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著名的杀人案背后，藏着三个版本不同的曹操

　　东汉末年，董卓专政后，曹操逃出了洛阳，一路东奔，不过他的目标并不是家乡谯县，而是距此不远的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市东南）。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原因有三： 

　　这座十八线小县城，就是今天河南荥阳的汜水镇。曹操绝对没想到，他将在这个地方无意间制造出一桩血案。 

　　这桩血案，就是杀吕伯奢一家。 

01　一场案件，三个版本

　　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桩并不复杂的杀人案，在历史上其实有三个版本。

　　这三个版本，陈述的杀人动机和案情经过都不尽相同，基本上就是一出“罗生门”，很值得我们玩味一番。 

　　第一个版本，出自曹魏官员王沈所著的《魏书》：“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第二个版本，出自西晋史家郭颁的《魏晋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第三个版本，出自东晋史家孙盛的《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三个版本的共同点，就是曹操的确杀了吕伯奢的家人。然而，曹操究竟为何杀人，这才是本案的焦点。 

　　按照王沈的说法，是吕家人见财起意，要抢劫他的马匹和财物，曹操不得已才把他们杀了。果真如此的话，曹操属于正当防卫，顶多算是防卫过当，理应得到世人的谅解，就算把他拉上法庭，要让他负刑事责任，法官估计也会酌情从宽。

　　问题在于，王沈的说法可信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王沈的身份背景。实际上，史学家只是他的第二身份，王沈的第一身份其实是曹魏的大臣，在曹髦（曹丕孙子）时代官居侍中。说白了，他就是曹魏公司的高管。我们能指望他一边领着曹家的高薪，一边写史揭露公司创始人曹老板的杀人罪行吗？恐怕很难。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个案件中，与被告方存在利益相关的证人，其证言的真实性一向备受质疑，被法庭采信的概率也是很低的。 

　　其次，王沈的证词，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我们都知道，曹操本人就是练家子，身手相当了得，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叫“才武绝人，莫之能害”，所以当年刺杀张让才能全身而退。而按照王沈所言，他借宿吕伯奢家之时，身边还带了好几个骑兵侍卫。

　　试问，吕家人的脑子得进多少水，或者事先吃了多少颗熊心豹子胆，才敢打劫曹操？况且当时曹操是在逃亡，神经高度紧绷，恐怕连睡觉都睁着眼睛，吕家人对他下手，不是找死吗？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王沈在《魏书》中的说法可信度很低，极有可能是对曹操的袒护，甚至捏造事实。 

　　排除掉最可疑的证词，那么事实应该就在后面的两个版本中。

02　谋杀还是误杀？

　　郭颁的《魏晋世语》和孙盛的《杂记》都认为，曹操杀吕伯奢家人并非出于正当防卫，而是怀疑对方要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但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郭颁的说法可以认定为谋杀，孙盛的说法则倾向于误杀。 

　　郭颁说，吕家人“备宾主礼”，也就是盛情款待了曹操，可曹操却恩将仇报，在没有任何可疑迹象的情况下，仅仅出于莫须有的疑心就把人家八口人全杀了。毫无疑问，这是妥妥的谋杀，所以郭颁的证词对曹操最为不利。 

　　而孙盛虽然同样认为曹操杀了人，却提供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案情细节： 

　　首先，在案发前，曹操听到了“食器声”。按字面意思，是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声音，但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认为，这里指的应该是杀猪宰羊的磨刀声。而当时的曹操正在逃命，属于典型的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肾上腺素立马飙升，何况还听见了磨刀声。可以想见，曹操当时有多么惊恐和愤怒，于是来不及多想就把吕家人干掉了。可一杀完他才明白过来，原来人家是杀猪宰羊要款待他。 

　　这就有了案发后的第二个关键细节，曹操发现自己杀错了，便凄怆地说了一句：宁可我对不起别人，也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 

　　如果孙盛提供的这两个细节属实的话，那么很明显，这是误杀。虽然理无可恕，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多数人在那种情况下都有可能产生误判，进而导致错误的行动。“凄怆”二字，就足以表明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之后的悲伤和愧疚之情。

03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罗贯中的山寨

　　上述三个版本，王沈明显是在替曹操洗地，欲盖弥彰的味道太浓，最不可信；郭颁则是把曹操写得像个冷血杀手，仿佛杀人可以不需要理由，显然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不足采信。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普遍采信的都是孙盛的说法，因而才有这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流传千古。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人记住的其实不是孙盛《杂记》里的这句原话，而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的那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句其实是山寨版，是罗贯中对原版的改写。 

　　两句话乍一看差不多，可往细了一想，尤其是放在不同的语境下时，差别还是挺大的。

　　孙盛的原版，是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后的凄怆之语，虽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同样也透露了曹操性格中的自私和冷酷，但语气并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含有很大的无奈和某种程度的自嘲。看着孙盛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脑补出曹操说这句话时面如死灰、失魂落魄的样子。

　　然而，在罗贯中那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 

　　《三国演义》第四回写道：曹操先是误杀了吕家的八口人，然后和陈宫一块儿仓皇逃离，不料恰好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曹操索性把吕伯奢也给杀了，理由是怕他发现家人惨死后会来追杀他们。陈宫受不了，骂曹操不义，曹操就用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回敬了他，一副理所当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 

　　罗贯中虚构了不同的语境，又在孙盛的基础上加了“天下”两字，口气就从凄怆无奈变成了霸道豪横，似乎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全天下的人都没关系，这就很有些反社会、反人类的味道了。 

　　很显然，罗贯中这么一写，曹操的大奸大恶就被完全坐实了，可以说是毫无人性，令人发指。任何人看到此处，都会恨不得把曹操撕了。而他说的这句话，从此就跟着《三国演义》流传天下，变得妇孺皆知了，同时也成了“奸雄曹操”自私残忍、冷酷无情的如山铁证。

　　然而，这是小说，不是历史。 

　　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的确有自私残忍的一面，但并非像罗贯中刻画的这样没有人性。我们知道，罗老先生出于维护汉室正统的立场，在小说中是把曹操当反一号、国贼来写的，所以必定要把他妖魔化。这一点我们完全理解，却不能苟同。我们尊重罗老先生的历史观，也敬佩他的文学才华和艺术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 注：本文节选自《三国不演义》一书，作者：王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