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84周年：那位守护三十万华人的独臂老人

前言

　　1937年的今天，淞沪会战爆发，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一场大型会战，双方共投入约百万兵力投入战斗，不仅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场百万人的大战。淞沪会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起到重大作用。

　　危急时刻，身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等多个头衔的法国神父饶家驹挺身而出，以年近花甲的老弱之身奔走斡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上海南市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饶家驹区。

　　安全区建立后，饶家驹又与多方合作，尽可能保障难民的人身安全和日常生活，成为战时难民安全区的典范。饶家驹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条约》的修订。当年德国人拉贝也是受到饶家驹的启发和帮助，才得以在南京建立了国际安全区。

　　饶家驹的博爱主义、慈善行为、奉献精神和高尚人格，超越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他很热爱中国，曾说：“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在华的最后岁月，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就是这样一位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在中国却一直默默无闻。

　　今天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84周年，我们特转载对饶家驹素有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的文章，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正文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一位法国人营救了大量中国难民，他叫饶家驹，我们把他称做“难民之父”“中国之友”。上海著名的雕塑家、油画家张充仁在1940年描绘了上海救助伤兵和难民的场景，这一场景发生的地点是震旦大学。张充仁先生是享誉全球的著名艺术家，他曾雕塑过饶家驹的一个头像。

　　可能朋友们对饶家驹并不了解，他在上海做了什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对他会有这么高的赞誉？他的思想和行动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深深地感觉到，如果我们不去挖掘的话，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将就此湮没，再也找不到了。饶家驹有可能就是这样。

漂洋过海，为救助中国难民付出巨大努力 

　　饶家驹是个法国人，他1878年出生于法国桑特市的一个贵族家庭，所以看上去有一点贵族气派和男子汉的气概。1894年他加入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然后在英国和比利时修道并获得学位。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来到上海，一直到1940年才离开，总共待了27年。饶家驹最初在徐家汇学习中文，所以他说上海话跟上海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他在很多学校当过老师，比如说当年的徐汇公学。他在震旦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有一次帮助学生做焰火，他显然不是化学家，右手臂被炸掉了，所以人们说他是独臂神父。他的语言能力非常强，法语是他的母语，因为在英国留学，所以拉丁文很棒，又讲一口普通话和上海话，还能够讲日语。这样一种语言能力，为他后来在上海做慈善事业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饶家驹在上海的经历非常多，我就不展开了。我只说他做了好多年的难民救助的事情，譬如中国哪个地方有旱灾、水灾，他就会去赈灾。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时候，他曾经去说服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停战4小时，让难民先走，结果双方确实停战了4小时。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饶家驹实际上就是上海一位非常著名的慈善领袖。到了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就开始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上海南市难民区即缘起于此。

　　1937年8月13日爆发了淞沪会战。这一场战役是百万人级的大战，可以把它定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场百万人的大战。这样就产生了百万难民。上海大概是二战当中难民最多的城市，上海当时的人口有370万，370万相当于天津、北平、广州当时人口的总和。那么比上海人口还要多的城市，像纽约、伦敦没有难民问题，巴黎有少量的难民问题，但是1940年法国就投降了，所以它没有大量的难民。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上海周边地带的人都逃到上海来，所以大量的难民就成了社会问题。最初难民都逃到了租界里面，因为租界是中立的、安全的，投亲靠友的都进去了，当然租界难民太多了以后，他们不能够再收留，不然租界要瘫痪了。最初是要有通行证才能进入租界，后来一看难民太多了，租界就把铁门给关掉。

　　当时法租界的南面跟南市接壤，就是现在的人民路（过去的民国路）这一带，那么这地方好多的难民就希望法租界的铁门打开，可以让他们进去。当时日军扔炸弹扔得很厉害，好多房子都被烧掉。当时有一场大火叫南市大火，这种情况下这些难民的生命就面临着危险。于是，上海的一些师生们开始考虑怎么来救助难民。首先就是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名誉会长颜惠庆是上海著名的士绅领袖，饶家驹就是救济组的副主任。他们在国际饭店开会讨论怎么救助难民。

