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富没落之路：再有钱也经不起国家盘剥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有《纵横一千年》专辑亚洲版，他们在上世纪时期，选出了六个中国首富，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以及宋子文。这其中，笔者格外注意伍秉鉴这个人，因为，他是其中最纯粹的商人身份。

并且，在美国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数遗产的“千万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当年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时候，遗产估计有2000到3000万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国首富，靠的就是和当时大清朝伍秉鉴做买卖。

根据历史记载可知，伍秉鉴的父亲是被允许和外国人交易瓷器和蚕丝的少部分中国商人中的一个。伍家只接受现金付款——白银，同样，对于外国的商品他们并不是来者不拒。1789年，伍秉鉴正式继承了他父亲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时他还是受到了公众认可的慈善家。

然而，这个首富名单并不太严谨。

首先，茶作为伍家主要的出口货物没有被提及，其次，白银也并不是伍家用来结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后，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实上，后来通过专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实证：关于宋子文财富的传说，只不过是日本人在战争时期制造的谣言而已。

那么，真正的伍秉鉴是怎样的呢？

《广州番鬼录》是美国商人亨特对自己19世纪初期在澳门以及广州日常生活的回忆，他由于经商与十三行来往颇多，所以，在这本书中，就对伍秉鉴的事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这本书的畅销也使得伍秉鉴在国际上声名远扬——但同为中国人，当代的我们对他却并不大了解。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行商，与许多同行一样，他祖上是福建的茶农，而他最终却成为了世界首富。可以说，他凭借的不仅仅是地利——身处“一口通商”的广州并被特许经营，能从以茶叶为主要货物的十三行中脱颖而出，获得显赫的地位，这更是取决于他茶叶的质量与商业智慧。

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是这样交代自己曾经和伍秉鉴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鉴在交谈中说出了自己在稻田、房产、店铺、钱庄和在美国、英国船上的货物等各式投资，而在1834年时，他计算了一下，这些资产一共约值2600万元。但是，人们对这个“元”字向来有三种解读：白银、美元、墨西哥鹰洋。

而明清史经济学家黄启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这个“2600万元”相当于如今的50多亿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们，总是更多地去赞扬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账商人作为凭证的期票被撕毁并被放回美国和家人团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货生意，结果血本无归等等。

对于这些，他在谴责之余，一个人承担了全部损失。

这里，我们再说说十三行。

自乾隆时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来，这百年间，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但即便是这样，十三行的生意并不好做。

十三行资产最为雄厚并负责带领众商行进行交易的总商潘启，就曾被媒体称为“十八世纪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为无法忍受经商环境持续且长期的恶劣状况，和朝廷的苛捐杂税肆意勒索，在1808年时，使其子潘有度动用10万银两向粤海关监督行贿，以辞去了总商职务。

十三行的商人虽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联系着家国命运。他们不仅要对外国商人在中国遵守中国法律进行担保，还要在产生中外冲突的时候承担外交事宜。当对外贸易出现纠纷和争端时，乾隆便会采用连坐等手段来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经营失利，那么，其他商人必须代偿他的债务。为了保全颜面，中国商人甚至被皇帝强迫追加数倍于原额的赔款。

而身处这样体制之下的伍秉鉴，在想什么呢？

根据《广州番鬼录》中的记载，他一直从实力与信誉上与国际上的大公司进行竞争。不仅如此，他还投资美国的多个行业，其中，就包括铁路、银行、保险等。有统计，在1858——1879年之间，伍家就获取了巨额的红利——这个数字超过了125万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入粤，紧接着实施了禁烟政策。林则徐利用伍秉鉴给美国的伯驾医生传递书信，询问他如何戒掉鸦片成瘾的问题。林则徐曾向道光帝提及与洋人对抗的诸多策略，当中，重点就提到过茶叶。

