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人人喊打的李鸿章都做了哪些事？

　　1895年4月20日，天津大沽口，一艘轮船抵达。港口上军乐齐鸣，炮台鸣放礼炮，军人整齐列队欢迎。缓缓登岸的是垂垂老矣的李鸿章，码头上热热闹闹的排场，仿佛他凯旋一般，但实际上仅仅三天前，李鸿章刚刚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李鸿章抵达大沽后，深知国内舆论汹汹，帝党清流把他视为甲午战败祸首，纷纷上书弹劾。

 

苍白的辩解和世态炎凉

　　李鸿章派人星夜进京，将谈判经过奏报朝廷。作为宦海沉浮多年的老江湖，当然要给自己辩白一番，讲自己“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还特别讲，自己“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一个月前，李鸿章在日本遭到浪人枪击，左颊中弹，血流不止，“登时晕绝”。子弹嵌入颊骨，李鸿章年事已高不便手术，只能留着弹头，缝合创口了事。经此一役，李鸿章对日本痛彻心扉，“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附翼，后患将不可知”。于是，他期待“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甚幸。”

　　本子是递到北京了，但李鸿章并不愿出面，他在天津静养，也顺带观察风向。果然，李鸿章到天津的第三天，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发起公车上书，很短时间就聚集起十八省数千举人签名响应，这些举人都是大清的官员预备队，非同小可。光绪帝为甲午战败“天颜憔悴”，许多年轻大臣希望“毁约再战”，翁同龢、李鸿藻等清流老将上下活动，力求借助沙俄、德、法从中调停，让日本吐出辽东、中国台湾。李鸿章虽然在条约签字，但最终条约的批准还要经过光绪皇帝的拍板，于是，李鸿章派出他的洋顾问，美国人科士达来北京，向军机处施压，必须按时批准合约，因为此时“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

　　最终，1895年5月8日，清廷代表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批准书。

　　李鸿章在天津蛰伏了三个多月，直到7月29日才抵达北京，但没有人会放过他。光绪随口问候了一下伤情后，马上开始责难：“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中国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面对皇帝的凌厉质问，李鸿章也只好唯唯诺诺，担下罪责。就连慈禧太后也对他失去信任，他这一次来到北京，就不能再回天津，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官位，成了虚职。慈禧把对他的信任转移到了荣禄、奕劻身上，而荣禄此时对李鸿章有什么评价呢？“小人”“误国”而已。李鸿章曾说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位极人臣，一生顺遂，此时不免感叹，“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李鸿章在北京，仅仅保留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没有实际权力。他在北京没有买房，于是借住在东安门外贤良寺。此地离紫禁城不远，又曾是雍正皇帝最亲近的“老十三”怡亲王的府邸，无论是环境还是建筑都很不错，是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地。曾几何时，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名臣进京都寄住于此，是封疆大吏来京述职的首选居住地。但此时，这些优势对李鸿章都不再有用。贤良寺离紫禁城虽近，但毕竟隔着高高的宫墙，朝廷内幕他探听不便。离中枢太近，朝中什么人下班路过都能看得到，看到就来气，回去就写折子骂他。连李鸿章一手提拔的门生故吏此时也纷纷远离，一时间，贤良寺门可罗雀。

　　于是，李鸿章自己很少外出，也很少待客，门户冷落，苦闷无聊。

 

“裱糊匠”理论为自己开脱

　　在这期间，李鸿章注意养生，每天六七点钟起床，吃早饭，阅公文，读书练字。此刻他常看的书是《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可知兴替，后者可逍遥精神，书法临帖，主要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午饭也好好吃，山珍海味自不必说，还要喝稠粥一碗，饮鸡汁一杯，过一会儿再饮一盅滋补药物“铁水”，内含人参黄芪等药材。随后，李鸿章开始散步，并让仆人为他充当人力计步器，走够了，仆人就大声禀报“够矣！”。

　　此时，李鸿章就要进屋坐在皮沙发上，喝药酒，享受按摩，闭目养神，随后午睡 1、2 小时。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少，饭后 “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李鸿章长期保持了这种规律生活，因此身体硬朗。

　　再会养生，也经不起有人存心想气他。翁同龢就盼着李鸿章回家养老，连李鸿章一手提拔的袁世凯，此时也改换门庭，为翁同龢做说客，这把李鸿章气得不轻。但是，李鸿章就是不退，时常诵读他恩师曾国藩的《挺经》，就坚持不退休。也正是在这一段失意期间，李鸿章发表了他著名的“裱糊匠”理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李鸿章对他前半生致力的练新军、办海军都失去了信心。这期间，李鸿章又经历了《中日辽南条约》、《中日商约》的谈判。前者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结果，中国得以保留辽东半岛，但有额外多了一笔三千万两“赎辽费”。后者双方对条款的意见始终谈不拢，李鸿章正一筹莫展，突然获得清廷任命，让他前往沙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把这桩任命视作东山再起的机会，非常欣喜。他说，“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

