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爱情，与恐怖的乾隆十三年

做历史编辑十余年，有一个感受，便是当代人面对秦制时代留下的官方史料时，出于善良的天性很容易轻信。

其实，乾隆必须深爱自己的正妻，这是康熙时代便已定下的基调，是一种政治上的客观需要，不取决于乾隆的主观感受。

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八字”，内容如下：

弘历八字：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八月)庚午(十三日)丙子(子时)。批语：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 

这段八字批语，是康熙时代的御用命相术士们留下的。历史学者杨启樵有研究已经阐明，康熙皇帝与雍正皇帝，皆对八字占卜之事极为迷恋。“康熙号称崇尚科学，有崭新头脑，却颇喜占卜”。雍正也是一样，认为“个人的休咎、荣枯，甚至于品操、能力”都已在一个人出生时便已注定。这种迷信造成的结果，是雍正在用人时，经常要先查算一番被用者的八字命格，命格好便用，不好便不用。比如岳钟琪在陕西任职时，经常奉命将属下的八字送呈给雍正皇帝，供皇帝测算。雍正六年的一份朱批便写道：“王刚八字已看过，命甚好，运正旺。……将来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寿不能高。”心腹大臣们遇上身体不适，雍正的第一反应也是给他们测算八字，比如鄂尔泰在云南得病，雍正闻讯后便命他派人将八字送来京城，一番测算后，雍正告诉鄂尔泰：“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李卫患病时，“享受”的也是八字测算的同等待遇。

祖父与父亲皆迷信八字算命，皆将将八字算命的结果视作用人决事的重要依据。为个人利益计，爱新觉罗·弘历当然也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八字批语——相士们给出的批语已经好得不能再好，弘历要做的，便是努力让这些批语变成真的。批语里说他“学必文武精微”，弘历便必须好好习骑射、学诗文，以符合命相。批语里说他“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弘历便须与正妻和睦相处，将正妻塑造成“最贤最能”的形象，与正妻生一堆孩子。当这些批语全都成了真，康熙与雍正自然也会更加深信弘历的命格确实是“贵富天然”。

换言之，为了在接班人之争中获胜，弘历必须深爱自己的正妻富察氏，必须让富察氏成为一位“最贤最能”的正妻。

而且，这种人设塑造，不会因为康熙与雍正的去世而终结——弘历的“贵富天然”命格已进入到了公共政治领域，已是朝臣们众所周知的信息，这人设的塑造便只能继续维系下去（当然，并不排除在这维系的过程中弘历对富察氏也会产生感情）。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富察氏的骤亡会引发弘历的性情大变与举止失常。

乾隆像，引自维基

时为乾隆十三年三月，富察氏死在了弘历东巡泰山的返程途中。三个月前，乾隆十二年的除夕，弘历刚刚失去了默认将继承帝位的第二位嫡子永琮（二岁）。再往前，乾隆三年，弘历还失去了已被立为皇太子的第一位嫡子永琏（九岁）。

连丧嫡子的事实，威胁到了乾隆“富贵天然”命格的可信度——那命格里有一项具体内容是弘历的正妻必定“子息极多”，现实却恰恰相反。为了维系住“富贵天然”的人设，东巡之前，弘历公开颁布了一道上谕，从“天意”的角度，对自己两丧嫡子做了一番“颇具新意”的解读：

“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大意是：皇后之所以两次失去儿子，原因全在朕身上。本朝从世祖章皇帝（顺治）开始，到朕为止，从来没有以“元后正嫡”继承皇位之事。朕想要开这个先例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想要得到前人没有得到过的福分。所以天意要惩罚朕。

很难说弘历的这道上谕里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是伪饰。康熙相信八字里的天命，雍正相信八字里的天命，乾隆信不信？多多少少恐怕也要信。信，便会对自己“富贵天然”的命格自视甚高，便会想要将命格里的种种具体内容落到实处。做皇子时为争夺和巩固接班人身份已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做了皇帝后生出“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的雄心壮志，也在情理之中。所以，除了真情与伪饰，谕旨里还潜藏着另一种情绪，那便是：一颗雄主之心在面对“天意”摧折时的无奈与不甘。

西洋传教士、在大清钦天监任职的刘松龄，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很准确地解读出了这种无奈与不甘。他说：“皇帝还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皇帝为了避免舆论的羞辱，发表了一个布告，先说自己和皇后如何了不起，然后承认这个灾难的原因是自己曾作出一个伟大的决定，想让正宫皇后的儿子继位，而清朝以前的继位人都是妃子生的，因为他太得意了，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不幸。” 钦天监的职责之一便是阐释“天意”，刘松龄的感受，应该也是钦天监众人的感受。

两个月后启动的东巡，也就是谒孔庙与祀泰山，其实正是弘历想要与“天意”沟通，让皇权重获“天意”眷顾的一次政治努力。

但“天意”却给了弘历当头一棒。在连着失去两个嫡子之后，他的嫡皇后富察氏也死在了东巡的归途。至此，不但“子息极多”之说破产，“寿元高厚”也成了虚话，弘历由“富贵天然”命格塑造起来的政治人设面临全盘崩塌——尚能略事挽救的只剩“妻星最贤最能”一句，弘历稍后撰写的《述悲赋》，便将写作重点落在了“最贤最能”四字上。

负责“天意”阐释工作的刘松龄，很敏锐地觉察到了弘历的失常：“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天意”拒绝眷顾弘历，让他大失了颜面。对“天子”而言，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故。东巡归来的弘历，陷入了一种极深的挫败之中，整个人变得格外敏感，对朝中群臣与在野知识分子皆疑神疑鬼，总觉得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自己。

于是，乾隆十三年，成了清帝国大小官僚与读书人的噩梦。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至少有大员一百余人，被斥责、降革、罚俸乃至赐死，量刑一概从严，株连无数。刑部与工部全堂被问罪，外省大员巡抚以上级别者50余人受惩。弘历甚至对皇长子与皇三子公开说出了“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的惊骇之言。胡中藻写诗赞颂弘历与皇后的恩爱，内中有一句“并花已觉单无蒂”，不过是客观叙述富察氏已去世，竟也被定性为讥讽，蔓延成了一场巨大的文字狱。 

单纯的爱情，是不足以解释乾隆十三年之恐怖的。在钦天监工作的刘松龄是这种恐怖气氛的亲身经历者。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弘历）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眼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的从宫廷拉出去了。”

如果富察氏的身上没有附着弘历“富贵天然”的命格，如果她的人生境遇不属于弘历政治人设的一部分，朝臣们大概不会有这样悲惨的遭遇。疑神疑鬼的弘历无法忍受“天意”对自己多年来塑造的政治人设的羞辱。疑心生暗鬼，在弘历眼中，仿佛全帝国都在怠慢皇后的丧仪。怠慢皇后的丧仪，便是在怠慢自己，便是在嘲笑自己政治人设的破产，便是在嘲笑“天意”对自己的抛弃。

无法抽天意的辫子，却不妨拿朝臣与读书人开刀。爱新觉罗·弘历在乾隆十三年的种种疯狂，不足以证明他深爱富察氏，却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