林则徐持有这一观点：即洋人极为喜爱食用牛羊肉，如果，没有从中国进口的大黄、茶叶用以辅食，将会引起消化不畅从而死亡。

但是，这一点作为朝廷命官的林则徐想必没有与茶叶商人伍秉鉴探讨过。和其他朝廷官员一样，林则徐并不亲自与外国商人进行沟通。他向伍氏的儿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传讯，让他们劝洋人上缴鸦片，并且，宣称：要将一些中国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则表示愿意“以家资报效”。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伍崇曜意图行贿林则徐，实则被许多人曲解了。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方可知：从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这60年中，行商向朝廷“报效”的次数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过是照本宣科罢了。

而林则徐则刚正不阿，斥责声震耳欲聋：“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最终，将伍崇曜扣押下来。

伍秉鉴此时年已七旬，他与潘启官的孙子潘正炜约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则徐并不领情且对伍秉鉴严加指责。并且，让二人戴上枷锁，被士兵押送着离开，赶往宝顺洋馆，逼迫鸦片商尽快上缴颠地鸦片。伍秉鉴“苦苦乞求，拉着脖子上的枷锁，捧着失了顶戴的帽子说，你不进城，我肯定在劫难逃，身首分离”。后来据说，当晚，颠地居住之处的灯再也没有点亮。

也许，林则徐这样对待伍秉鉴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议，但其实，清廷素来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伍家：

1831年5月，粤督巡抚和海关监督一起来到夷馆巡视，他们发现馆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筑，并籍此逮捕了伍秉鉴的儿子、在十三行担任总商的伍元华，将其关押入狱。就此事，广东巡抚朱桂桢表示：“在商馆搭建栏杆等行为，是英国人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体现，而负担保责任的总商伍元华，则要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

关于这件事，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中还原了当时的情形：“巡抚及海关监督大人… …对商馆进行了破坏… …大不列颠国王画像的遮盖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胁迫总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现场的人双膝跪地长达一小时以上。”伍元华被释放后，从此缠绵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则进入十三行，替任其总商一职。

回到这次事件，此次禁烟和敲诈并无关系，林则徐也并未下令杀伍秉鉴。

19世纪30年代的最后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门销烟。而在这年7月份，林则徐还去伯驾的医院里治疗疝气，值得一提的是，伯驾成功开设这所医院是受到了伍秉鉴的帮助。

余光中在《鸦片战争与疝气》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段历史：“那年七月，洋行买办侯瓜带来林则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药给他医疝。”余光中翻译的应该是英文原文，“侯瓜”显而易见就是伍秉鉴做生意时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译Howqua。

不过，要了解治疗详细的过程，还是美国作家约翰·海沃德著有的《初闯中国》一书中描写的最为准确并耐人寻味：

“林则徐的几个下属专程到医院请伯驾上门治疗，治疗者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疝气病人。伯驾医生为治疗之用，给这位病人制作了一根疝带，巧妙的是，林则徐的腹股部长短和这根疝带恰好吻合。”

但是，安稳的日子如同白驹过隙，转瞬即逝。

1842年6月，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厦门等沿海城市，并在所到之处封锁海口。1842年7月英军攻占浙江定海。8月，英舰驰达天津的大沽口。8月20日，道光皇帝回复英国，令琦善负责协商停战事宜，承诺签订条约并革职发配林则徐，才求得英舰撤退至广州。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林则徐已经预料到了英军的入侵，这在《林则徐集·奏稿》中就曾说道：“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虽然，当时的大部分人都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但是，清醒过来的人也已经用他们的智慧做出了预测。亨特的《旧中国杂记》一书中也记载道：“英国人发动这次战争前，就发誓这次一定要见到中国皇帝 。”伍秉鉴预测道：“天子定会去往山西。”

亨特在书中写道：“这是伍秉鉴一生中，惟一一次讲笑话。”而五十八年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果然携同光绪帝，奔逃西安，逃亡过程历时一年四个月，在这期间，晋商的款待令慈禧十分满意，并美其名曰“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迅速被攻陷，英国领事Parkes直接动用武力，捉拿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专门派伍崇曜去与英军议和。伍崇曜往来奔走，为推动议和进程而努力，甚至，受过Parkes的一记耳光… …

