愈益成熟。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可大致一窥大秦军团对“五阵”之法的娴熟运用。兵马俑一号俑坑，以成列的轻装步兵为前队，以战车与持戈、矛等长兵器的重装步兵为中军，中军左右两翼分别部署披甲步兵以为拱卫，而中军之后复有数列重装步兵殿后，构成十分完善的“五阵”阵型。

　　而在兵马俑的二号俑坑，弩兵阵列居前，车阵与骑兵阵分列左右，车步骑的混编阵列则位于中后部，各兵种的特性通过阵法的组合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强大的集团战斗力也由此得以释放。

　　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在“五阵”的基础上又归纳出了“八阵”和“十阵”。《孙膑兵法·十阵》指出：“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阵，有锥行之阵，有雁行之阵，有钩行之阵，有玄襄之阵，有火阵，有水阵。此皆有所利。“至于孙膑所说的“八阵”，则并非指八种不同的阵法，而更像是某种布阵的总体原则，所谓“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在战场上必须依据敌情和地形的变化，对阵型的兵力配置加以及时调整。

　　“八阵”容易使熟悉三国故事的读者联想到诸葛亮的“八阵图”，毋庸置疑，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一定联系。不过，像《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所说，诸葛亮布置的“八阵图”是江滩边布置的石头阵，用以迷惑敌军，这明显就不是军阵了。

　　不过在《演义》的第一百回，诸葛亮在与司马懿对峙的过程中还摆过一个“八卦阵”：

　　孔明入阵，把羽扇一摇，复出阵前，问曰：“汝识我阵否？”懿曰：“量此八卦阵，如何不识！”……司马懿回到本阵中，唤戴陵、张虎、乐綝三将，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阵，按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汝三人可从正东生门打入，往西南休门杀出，复从正北开门杀入：此阵可破。汝等小心在意！”

　　可以肯定，这里孔明的“八卦阵”与历史上的“八阵图”也毫无关系。在明清章回小说里，一旦涉及阵法带数字“八”的，往往要与周易八卦或民间的奇门遁甲勾连起来，《演义》里的这一段也不脱此例，既然孙膑所称“八阵”只是阵型变化的原则，那“八”与所谓“休、生、伤、杜、景、死、惊、开”的八门也就并无任何对应关系。

电影《赤壁》中的“八卦阵”

　　如果联系三国时期蜀军的实际情况（人数少、缺乏骑兵、善于利用地形等），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诸葛亮的“八阵图”应当就是根据蜀军的战术特点，以小型作战单位有机编组，对应不同情况制定出的集团阵型，其进可攻、退可守，变化多端，恰如唐代名将李靖所言：“八阵本一也。”

　　总之，经过长期实践探索，阵法、阵图已成为中国古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论是“三阵”还是“五阵”、“八阵”，强调必须因时因地进行兵员配置，实现各部间的有效协同，则是历代兵家和将帅都反复强调的布阵法则。这就意味着，从来不会有什么万无一失的阵法或阵图，事先规划好的阵法、阵图只能是作为临战时的参考，而不可一味照搬。

　　但就是如此简单的道理，宋太宗赵光义似乎始终领会不了。

二　“平戎万全阵图”：宋太宗的秘密法宝

　　开宝九年（976年），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在盛年骤然离世，其弟赵光义于“烛影斧声”的谜团中匆匆即位，是为宋太宗。尽管太宗是否弑兄篡位依然聚讼纷纭，但其继承人身份并无法理依据却是事实，这也使得太宗急欲对外用兵，完成太祖时未尽的击败契丹、收复燕云的大业。

　　然而，事实证明太宗完全缺乏兄长那样卓越的军事能力，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宋军曾两度发起对幽州的攻势，但均为辽军挫败，两场失利使北宋的武装力量蒙受巨大的损失，在对辽作战中也不得不转入守势，收复燕云的希望沦为泡影。

　　在一连串军事灾难中，宋太宗独特的“指挥风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表露：他极度倚赖预先制定的阵图去指导和干预前线将领的行动。太平兴国四年，在宋军第一次幽州溃败后，辽军大举南犯，当崔彦进、崔翰等人领军迎敌前，太宗即亲自授予诸将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雍熙四年，在宋军于幽州二度溃败后，太宗又召大将潘美、田重进、崔翰入朝，赐予“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并“授以进退攻击之略”。

《武经总要》中收录的“平戎万全阵图”