呼吁多方，推动建立南市难民区

　　到了1937年10月4日，难民救济委员会成立，饶家驹担任主席。面对日本在南市的狂轰滥炸，饶家驹想了一个办法，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中立的难民区？接着他就开始考察位置。其实上海中心城区南市区是最后陷落的。10月26日除了四行仓库孤军420人以外，其他人都撤退了。那么中心城区南市就成了最后一个阵地，而且南市跟法租界只有一路之隔，所以饶家驹就考虑在南市建立安全区。他去找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说我们能不能在南市建立一个中立的安全区。这样一来中国方面就要放弃安全区中的军事设施，其实当时里面有两个堡垒。后来由于俞鸿钧也很开明，他一想你帮助我们政府救助难民是好事情，那我可以保证中国军队不进去。这样俞鸿钧和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签字，租界也同意了。

　　饶家驹接着去找了日军，见了三个人，一个是日本总领事，一个是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青，还有一个是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饶家驹用日语跟他们三个人谈，说中方已经同意国际救济会在南市建立一个中立区，希望日军也不要进去。最初松井石根很强硬，后来一想日军也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国际形象，当时的战争还没有最终的结果，再加上被饶家驹的个人魅力所感染，日本方面也签字同意了。这种情况下，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11月9日日本的大使馆也发出了一个证明书，同意在方浜路周围拉上铁丝网，里面就是安全区，外面就是日军占领的地方。今天我们来回顾这件事情，不能不佩服饶家驹的智慧。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他请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一起来坐下来谈的话是做不成的，中国人不愿意坐下来，日本人也不愿意坐下来，怎么可能谈？所以这件事情，中日双方没有直接谈过，完全是靠饶家驹，他是中间人。这个区的性质是模棱两可的，中国叫做“难民区”，日本叫做“支那难民收容所”，最后用了一个模糊的名字——“饶家驹区”，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由此淡化了比较敏感的问题，这是他的智慧。

　　南市难民区成立的时间是1937年的11月9日下午5：00。难民区建立以后，其实不断有危机出现。日军在1937年11月12日占领了南市，他们认为自己是上海的主人了，就派军队去难民区巡逻，饶家驹马上去找松井石根，他说按照约定日军不能进去。因为曾经发生过中国的军人悄悄躲进难民区用枪把日军打伤打死的事情，所以日军就进去抓人。尽管日军后来进去了几次，但总体上比较安全，日军还是保留了南市难民区中立的地位。 

　　在南市难民区的管理方面，饶家驹设立了很多的机构，其中包括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难民自己也组成保安团，在里面巡逻维持秩序，既不能够去打日本人，也不让日本军队进来，还有包括调解难民之间的矛盾等等。饶家驹还设立了南市难民区的办事处，比如监察委员会办事处、红十字会办事处和国际救济会办事处等。 

　　南市难民区有一些地方非常拥挤，高峰的时候有好多难民，有的难民甚至睡在九曲桥上，还有城隍庙的二楼和三楼，数以百计的难民睡在那里。所以外国人看了以后，说城隍老爷的殿堂今天真正成了庇护自己子民的一个保护区了。那么，南市难民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好在《申报》等报纸留下了很多的记录，我们看了当年报道过的最多的人数记载，说南市难民区有20万难民。但根据研究，里面应该有30万难民，因为是有进有出的，有的难民很早的时候就走了，有的难民后来才进来。那么大家要问20万难民，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怎么管理？前面提到，除了每个区来自我管理以外，还建立了9个发放粮食的地方，像城隍庙的大殿门口有一个广场就是发粮食的，每个难民按人头发粮票，领了粮票以后去取粮食。粮食有两种，一种是自己领米去烧，另外还有馒头、大饼。除了这些，法租界的中外慈善人士也会来发放粮食。