而在这从未有过的时代巨变中，什么不会发生呢？

不久之后，Parkes从“每天有超过1000只蛆新生”的刑部大牢里幸存下来；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加尔各答的牢房里绝食而死；晋商遭受重创，分崩离析，后人多吸食鸦片，家徒四壁；通商后十三行没落乃至消失、东印度公司倒闭；

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远在新疆的林则徐，他在新疆实地进行考察与信息收集，警示当局真正的忧患在俄国… …

直到今天，依旧有不少人羡慕眼红伍秉鉴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在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的记载中，伍秉鉴一直因与鸦片有着种种纠葛，而被很多提及此事后口诛笔伐，其中，有的人含蓄隐晦，有的人一针见血，但是，这些记载并没有拿出直接证据… …

我们最终还是要直接面临这个难解的谜团：伍秉鉴究竟有没有交易过鸦片？

1821年，刚刚登基的道光皇帝宣判十三行的总商伍秉鉴具有“知情不报”的罪名，因此，摘取了他帽上的三品顶戴。

《清实录》记载：

“又谕。阮元奏，请将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摘去顶带一摺。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察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著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儆。”

大多数人认定伍秉鉴的鸦片定有纠葛的文字记录都是源于这段话。所以，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鸦片在国内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下被大量销售的。

1958年，定陵地宫被发掘，地宫内发现万历骨殖，经过研究者的化学化验，在骨殖内检测出较多的鸦片的重要组成成分——吗啡，这一发现证实了他是一位长期服用鸦片的瘾君子。

根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书中所述，在道光年间，鸦片一度流毒民间，吸食者众。再稍一留心《蓉城闲话》中的记录，便不难发现，就连道光皇帝也吸鸦片烟成瘾，其上瘾之深从道光皇帝曾写过的一篇文章中可见一斑。

这篇文章名为《赐香雪梨恭记》，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吸烟的过程和感悟。文中说道：“新韶多暇，独坐小斋，复值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惟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

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述：“文宗初立，亦常吸，呼为益寿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粤寇事急，宵旰焦劳，恒以此自遣。咸丰庚申，英法联军入京，文宗狩热河，有汲汲顾景之势，更沉溺于是，故孝钦后亦沾染焉。”文宗即为咸丰，孝钦后就是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

根据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记载，一直到去世那天，慈禧都饱受戒烟的折磨。而在清朝地方大员中，张之洞、刘坤一都吸食鸦片，其中，刘坤一烟瘾极大，每天吸食鸦片二至三两，仅仅在午时、未时、申时这三个时辰才能勉力从床上坐起处理事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李国荣和覃波著有《帝国商行》一书，书中也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从他们查阅的清代档案来看，并未找到十三行行商贩卖鸦片的记录。

在英方档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上有过明确记载：没有哪怕是一位广州行商被证实和鸦片扯上关系，无论用什么样的利益诱惑他们，他们都不愿意和烟土挂钩。至于英国商人贩卖鸦片的途径，则是有另外的办法。他们想办法找到祖上做过官的澳门商人与其他零售散户，通过他们销售货物。

在这本书上的另一处记载也可以充当补充证据：“1815年春季，澳门的几个烟土贩卖者遭到了逮捕。”

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也写道：“在烟土生意最为盛行的时期，从事这桩生意的人的道德底线时常受到考量，中国人抽鸦片造成的危害，也时时鞭策着他们的良心。所以，十三行没有一个商人甘愿昧着良心去干这种勾当，就连几家外国商行也因为原则拒绝从事这样的生意。”与此同时，亨特所在的是美国开设的旗昌行，他们并未禁止贩卖鸦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他的言论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