　　既称“万全”，太宗对其所设计的阵图一定是颇为自满的，他也确实觉得自己就是“军事天才”，打仗打不赢那都是由于将领没有按照自己的指示去做：“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致败事。”

　　那这个百战百胜的“平戎万全阵”到底长什么样呢？

　　宋仁宗朝编修的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太宗“阵图”的详细记录，“平戎万全阵”在组成上分为前锋、中军、后殿、左右翼五部分，共计兵力十四万余人。中军为并排的三个方阵，构成主力，每阵各方五里，周长二十里，计七千二百步，每阵间隔一里，阵面长计十七里。中军方阵每一地分（五十步）设战车一乘，配属士兵二十二人，三个方阵的主力总计部署战车四千三百乘，兵力十一万余人。

　　环绕中军的是骑兵，左、右翼各两列，前列一百二十五队，每队五十骑，共六千二百五十骑。后列一百二十五队，每队三十骑，共三千七百五十骑，计每阵一万骑，共两万骑，另有探马六百五十骑。前锋、后殿亦各为两列，前列六十二队，每队五十骑，共三千一百骑，后列六十二队，每队三十骑，共一千八百六十骑，另有探马四十骑，计每阵五千骑，共一万骑。

　　“平戎万全阵”完全是针对辽军战术设计的阵型，《武经总要》提到宋太宗编制此阵的初衷：“特以河朔之壤远近如砥，胡虏恃马常为奔冲，故因洞当余法广增其制。所以挫驰突之锐，明坚重之威，循明摘实，知神谋之有在矣。”即以骑兵阵列护卫和警戒步兵为主的中军，防止辽军骑兵冲阵。

耶律倍（李赞华）《骑射图》

　　契丹人与过去崛起于内亚草原的诸多游牧民族一样，以快速机动的骑兵战法为长。熟知辽军战法的北宋官员宋琪提到，辽军“用兵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土风曳柴，馈饷自齐，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可见，辽军最擅长的是迂回、埋伏、截断敌军粮道，太宗的“平戎万全阵”无疑是希望用拥有大纵深和严密护卫的阵型阻绝被辽军抄后路的隐患。

　　可纸面上再好看的阵法，到了真刀真枪的战场上便是另一码事了。学者陈峰等即指出，“平戎万全阵”最大的缺陷是编制浩大、笨重累赘，假使完全遵照其要求布阵，方阵长宽均将达到二十里，意味着其适用的战场必须在毫无河流或山林阻隔的平坦地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另外，整个阵型既以“五阵”的形态展开，中军却又以歩车混合的方式去组成横向的“三阵”，大阵套小阵，显得极度呆板，十四万人若是一五一十照此阵图布阵，耗时之久可以想见，很可能阵型尚未摆完，契丹骑兵就已冲到眼前。

　　最重要的是，“平戎万全阵”的“铁桶式防御”使得军队的机动性丧失殆尽，只能是被动地等待敌军进攻，遑论主动出击、寻觅战机。足见此阵图可谓既无法“平戎”也不能“万全”。

三　压制武将：宋太宗阵图背后的阴暗心理

　　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平戎万全阵图”运用于实战的记载，但从发生在太平兴国四年十月的满城之战可以看出，假使宋军的前线将领依照太宗事前颁布的阵图作战，很可能会面临巨大风险。

　　满城之战是紧接着宋军第一次攻打幽州遭遇高梁河惨败后，宋辽两军主力的首度交手。当时辽燕王韩匡嗣、耶律休哥率军大举南侵，兵力达到十余万，目标直指镇州（今河北正定）。宋太宗在高梁河败退后已预料辽军会反攻，所以也预先做了防御安排：以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守关南，以都钤辖刘廷翰、钤辖李汉琼戍镇州，以殿前都虞侯崔翰知定州，节制缘边诸军。

宋辽满城之战示意图

　　至九月三十日，辽军主力抵达满城以西，宋军刘廷翰、李汉琼、崔翰各部亦陆续进抵满城以北的徐河前线，兵力达八万余人。本来整个战场的形势对宋军极为有利，此时由崔彦进所率关南部队正自西侧预备向辽军后方迂回，宋军正创造出一个夹击辽军的绝好机会。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身处徐河正面的宋军诸将却为是否要按太宗所赐阵图布阵争执起来。

　　原来，当辽军大队骑兵开入战场时，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观望敌情，发现辽军势大，“东西亘野，不见其尾”，反观宋军这边，崔翰刚准备按照太宗所颁阵图布所谓“八阵”，然而面对契丹铁骑，太宗的战阵却大成问题，“阵相去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