四处奔走，维护南市难民区的运营 

　　20万难民每天要花费多少钱？饶家驹的本事就是筹钱。他首先是找中国政府、中国的慈善家，然后也去找日本人。我这里也要说明一下，日本人也捐钱，包括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因为他缠不过饶家驹。饶家驹说现在你们占领了上海，也要对南市难民区负责，你应该捐点钱。松井拿了2万块日元出来，现在日元贬值，但是在当年日本的一个下级军官月薪50块日元，所以2万日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这样还不够，他跑到美国去募捐，找到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上海建了一个难民区，缺少钱，缺少粮食，罗斯福很了不起，签了一张70万美元的支票，现在看也是很大的数字，当年就是巨款。他后来还去找了宋美龄等等。当时美国有一批小麦要过期了，他们就问饶家驹要不要，他一听是粮食便说好。美国的红十字会说我们来出钱，把他们运到上海来，南市难民就用这批小麦做大饼和油条。

　　老一辈的人知道，当时日本控制上海口岸，不能够把大量的米运进来，饶家驹有了钱还要想办法去买米，再运到难民区去，他想了好多办法。此外，饶家驹还在难民区里面建立了人民医院、产妇医院、儿童医院，因为人难免会生病，年轻人结婚后还要生孩子，所以这些医院都要完备。当时一些国内和国外的义工来帮忙，居然还给孩子们免费分发鱼肝油。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吃鱼肝油都是很奢侈的，对不对？战争时候他们还能想到这些东西，实在令人感佩。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难民区的运行。总体上还是不错的，20万难民不能断水，所以饶家驹的团队就要保证供应，还要跟日军交涉，不能让他们来骚扰。每天分发两次干粮，第一次是上午9点，第二次是下午2点，其实在近代的时候，好多家庭都是吃两顿。到了冬天的时候要去购买大量的棉布、棉花自己做棉衣，哪里有这么多钱买成衣？好在一般的女性都会做，所以大家自己来做。而且饶家驹他们还研究提供的这些粮食难民们吃了以后会不会有问题，他们的热量、蛋白质、脂肪每天摄入量是多少？这个真是让我很惊讶，难民区不是疗养院，能够做到这些真的是很了不起。

　　饶家驹说他的口袋里永远要有糖。他看到那些小孩子啼哭，就拿两个糖，用上海话跟他说你别哭。我们找到了一些老人，他们讲了很多故事，其中有位老人叫王晓梅，当时她的家就在方浜路的边上，尽管是难民区，但到晚上还是会很害怕，因为方浜路的南面都是日军站岗，他们会进来抓女孩子。我问她日本人抓过女孩子没有？她说抓过隔壁一个大爷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十几岁就被日军抓走了，再也没回来。所以他们很害怕，父母就在家里面睡，她和她的姐姐晚上拿席子到难民收容所去睡觉，等到了早晨没事了再回家。她还会拿一把雨伞跑到法租界边上，把雨伞撑开倒过来接大饼油条、高庄馒头，因为她人小，大人们可以把扔过来的馒头接走，小孩接不住，于是就把那个雨伞倒过来，每天也都可以接到几个带回家给父母吃，还可以养家糊口了。这些往事都很生动。

　　饶家驹每天都会去难民区，他是坐黄包车去的，每天黄包车进去后转一圈，然后到办事处去办公，到了黄昏时候再回到法租界。后来他还去找美国驻华大使，说日军现在已经开始到难民区去抓捕难民了，包括妇女，所以我们要交涉，要保持中立，迫使日军不能够大规模进去。到了1939年以后，日军的封锁越来越严，物价飞涨，就要想办法疏散这么多的难民。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发挥了作用。上海周边有新四军的部队，地下党就动员难民中的男青年投奔新四军，当然也包括一些女青年。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有不少难民投奔了新四军。难民区里还建立了各种工厂，比如说男人到板刷作坊，女性到刺绣和花边工厂、毛巾厂去工作养活自己，减轻家庭负担。小孩子也可以编箩筐挣钱。

