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的“工资”是多少？为什么会越混越惨？

　　八旗子弟，整天游手好闲？他们很有钱么？确实，在编的八旗兵丁是不愁吃喝的，他们有“铁杆庄稼”，但大清朝前后二百六十多年，八旗兵丁的待遇可不是一成不变的。先说八旗入关后铁杆庄稼是怎么规定的？

　　众所周知，清代旗人是吃皇粮的，俗称“铁杆庄稼”，旱涝保收，形成了一整套特权体系。清政府把旗人视作国家根本，所以在经济上予以优待，从入关时起，即永远免征八旗人丁的差役、粮草等税收，旗人只需承担兵役。有一整套土地和财政制度保障，甚至八旗有自己独立于政府机构的经济体系。但是，纵观清朝二百多年，八旗子弟的生存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为什么？ 

八旗的经济基础和一般待遇

　　顺治初年，北京内城，即今天北京东城、西城区的汉民全部迁出，腾地方给八旗子弟居住。在北京周边，东起山海关、西抵太行山、南到河间府、北到长城沿线，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圈地，获得十六万余顷的土地，成为“旗地”。这部分旗地一部分划拨为皇庄，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又称“内务府官庄”，有一万三千余顷。八旗的宗室、王公有自己的王庄，总共有一万三千余顷。还有十余万顷则“计丁授田”，以人头分给旗人，每个壮丁可分三十六亩。同时，逼迫土地上的汉民投身旗人名下为奴，这些汉民往往还是有房有地的富裕人家，一下子成了世代为奴。

　　刚刚入关时，八旗主体是满人，还有汉军和蒙古八旗，总人口只有二三十万人。十余万顷的土地供养这些人口是绰绰有余的。当时，八旗兵已经每月发一次月饷了，每个季度还发“季米”，京营八旗的待遇比地方驻防的待遇更好。

　　康熙年间规定，北京旗营士兵，如前锋、护军这样的基层军官，每月饷银四两，骑兵是月饷三两，每年还有米四十六斛。步兵是月饷二两，每年还有米二十二斛。另外，养马还有一笔马银，如果出兵打仗，属于出差，还有一笔行粮。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老师统计，八旗的大头兵的粮饷已经超过清代正八品官员的俸禄。

　　八旗官员，待遇就更加优厚。当官的有“俸银和禄米”。

　　旗员正从一品，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九十石

　　正从二品，岁给俸银一百五十五两，俸米七十七石五升

　　正从三品，岁给俸银一百三十两，俸米六十五石

　　正从四品，岁给俸银一百五两，俸米五十二石五升

　　正从五品，岁绐俸银八十两，俸米四十石

　　正从六品，岁给俸银六十两，俸米三十石。

　　总体上，八旗官员中品级最高的，在京是都统，在外是将军，岁俸银为一百八十两，米九十石；佐领是中层干部、正四品，岁俸银一百两出头，禄米五十二石五升；最低的是骁骑校，岁俸银六十两，米三十石。 

这点银子确实不够开销

　　一年六十两银子，平均每个月只有五两银子，少了点儿。花天酒地肯定是不够的，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主角苏灿的父亲是广州将军，每年俸银为一百八十两，米九十石。养活一大家子人，还有管家、仆人、老妈子，这点银子不可能维持阔绰的生活。汉军旗人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中，刘姥姥看到大观园的一桌螃蟹宴，暗中计算了一下：“这样的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刘姥姥这样的小康农家，一家人一年还要花二十多两银子，王熙凤过一次生日就花掉一百六十两银子。广州将军一年一百八十两银子的俸银，勉强够给一个大小姐过一次生日的。

　　八旗官员的银子确实是有点少了。所以，雍正朝起，建立养廉银制度，对地方官员自总督、巡抚以下，知县、巡检以上发给“养廉银”，数量从三万两到几百两。对京城官员，改为双份俸银禄米，对八旗官员则增给“亲丁钱粮”和“养廉银”。这是一笔超过铁杆庄稼数十、乃至上百倍的合法收入。

　　当官的照顾了，当兵的怎么办呢？清朝入关初期，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以不同的等级分配给所有八旗官兵，地位最低的披甲人也能分到房屋二间、耕地三十亩、月饷银二两、每年有禄米十余石，以及出征时一定数量的银米津贴。说起来，这日子过的是十分“中产”了。但是，这套优厚待遇因为战争结束，圈地的停止，很快无法支撑了，多年之后这些八旗兵的繁衍生息，以往分配到兵丁个人的土地和粮米慢慢地要养一家乃至好几家人，八旗内部贫富迅速分化，一些八旗子弟贫困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八旗子弟贫穷，财政压力巨大

