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是中共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

王震曾经在南泥湾种植鸦片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上次节目刊登和播出的《“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是千真万确》,在文学城转载的标题是《红太阳下的罂粟花：“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网友铿锵猪在文章之后发表的评论内容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王震继续发扬南泥湾革命传统，在他所辖的新疆兵团栽种罂粟，取名100号。我姐姐所在的农四师栽种鸦片还要表现好的职工，我姐因为遭到诬陷与五类分子一同出入，在她的日记中曾哀叹“收100号也不让我去”。1972年我到新疆兵团去看她，对种鸦片事很吃惊，让她带我们去看罂粟田，我妹妹还在罂粟花丛中照了一张相。另外我的朋友在石河子农八师长大，上小学时劳动课就是摘罂粟果。

当然，除了类似于如上内容的评论，指责笔者和自由亚洲电台“造谣“的评论也有不少，笔者在这里奉劝这些评论的作者上网阅读一下洪振快先生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笔者强烈推荐的洪先生的这篇文章，当年是发表在习仲勋亲笔题词夸赞“办得好”的一份杂志上，而且发表时间是2013年8月。也就是习近平发表了他那篇臭名昭著的“八一九讲话”的当月。

人们应该都还记得2012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刚刚接班的时候，仍还有许多自由派人士对他心存幻想----虽然他在此之前到重庆力挺薄煕来“唱红打黑”的言行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他“不像习仲勋的儿子，更像毛泽东的孙子”。而令大多数自由派人士终于彻底认清他习近平甚至比毛泽东更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他上台不满一年即发布的“八一九讲话”。

习近平在他的这份通篇都是毛泽东式阶级斗争语言的“八一九讲话”中号令说：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杂志、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对造谣生事的，必须依法查处，不能像《三岔口》里那样摸着黑打来打去，也决不能让这些人在那里舒舒服服造谣生事、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

请各位读者和听众注意，中共武汉当局去年在新冠疫情初起时对李文亮等八名“造谣者”进行了“依法处置”所依据的“法”，都是源自于习近平的如上最高指示。

所以，假如洪振快先生当时公开发表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中哪怕有半点经不起史实推敲的内容，中共宣传机构早就会奉习近平之命进行大肆批判了。

用“万维博客老高”的话说：洪振快用这篇长文配有原始档案影印件，文中提供了众多资料出处，文章发表时正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管制逐步转严、杂志风声鹤唳之际，若不是再三核对和权衡风险，确保资料来源万无一失，断不敢发表揭中共老祖宗疮疤的文章。

洪先生这篇文章的首页就先是贴出陕西省档案馆藏的“龙国华案档案”来证明如下内容的千真万确。

小标题为“‘特货’即鸦片”的文章内容中写道 ：（中共元老之一）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公开年版的《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90页中清楚记载：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撰的《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38－454页记载：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

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公开出版的史志诚主编的《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第255－261页中记载：当年（延安的） 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

1942年8月24日下午，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笔者在此提示，这里说的“留守兵团“即延安时代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成立当年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详见百度词条）

《禁毒史料》第137页记载了中共当时的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

1943年8月1日，中共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

两年多前我们本专栏曾刊登和播出《习近平以毛著<别了，司徒雷登>指导对美贸易战？》一文，其中介绍了被习近平要求“活学活用”的首篇毛选文章笃定是毛泽东1949年8月发表的《别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文。文中狂妄宣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此文刊登并被多家网媒转载后，一位当时刚刚从中国内地出来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中共退休干部告诉笔者，中美贸易战开始后，除了《别了，司徒雷登》，还有毛泽东当年的《论持久战》等，都是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会上指定的“每个政治局的同志都要认真重温，深刻领会”的毛著内容之一，而且还要求在日后新的学习会上逐一向他习近平汇报“学习心得”。

也就是在这次学习会之前 ，习近平趁在黑龙江国营农场考察之机，重新提起了中国人民早已经久违了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并称其为“我党的南泥湾精神”。

其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口号是毛泽东在中共夺取整个中国大陆政权之后 提出的，不过确实也是源自于“南泥湾精神“，即当时的毛泽东被王震请到南泥湾视察前后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而读罢洪振快先生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一文的第二部分《“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之后，就不难发现，这 “丰衣足食”目标的实现几乎一半靠的是从抢夺和贩售大烟，再到直接由八路军内部形成种植，加工和贩售鸦片一条龙作业的所谓“大生产和边区贸易”。

按照《财经史料》第六册相关内容的记载，抗战爆发后，各种原因导致中共地方割据政权，即所谓“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

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向当地百姓征公粮。第二个办法是全面开展“特产”——鸦片贸易。

1948年2月18日，当时的中共地方割据政权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西北财经办事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和因此需要进行更大规模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说是1941年 “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人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近一亿四千万元，占（中共“边区”政权）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详细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