难民工厂

离开中国，南市难民区结束运行

　　1940年的6月16日，饶家驹得到法国天主教会的命令离开上海去巴黎。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也爆发了战争，那里也有难民了，他就告别了上海，告别了中国。当时他认为他还要回来，结果再也没有回上海。他走了以后难民区就没有了主心骨，所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不得不肯定。他走了以后，整个难民区没人来管。他16日走的，6月30日，南市难民区结束。就这样一个结果。

　　从1937年的9月到1940年的6月这32个月中，南市难民区救助了30万难民，使他们得以保全生命，避免了被屠杀或者是饿死的命运。上海的大屠杀比南京大屠杀规模要小，但是也有很多无辜百姓丧命，金山大屠杀死亡1000多人，宝山的罗泾大屠杀死亡2000多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南市难民区对这30万人的保护是多么的重要。而饶家驹的义举也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报纸、难民和政治家们把他称作是“中国难民之友”“人道的战士”“贫穷者之救星”“上海的救世主”。当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潘公展先后给他感谢信、奖状、勋章。法国方面通过驻华大使给了他最高荣誉勋章，表彰他在远东的善举。英国和美国的驻军都曾经写信向他表示感谢。英国驻华司令、陆军少将史沫莱特在信中说，你创造的难民救助的成功案例将被后人沿用。《申报》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难民是世界上最富于同情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在艰难困苦中最需要的是旁人的同情和安慰。饶氏这几年来的工作，可称仁至义尽，难胞岂能无动于衷？他们预备为饶氏铸立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所以星期六的上午，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需改饶家桥，以志去思。”

精神永存，不能忘却的“难民之父”

　　饶家驹在上海建立的安全区为中国其他地方的难民保护活动提供了范例，譬如说南京安全区。1937年11月，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前些年有记者写文章时把饶家驹称为“上海的拉贝”。我第二天打电话给他，说你低估了饶家驹，应该说饶家驹是拉贝的师父。为什么这么说？饶家驹建立的南市难民区，是给了拉贝启示。拉贝是谁？是在南京的一个德国纳粹支部书记，但是他很有爱心，他看上海建这样一个难民区非常好，于是就来找饶家驹，说请你为我们提供日本外交官或者日本将军的联络渠道，我们去找他们，所以后来南京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但是这个时候松井石根已经可以看出战争的胜负，他不再需要这样一块遮羞布了，因此拒绝设立安全区。大家看《金陵十三钗》就知道南京国际安全区是不安全的，日军和汉奸开着卡车到里面去抓劳工和女孩子，一卡车一卡车地抓。这种情况在上海没有。

　　1940年6月，饶家驹到了巴黎，把上海的经验运用到了那里，挽救了大批的难民。二战结束以后他又飞到了柏林，从事难民救济工作，后来因为劳累过度患白血病，于1946年9月13日在柏林去世。 

　　饶家驹在战争状态下保护平民的善举令所有人都很感动，大家感动之余考虑战争结束以后应该制订一个《国际法》。经过国际红十字会等的运作，1949年8月，63个国家签订了《日内瓦第四公约》，这个公约也叫做《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这个公约现在的签字国家有190多个，我们中国也是签字国，公约规定，在战争状态下，无论是哪一方都要保护平民。这个公约里面有两处写到了上海模式。这是被世界发扬光大的第一种上海模式，这是上海的光荣，更是中国的光荣。我们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保护难民和保护平民的模式，当然我们也要感恩饶家驹，没有他，也就没有这种模式，甚至也就没有《日内瓦第四公约》。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 

　　饶家驹的博爱主义、慈善行为、奉献精神和高尚人格，超越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他很热爱中国，曾说：“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在华的最后岁月，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就是这样一位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在中国却一直默默无闻。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为此，我们设想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能不能在原南市难民区为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建一尊塑像，然后把他的故事写下来；还有除了豫园之外的收容过难民的那十几幢房子，我们把它们保护下来。但是到目前为止，有的有点进展，有的没有成功。一个法国人在上海待了27年，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们应该纪念他，并把他的这种理念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