而行商对鸦片贸易坚决说“不”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自身的既得利益与窘迫处境。

他们在近百年来享受着从事正常贸易的特权，并因此获得了荫庇几代人的巨大利益，但是，也长期忍受着来自官方的勒索与五花八门的摊派，根本不敢沾染上鸦片，以至于在官家那里落下把柄。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叙述，1817年，美国商船走私鸦片，被官府查获，负有担保责任的伍秉鉴被罚款16万两白银，其他行商被罚五千两。相较而言，贩卖鸦片的获利翻五十倍才能抵得上罚金。

所以，从罚款的事实来看，覃波研究员认为：“以伍秉鉴的智谋，根本不会参与鸦片贸易。”

而据历史文献记载，真正涉足鸦片贸易的分别是沿海各省市的走私商人、海关官员的家庭成员以及个别水师巡船。他们将快蟹船作为主要运输工具，又因为后来外国走私商人的加入，从此，运输工具便鸟枪换大炮，升格成了飞剪船，这种船上还配有枪炮。

虽说，是走私活动，但是，除了违反法律在名义上不可告人以外，其他的行为都丝毫不避人耳目，躲躲藏藏，绝不是像官员用来打发皇帝所说的那样——是洋人自己“夹带、走私”烟土。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从张鸣在《开国之惑》一书中形象生动的描述中看出来：

“在伶仃洋、黄埔洋面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幅动态的画面，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在前面走，水师的船在后面追，无论怎么跑，怎么追，但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水师的船被拉远了，飞剪船还会等一等。就这样，前面跑，后面追，追到外海，后面的水师船放上几炮，鸦片船回几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礼，然后回头。这场戏是给岸上的满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们的船慢，追不上，不赖我们。”

在这种无异于虎口拔牙的快乐游戏当中，时常有一把刀在暗处，随时准备着插入你的脖颈，而这样的游戏，对于伍秉鉴的这样的身份来说，他不敢参与也没资格参与。

在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一艘“快蟹”船与一艘具有强大武器装备保护的英国烟土走私船相遇，这艘“快蟹”船隶属于清朝的广东水师，和英国船在珠江口的虎门不期而遇，后来，近距离交火，双方的炮声震耳欲聋。

从当时在另一艘船上现场拍下的照片来看，“快蟹”船为大型船只，装配了整整三层密集的长桨，桨和帆同时发力，正一路躲避着敌船的炮火，一往无前… …

伍秉鉴写给各个国家商人的部分信件，现在为哈佛大学所持有，从这些信件中我们便能还原出当时的真实情景：

伍秉鉴曾在印度雇佣了一个名叫詹姆斯的人，在孟买作为其代理商为他定期进行服务，专门经营在印度的贸易业务，交易的结算货币，则都使用孟加拉汇票。在这些来信中，伍秉鉴还曾经针对他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农副产品——原棉的供应问题，隐晦地提到商业贸易中的投机交易。

甚至，从给詹姆斯的这些信件中，还表明了我们始终关注的一件事，就是他极为可能接触过烟土产业。

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在这里的孟加拉汇票，清朝统治时期，政府与商人只接受银子，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极小部分商人开始使用“汇票”。而在十三行中，使用汇票的人就更加罕见了——只有潘家与伍家。他们也因此逃过了朝廷的敲诈，成为了少有的幸存者。

那么，能够“玩转”汇票的伍秉鉴和鸦片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真实关系呢？

《初闯中国》中将这神秘的面纱揭开了一些：1817年，珀金斯对常驻土耳其的弗雷德·潘恩去了一封信，“我们的朋友伍秉鉴”与库欣“用强有力的措辞建议，我们大量购进鸦片”。

雅克·当斯在他的《黄金圈住地》一书中明确地说：帕金斯洋行1819-1827年的账本中有一个账本名为“帕金斯洋行与浩官的鸦片账目”，他说：“这显示出伍秉鉴投资动向，1821年前，他一直以联合投资的方式通过铂金斯洋行进行烟土交易。”