　　八旗子弟人丁兴旺，是好事儿啊，多拨点银子呗！可是，清朝自从康熙皇帝说了“永不加赋之后”，始终是吃饭财政。与此同时，八旗制度又是清朝的国家支柱，八旗子弟是清廷内部的特殊阶层，不允许经商致富，只能靠朝廷的铁杆庄稼吃饭。如今一边是永不加赋的政策红线，一边是和平年代，之前的圈地、劫掠成了过去式，蛋糕只有这么大了。八旗子弟的人口增长，让铁杆庄稼支出逐渐加大，国家财政已无力负担，继续把八旗子弟的生活全部包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八旗人口逐步繁衍是每天发生的事实。

　　越来越多的八旗子弟堕入贫困。不过，他们的处境还是好于衣食堪忧的汉族农民。从收入来看，一个中等收入的旗人，每年饷银三四十两，禄米二十多石。清初米价在一两一石左右徘徊，江浙产米地物价更低。康熙末年，京城米价大约涨到了一两二钱。到了乾隆中期，米价到了每石一两五钱到二两。此时，中等收入的旗人大约年收入为八十多两。这个收入还是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

　　到了乾隆末年，八旗兵丁的生活日渐贫困，乃至出现了所谓“八旗生计”难题。相声名段《官场斗》中，身为八旗副都统的刘墉，多次在乾隆面前念叨：“八旗兵丁甚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并不完全是艺术夸张。

　　当时，北京有数十万旗人，政策规定，不允许他们自主就业，更不准经商，但当兵的人数是有限的，八旗子弟也内卷了。乾隆中叶，京营八旗中已经有六千余人沦落到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甚至有年老旗人无人赡养沿街乞讨，旗人寡妇自卖为奴的案件。

　　根据满洲旗人笔记《夜谈随录》所记：有个旗人本来是“马甲”，照理说每年有七八十两，是中等收入群体。结果穷困潦倒，经常误了上班。上级让他朋友通知他，再迟到早退，你这份铁杆庄稼我留给别人了。那朋友一进他家的房门，发现马粪遍地，房间墙上的破洞已经能大到能过一个人了。这旗人的老婆，在卧室不敢出门，恐怕是衣衫褴褛。已是深秋，这旗人只有一件白布单衣，脚下一双破洞的烂鞋，一看见老朋友上门泪如雨下。悲痛之际，听到卧室有响动，推门一看，竟然是他的老婆上吊，二人赶忙施救。 

为什么旗人陷入了财务危机？

　　有稳定的固定收入，普通的旗人即使不能很富裕，也不至于穷困潦倒吧？其实，正是由于他们有铁杆庄稼，才陷入了财务陷阱。旗人是当时中国收入最稳定的群体之一，每月有饷银，每季度有饷米，旱涝保收，所以，许多放贷者借钱给他们，让他们养成了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最后，许多旗人借了高利贷，利滚利还不起了。另外，八旗官员很腐败，旗人的饷银经常被克扣，或者迟发，这更进一步导致他们经常性的借贷。还有一点，实际上是更致命的，因为几代人不能真正工作，旗人的社会生存能力已经退化。

　　在老舍先生笔下，旗人老爷定大爷是这副做派，毫无任何金钱观念，潇洒得很：“他不知道他父亲比祖父更阔了一些，还是差了一些。他不知道他们给他留下多少财产。每月的收支，他只听管事的一句话。”

　　比脱离社会更可怕的还有赌博，旗人赌博成风，这更是一个无底洞。堂堂的嘉庆皇帝亲自写文章分析赌博的坏处，可谓苦口婆心。

　　八旗子弟负债累累，屡屡做出激进之举，有人跑去衙门闹事，有人甚至跑去拦御驾。咸丰四年，有旗人因为吉年收入反而下降，陷入债务危机，写了一篇呈文，跑去惇郡王府投递，还痛骂管理户部的军机大臣祁寯藻是头号大奸贼，最终这个闹事的倒被咸丰帝以叛逆罪处死。四年后又出了更离谱的事情，咸丰八年，皇帝出宫途中，有旗人拦下御驾，痛斥物价太高，旗人生计艰难。　　 