　　临行前，狂风大作，73岁的李鸿章却心情大好：“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

 

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东山再起

　　此时的沙俄，向远东扩张势力的趋势非常明显，因此，清廷上下都将沙俄视作遏制日本在东北扩张的一个盟友。西伯利亚铁路已经修到外贝加尔地区，而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沙俄勘探队已经擅自越境，进入中国东北进行路线勘测。

　　此时，沙俄主导对华交涉的，是精明强干的维特，正是他提出三国干涉还辽，让日本吐出甲午战争获得的辽东半岛。因此，清廷上下，都对沙俄抱有好感，此次派出重臣李鸿章，也是对这次交涉充满了期待。李鸿章从上海出发，乘坐法国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经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在埃及与沙俄特使会面，换乘沙俄轮船。随行的有随员李经方、李经述、于式枚、罗丰禄一批熟悉洋务的中国幕僚，还有沙皇俄国人柯乐德、德国人德璀琳、法国人穆意索、英国人赫德的弟弟赫政、美国人杜维德等外国顾问。临行前，李鸿章对前来送行的黄遵宪道出此行目的，无非“联络西洋，牵制东洋”八个字。

　　负责李鸿章此行的沙俄名臣维特，有“现代化之父”的美誉，是一个能力很强的贵族精英，是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沙皇俄国最知名的政治家，为沙俄资本主义的发展贡献良多。在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大臣会议主席任上，以及在外交领域，他展示了非凡的能力。此时的维特还不到五十岁，年富力强，他思考的首要问题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路线问题。

　　当时，沙俄已经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贝加尔湖以东，这条铁路的终点早已定好是太平洋舰队的锚地，远东港口海参崴，如何把这两点连接起来，是维特思考已久的难题。最优解无非就是两点之间的直线，如此一来则必须穿过中国领土。此时，沙俄朝野有两种思路。一种保守观点认为，西伯利亚大铁路毫无军事价值，只是一条给沙皇进献远东特产的经济型路线，最多只具有防御性意义，而维特希望这条铁路成为沙俄向远东输送兵力的大动脉，成为沙俄在东方军事扩张的新起点。但朝堂上还有人认为维特的观点太拐弯抹角，你不是想要远东吗？我从外蒙古恰克图直接画一条直线通到北京，什么都解决了。维特对这种冒进思想坚决抵制，这是要独占中国，势必激发整个西欧的反对，重蹈克里米亚战争覆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维特想到了李鸿章。维特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因此他为李鸿章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同时希望借此展现沙俄的军事实力，派出了沙俄军队的仪仗队，给败给日本的李鸿章一个下马威，但李鸿章只是觉得沙俄人“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 

无权的李鸿章，仍受到了列强追捧

　　为了此次谈判，维特细心研究了李鸿章的外交风格。有人告诫他，与中国人谈判，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着急，而要遵从中国的礼仪习惯，但如果拖太久，等到加冕典礼期开始之后，各种各样的欧式庆典接连不断，哪还有机会与李鸿章单独谈判呢？要知道，很多西欧国家早就看穿了维特借地修路的计谋，早就邀请李鸿章先到西欧访问，根本不必那么早就来到沙俄。于是维特安排李鸿章直接来圣彼得堡。

　　在财政部大楼，身为财政大臣的维特身穿礼服，迎接了李鸿章的到来。然后，二人深情问候，互相鞠躬。在会客厅，只有维特和李鸿章落座，其余中俄随行官员全部站立身后。维特问李鸿章要不要抽烟，李鸿章紧了紧嗓子，但维特听来那声音仿佛“牡马嘶鸣般”。两个中国仆人立刻会意，端着水烟袋和烟丝走上前来，点烟、拿烟袋、取烟丝，点火，放烟嘴一气呵成。维特感觉，李鸿章想用这些肢体语言表明一种态度，他是一个有权威的人。于是，维特也表现出一副泰然处之的平静样子。第一天的会晤毫不涉及实际问题，只是不停寒暄，顺便问候双方君主皇室的健康。于是，第二次会晤时，二人的交流果然就深入许多。