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发现，顾盛作为伍氏的合伙人，历经辗转，几经波折，才联系上波士顿联盟，动用了两人手上所有的资金，投资烟土买卖。不仅如此，从土耳其运入国内的烟土数量也由他把控。”“1821年以后，伍秉鉴接触烟土生意的迹象就再也没有了。”

这一年是道光登基的第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迎来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最严格的烟土管控时代。伍秉鉴混迹商界多年，精通各种金融工具，熟知政治与经济时局，他极有可能在这时明智地选择了向烟土走私这门生意停止注入资金。

直到今天，无论是哪一本中文资料，都未从中发现过伍秉鉴曾经参与烟土走私的蛛丝马迹。“假如，他的美国伙计们将他们代替伍秉鉴经营业务的机密外泄，麻烦可就找上他的门了。这偷天换日的勾当是如此隐秘，直到近些年来才遭到怀疑。”雅克·当斯这样说道。

雅克·当斯的《黄金圈住地》英文版在1997年出版。换句话说，一直到1990年左右，记载有伍秉鉴海外资金投资去向的“帕金斯档案”才被发现，关于伍秉鉴用其投资鸦片走私的不传之秘也才被研究者揭开。

1843年的9月，伍秉鉴驾鹤西去，享年七十四岁。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

此时，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在鸦片战争时期从历史的舞台上谢幕之后，历史中那些关于鸦片的事实，如同隔着镜子上弥漫的雾的佳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再没人能看透。而以为黑暗的时代终于过去，即将迎来破晓的人民，被驱赶着进入了另一个暗不见天日的深渊。

清廷统治下的旧中国逐渐有许多省份兴起种植鸦片，这种“以土抵洋”的自然经济政策，对外国鸦片的输入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屏障作用。林则徐在陕西当巡抚时，就曾给江西抚州知府文海去信，信中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对于土烟，林则徐又说：“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

如果，有人对林则徐此言大为诧异，那么，他应该对清廷此时日落西山，奄奄一息的财政状况不甚了解。

1877年，面对国民日益颓唐的精神状况，郭嵩焘接连两次上奏，请求朝廷禁止鸦片流通，但是，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给刘仲良的信件中说：“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

晚清著名的大吏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也主张放松对鸦片的管控，允许其流通。“弛禁”显然不是为了放纵鸦片流害民众，而是为了争取改革的时间。

但是，三十年后，作为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早期维新派成员，郑观应、王韬等人仍主张以鸦片换取税收的政策，这也说明洋务运动以来，清朝的财政大局早已是大势已去，采用鸦片换取财政资金的方法，也不过是无计可施后的应急之策。

最终，这样的政策只能换回清廷财政短时间内的回光返照罢了。

1836年，阿萨姆地区种植出第一批优质红茶，打开了市场销量，大受欢迎。从此，中国茶叶的市场号召力逐渐下降，难以换来大量白银，虽然，鸦片的自产自销防止了白银外流，但是，曾经输入的白银已经流失殆尽，老百姓依靠铜板进行市场流通，维持生计。

但是，白银作为税收货币，每年强制进行征收。银贵钱贱，百姓在夹缝中难以生存，继而，被逼上绝路，暴乱四起，群臣束手无策。各省财政也只是扬汤止沸，剜肉医疮，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自此，“鸦片税”的从从权之计变得再难以摆脱。

1906年，禁烟令颁布，清政府计划用10年的时间循序渐进地清除烟毒流害。1909年，上海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这时清政府还未倒闭，“万国禁烟”会也成功被举办。两年后，也就是1911年，被拖欠军饷长达半年的湖北新军揭竿起义，史称“辛亥革命”。

清王朝就此终结，“禁烟令”也无疾而终，清朝和鸦片的故事戛然而止。

一直到民初之时，民国政府又发动了一次禁烟运动。

这是民初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前后经历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到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 …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禁毒运动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