　　赵延进见状十分忧虑，他向崔翰报告说：“主上委吾等以边事，盖期于克敌矣。今敌势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于辱国乎？”

　　赵延进建议宋军应立即改松散阵型为前后两阵，采中央突破的办法，杀契丹人一个措手不及。但崔翰对此却很犹豫，生怕违逆了太宗的“阵图”，战后会被问罪，赵延进立即拍胸脯表示：“倘有丧败，延进独当其责！”关键时刻，担任监军的李继隆也力挺赵延进：“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挡之！”

　　终于，崔翰听从两人劝告，将阵型调整为前后两阵，一时间宋军士气大振，契丹人被打得全线崩溃，崔彦进一路人马又适时抵达，追歼残敌，此役宋军斩首一万三千余级、俘虏数万人，满城之战成为了宋辽战争中北宋少有的一场胜仗。

　　满城之战的结果无疑是皆大欢喜，太宗也没有因变阵之事责罚崔翰等人，但必须看到，赵延进、李继隆敢于建议变阵，是因为他们一个是太宗的连襟、一个是太宗的大舅子，算是皇亲国戚，太宗自然不会降责于他们。可以设想假使前线都是与太宗非亲非故的将帅，绝对不会有人敢于造次变阵，若是那样，满城之战的结局怕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太宗显然并没有从满城之战汲取什么经验教训，反思一下自己在深宫之中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阵图束缚千里之外将领的手脚，使其彻底丧失战场应变能力有什么不妥。他这套独特的“御将之法”在《李继隆墓志铭》上被生动归纳为：“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

　　难道北宋朝野上下都看不到宋太宗倚赖“阵图”指挥作战的巨大危害吗？显然不是。端拱二年（989年），时任知制诰的田锡便上奏称：“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

　　太宗对这类建议基本就当成“耳旁风”，他甚至对心腹大将傅潜说道：“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其实，与其说太宗是觉得他玄妙的阵法“非常情所究”，倒不如说是他坚持预授阵图背后的一整套统治逻辑“非常情所究”。

　　宋自立国以来，便力图扭转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跋扈的局面，在制度设计上收兵权、“强干弱枝”，削弱将帅权限，在这方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无疑是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但这种惯常的说法却无视了太祖在裁抑一批武人的同时，也适时笼络和培植新的武将，无论是控驭西山的郭进，还是镇守关南的李汉超，都从太祖手中获得过管理辖区军事，甚至行政、财政事务的巨大权力。宋太祖的“御将”之道胜在宽严相济，懂得如何调动武将的主动性和进取心，这也是其统治时期，北宋的统一战争能够无往不利的重要因素。

《宋太宗半身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相比太祖，太宗与武将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那么融洽。这一方面是由于太宗几乎没有领兵作战的实际经验（美国学者龙沛认为，这可能是太祖排斥太宗势力染指军事领域的有意安排），另一方面更在于太宗一直把这些效命兄长的精兵强将当成危及自己皇位的头号隐患，尤其是在高梁河兵败后，北征诸将一度决定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为帝，更给了太宗一记“灵魂暴击”。

　　于是，太宗虽然遵循太祖“抑武”的国策，但其着眼点早就从对外转向了对内，他大肆鼓吹“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把防范威胁最高权力的潜在变乱当成了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想尽办法剥夺武将的指挥全权，以贯彻“将从中御”的原则。

　　这也就是宋太宗为何明知其制定的阵图往往在战场上用不了，却依然要颁赐将领严令其遵照执行的根源，因为只有最“听话”的将帅才会被视为是最“忠诚”的将帅。

四　纸上谈兵：北宋朝野的“阵图热”

　　太宗从提防猜忌的阴暗心理出发，以阵图远程遥控前线将领的做法，给宋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持久性的损害，一个突出后果便是，由于军队一切行动都需遵照最高指示，有经验、有想法的将领无从展现自身水平，到了太宗晚年，站在对辽战事第一线的就只剩下傅潜、王超这样一群只知唯唯诺诺的庸将。

傅　　潜、王超能得到太宗重用，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过硬的军事素养，而是因为他们能完全像“提线木偶”一样照着皇帝的意思打仗，无怪乎几十年后王安石会对宋神宗嘲讽道：“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