　　在谈判中，维特谈起自己首倡三国干涉还辽，“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由于我们助一臂之力，中国才得保持领土的完整”。在维特的表述中，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海参崴就是为了继续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此也势必要穿过外蒙古和东北地区。李鸿章当然没有这么好骗，提出了很多异议，如他不同意这条铁路由沙俄独资独占。维特看出，李鸿章认为他只是一个财政大臣，在清朝也就是翁同龢那种从一品户部尚书，怎么能和他这正一品的朝廷肱股相提并论？因此，李鸿章始终和他谈的都是一个“户部尚书”职权内的经济问题。于是，维特建议沙皇接见李鸿章。

　　第二天，李鸿章就见到了尼古拉二世，“面呈国书，宝星，并读颂词”，几天后又密会李鸿章。尼古拉二世当面对李鸿章承诺，这条铁路由沙俄承办，但“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既然国际惯例都是这样办的，中国人还有“节制”的权力，你还犹豫什么？尼古拉二世特别说明，“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

尼古拉二世。图源/网络

　　面对这些条件，李鸿章动心了。他认为，尼古拉二世是沙皇，说话一定算话。这份条约，一没割地，二没赔款，中国人还有“节制”之权，沙俄又承诺只针对日本英国。看上去百利无一害。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发电报，希望批准这份密约。随后，在密约具体条文中，维特和李鸿章谈得就非常顺利了。

 

乌龙签约仪式与沙俄的野心

　　维特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一个戏剧性情节：《中俄密约》第一款，本来规定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当时日本已经是英国的准同盟，维特不希望为了中国去招惹英国等西欧强国，于是向沙皇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到了签字那一天，当双方代表已经在桌旁就坐，且双方已经宣读了条约文本，确认了全部条款之后，维特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并没有删去。维特本以为是上面在下一盘大棋，故意安排的，结果一问主持签字的洛巴诺夫公爵，发现就是忘了改了。此时双方已经逐条宣读了条约文本，就差签字了。于是，洛巴诺夫公爵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拍了几下巴掌说：“我们现在进餐！”接着他就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

　　当大家去进餐时，洛巴诺夫公爵特地留下两位秘书，将条约文本作了必要的改正，这样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刚才那两份条约文本，而是有一款已作改动的文本了。可悲的是，李鸿章对此丝毫没有察觉，立即在“改动的文本”上签了字。据传，此次签约，李鸿章拿了维特巨额卢布的贿赂，数额有的说是两百万，有的说三百万。中俄密约签定后，双方秘而不宣，但被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捕捉到风声，这些记者自己编了一份卖国条约，说是密约正本，登报解密。于是李鸿章又被舆论骂了一通。李鸿章一再告诫维特，铁路修到海参崴就够了，不要再向南修了。实际上，沙俄根本不把李鸿章的劝告放在眼里，一路想把铁路修到大连湾。

　　维特此次与李鸿章谈判多次，双方逐步熟络起来。当时，沙皇加冕礼的游园会发生踩踏事件，造成两千余人伤亡。李鸿章问维特，这件惨案要告诉沙皇吗？维特说，当然要禀告。李鸿章摇着头说：“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鼠疫，死了好几万人，可我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一直都说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答复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说完这句话后，李鸿章顿了一顿，接着又问维特：“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帝我们那里死了人，让他苦恼呢？如果我是贵国皇帝的官员，当然也不会让他知道这一切，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呢？”

　　这段记述来自维特自己的回忆录，看上去李鸿章好像是一副油腻又冷血的形象。实际上沙皇一贯就不在乎这些老百姓的死活。1906年，维特向同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密报，有个军官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屠杀老百姓，希望沙皇制止。后来他再看到自己的报告时，发现沙皇在他揭露那些虐杀劣迹的文字上写了这么几个字：“干得好！是条好汉！” 

眼见为实，李鸿章成了“维新派”

　　在结束了沙俄之行后，李鸿章前往德国，在这里，他见到了俾斯麦，两人合影留念，二人互相吹捧，留下了李鸿章“东方俾斯麦”之类的记载，但俾斯麦此时已经被疏远了，没什么权力，这次会见纯属礼节性质。

　　在比利时、法国，都是元首接见，期间参观工厂、矿山等等。在英国，李鸿章见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在朴茨茅斯军港，李鸿章看到了当时世界第一的铁甲舰队，实力是北洋海军全盛时期的数十倍。李鸿章惊叹不已。随后，李鸿章乘船横渡大西洋，见到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访问费城、华盛顿，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加拿大，李鸿章探访了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最终在这里登船归国。

　　李鸿章此次出游，从3月28日从上海出发，至10月3日返回天津，历时 190天，遍访欧美。他陈述返国时的心情说：“忽从西海，重复东华，去日几何，辄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慨！”

　　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张口“各国强盛”，闭口“中国贪弱”。此时，李鸿章已经深深地认识到维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