嘉庆皇帝的福利与改革

　　为了提升八旗子弟的收入，嘉庆皇帝多次尝试改革。首先，旗兵编制长期不变，导致补不上缺的旗人堕入贫困。嘉庆皇帝下令扩大养育兵的数量，扩张编制，扩大“就业”。所谓养育兵是八旗兵的后备力量，领正式旗兵五成的银子。嘉庆皇帝意在让更多的八旗子弟参加军事训练，增加八旗子弟的军饷收入，真打仗，八旗正兵都靠不住，自然不能让这些养育兵上，这项政策可以视为一项纯粹的福利政策。

　　不久，各部为增养育兵的好政策上了折谢恩，嘉庆皇帝借此机会给八旗官兵进行一次思想教育。上谕中说：“添设养育兵额，实因旗人生齿日繁，生计拮据”，纯粹为了改善你们生活。同时，希望各都统、副都统好好履行“教养兵丁之责”，“各习弓马，勤慎当差，节俭生计”，虽然说的是练习弓马骑射，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参加训练，有点纪律约束，因为嘉庆皇帝知道他们的所谓军事训练，多是花拳绣腿。只要旗人们改邪归正，好好吃福利，过日子就好了。只要别“赌博听戏”以至“钱粮入手，立即荡然”就烧高香了。

　　虽然，这种小修小补不能改变什么，总是缓解了一下旗人生活困难的问题。但真正的改革，如让几辈子不劳动的旗人实边垦荒，自主就业，发展生产，是不可能的。

　　到了同治年间，江南被太平天国朝所占，朝廷财政几乎崩溃。清政府被迫放松了对旗人的约束，允许他们自谋生计。许多底层旗人做起了生意，干起了手工业。庚子之变后，朝廷跑到西安去了，北京城又被八国联军蹂躏，留守北京的旗人大部分陷入贫困。毕竟是八旗子弟，还要尽量照顾，所以，清末新政时期，无论是练新军，还是北京招募警察，都是鼓励旗人报名，优先录取。但吃惯了铁杆庄稼的旗人竟有装疯卖傻逃避征招的。

当铁杆庄稼走进历史

　　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有什么永恒，所谓“铁杆庄稼”一样。因为大清的有灭亡的那一刻的，当铁杆庄稼彻底没了，如老舍《茶馆》里旗人松二爷那句话：“现在想起来，大清国不见得好，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1933年，牛鼐鄂发表论文《北平一千二百户贫户之研究》，估计当年的旗人，此时的满族居民，已经占到北平市贫民人口的一半。论文中专门举了一个真实案例，一个旗人叫富华亭，原本是富贵人家，肆意挥霍，最终变成贫户。51岁的富华亭自豪地列举自家祖上的光辉：祖父当过陕西延安府同知，在任八年，积蓄数十万财富，不幸夫妻相继病故，这笔钱被小妾全部卷走。他爹去陕西讨要，最终只能把二老尸骨运回。但他父亲之后当了官，很快家境富裕起来了。父亲爱交友，每天食客满门，京城内外知名饭店常看到他父亲办宴会。富华亭冷冷地说，当时那些亲友，此时没一个来照顾我的。当时，他父亲一年饭店酒馆的花费就有数百银元，最终没留下一文钱积蓄，只有三所房产而已。

　　富华亭这一代几个孩子全是放荡公子哥，整天和地痞流氓鬼混，天天想怎么从父亲手里搞点钱。他们一家人抽大烟，如今已经穷困潦倒，吗啡“白面”一点不能离。民国时期，没了铁杆庄稼，也想自谋生路，一度想开私塾赚钱过小日子。但此前奢侈惯了，欠下大量债务，利滚利的，最终闹得一家人七零八落。

　　富华亭的弟弟和老婆抽鸦片，得钱之后，日夜不停地吸，吸完了沿街乞讨，亲戚朋友骂他，他说自己是 “喜为乞丐”。最后，老婆抽大烟抽死了，四个儿子夭折，房产卖了刚够抵债，最终当兵去了，落得两腿残疾。妹妹荣珍好打扮，当年置办的衣裳首饰，进入民国开始典卖。最后卧病在床，成为贫困人口。

　　可见，任何一个群体，如果放弃工作，放弃自我价值，最多二百年，注定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