电视剧《大宋宫词》中的宋真宗（周渝民饰）

　　宋真宗即位后，全盘沿袭其父倚赖阵图、指挥作战的做法，而他本人虽是长在深宫，毫无战场历练的公子哥，却对排兵布阵始终怀有浓厚兴趣，于是傅潜、王超之辈又大得他的信任。

　　咸平二年（999年）八月，真宗为震慑契丹，下令对驻扎开封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及步军司的二十万大军实施检阅，并委任王超为阅兵总指挥，结果阅兵当日，王超挥动五方令旗，竟能使二十万人马进退自如、变化多个阵型，真宗看了十分高兴。可见王超虽然打仗水平不行，但论“排阵”确实是得了太宗皇帝的“真传”。

　　在亲自绘制、颁赐“阵图”方面，真宗也极力向太宗靠拢。他曾经多次“出示阵图”与武将及辅臣，至景德元年（1004年）赴澶州亲征前，他还不忘向前线将领下达阵图：“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

　　真宗与太宗一样，认为要应付契丹骑兵的快速冲击，有效的战阵必须实现“伍贵持重, 而敌骑无以驰突”的特性。此后他结合自身认识，将其父传下来的“平戎万全阵”加以改进，形成所谓“常阵”。常阵由先锋阵、策先锋阵、大阵、东西拐子马阵、殿后阵、无地分马（轻装骑兵）组成，大阵为中军，以步兵、战车配备大量弓弩、床子弩，以增强远程杀伤力。同时，为防备辽军抄袭后路，真宗又有意识地强化殿后兵力，“倚之捍寇，缓急用之，无腹背受敌之患 ”。

　　尽管从“被动防御”的本质上看，“常阵”与“平戎万全阵”相比实在是换汤不换药，但它有意识地加入大型弓弩的战术思想在决定性的澶渊之战中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辽军主将萧挞凛正是在澶州城下为宋军阵中伏弩所射杀，而这也成了促使宋辽达成澶渊之盟的转折事件。

《武经总要》中收录的大型床弩

　　随着澶渊之盟的缔结，宋辽间惨烈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两国开启了一段长达百年的和平时期，这对于北宋社会经济的恢复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自然是个好消息。可反过来说，由于没有了外患的刺激，在长期执行“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甚至以文臣提领兵马的政策下，北宋军队战斗力断崖式滑坡已无法扭转。

　　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曾上书仁宗警告道：“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古来和好，鲜克始终。”他认为把天下安泰全寄托在一纸和约上，而不去做勤修武备、培养将帅的打算，北宋的未来会很危险。

　　结果一语成谶，到了党项李元昊崛起西北，宋廷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西夏威胁时张皇失措，君臣上下才骤然意识到要注意于军事问题，可他们关心的却不是如何建设军队的长期计划，反而再度回到了绘制、研究各种克敌制胜的阵图、阵法上。一时间，仁宗朝野上下刮起一股“阵图热”：

　　庆历初，并州杨偕上“龙虎八阵图”、赵宇上“大衍阵图”；皇祐中，泾原经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阵图”；嘉祐中，胡宿、尹瞻上“裴子新令及八阵图”，其余臣子所进阵图更是不胜枚举。对于这些“阵图”，仁宗都来者不拒，大加赏赐，至于这些由士大夫们在书斋“闭门造车”画出来的阵图到底有无实战效用，他却根本不加理会。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宋仁宗（王凯饰）

　　至于仁宗自己，虽然秉性宽和的他并没有祖父太宗那样强烈的“控制癖”，可一旦涉及打仗，太宗、真宗时留下的各种阵图依然被奉为圭臬，去指导前线军队的行动。庆历六年（1046年），“诏河北教阅诸军，并用祖宗旧定阵法，其后来所易阵图，亦令主将闲习之”；至和元年（1054年）, “赐边臣御制攻守图”。

　　与早年的对辽战事一样，灵活机动的西夏军队根本不是靠几张事先画好的“阵图”就能轻松击溃的，于是宋军在战场上也只好重复着一败再败的命运。仁宗朝这场持续多年的“阵图热”除了给人“纸上谈兵”的印象，对于解决困扰宋朝军队的“积弱”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阵图、阵法本是从古代的战争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然而宋朝自太宗以来的历任统治者，只是把阵图视为钳制和束缚前线将领的工具，以达到“将从中御”、保卫专制皇权的目的，这种彻底背离基本军事常识和战场实际情况的做法，势必让任何好的阵法、阵图都丧失了意义，也令大宋军队在向着“大送军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参考文献：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美]龙沛：《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

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何冠环：《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陈峰：《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年。

陈峰、王路平：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文史哲》2006年第6期，第119-125页。

王军营：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特征论略，《西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72-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