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党先祖 郭沫若——在马屁中升华

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原来是清朝和珅的一处花园，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宽敞、厚重，有着王爷宅邸的气派。民国时期，清朝的王爷后代把它转给了中医世家达仁堂。这达仁堂与北京同仁堂同出一脉，最早可以推到乐显扬这一辈儿上。当时他还是个铃医，就是摇铃铛走街串巷的无证游医。早年间当然也没有什么许可证，靠的就是真本事传名声。

铃医治病有三个特点，叫贱验便。什么是贱？您要人参虫草他那儿没有，都是田间地埂的草药树根，用的药贱；二曰验，灵验，吃下病就好，一针疼就消；第三个便，就是方便，不用挂号预约，上门服务。乐显扬在京城闯出名堂了，张罗成立一家药号，起个什么名字呢？古时候说大同社会，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好，就用这个“同”，再来一个字儿，济世养生，用一个仁义的“仁”吧。于是同仁堂就这么起来了。后辈儿子孙分家，又成一家达仁堂。达仁堂主要在天津做业务，这仁义没有丢，这中药炮制的绝活儿也没有丢。

有中药炮制绝活的同仁堂旧宅 住进一个有另类炮制绝活的新主

中共建政后，房子收过来做了蒙古驻华大使馆，后来也做过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院，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大跃进过去后，搬进新主人，他跟这宅子的老主人一样，非常善于——炮制，不过他炮制的不是济世救人的膏药，他炮制的是让领袖舒舒服服的锦绣文章。不过老主人的那份能传世的济世之术，他可就一点儿都没有了。

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知识分子。他才华横溢，他臭名远扬。如果说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已经很难找到传世的楷模来引导自己灵魂的方向，那么这一位，倒是可以提供一面镜子，让精英们知道人可以无耻无极限到哪一步，来做出自己的抉择。你要真能无耻到这一份上，你继续努力，也许可以在这个党国暂时混得一份好差事；如果你做不到这么无耻，还是不要耽误自己了，安身立命就好。这是谁呀？

对了，这介绍啊，有两个版本。官方版本，基本上没有升级版，七十年代，到现在都一样：郭沫若同志，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嘿，一小段惯口。拜师说相声，师父说，你把郭沫若的名头说一遍利索的，就可以出师了。说郭沫若是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官方版本不用翻墙随时查阅，所以我们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民间的版本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不断的有升级版。随着他的灵魂的不断下走，版本也在不断的更新。咱们就按照民间版本来说说吧。

郭沫若其人

1892年11月16日，历史上的今天，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家里说了一个娃娃亲，20岁完婚。掀开盖头一看，嫌弃长得不好，五天后离家游学日本，留下第一任妻子守活寡68年。在日本，郭沫若追求女护士佐藤富子，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安娜，安娜为他与父母断绝关系，还为他生下五个子女，郭沫若回国后抛弃安娜。1949年后，安娜对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是中国人，你们要回中国工作生活，带五个孩子回中国。毛泽东给她政协委员身份和副部级待遇，一直生活在大连，郭沫若却至死避之不见。郭沫若在回国之后，与情人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结婚。姐姐因为郭沫若始乱终弃，受刺激自杀。

在政治上他也是首鼠两端。国共合作，蒋介石重用郭沫若，给他中将津贴。郭沫若却十分急切地要求加入共产党，回过头痛骂蒋介石是军阀中的军阀，流氓中的流氓。抗战爆发后，他又主动前往拜见蒋介石，要求蒋委员长饶恕，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赞颂蒋介石是民族的幸福，最高尚的精神力量。

郭沫若是跟贺龙同一批入的党。共产党武装暴动被打散后，他跑回日本，做了十年考古研究。因为日本人对中国古籍古文物搜集的最全。这一期间，他成了甲骨文专家，还开创唯物史观。他这种为个人利益所用为党派需要所用的的历史观，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编纂历史的基本准则。

胡适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他第一次见郭沫若的时候，告诉郭沫若，他读过几遍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郭沫若一听说胡适读了几遍，竟得意忘形到亲吻胡适。后来，郭沫若名声大了，与胡适分道扬镳，最终成为批判胡适的头号打手。

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宣传口径，把郭沫若捧为鲁迅之后的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1949年后，郭沫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个文化界的领袖开始领导文化界歌功颂德了，斯大林七十大寿，郭沫若写诗，颂扬说：斯大林的寿命与宇宙的生命同春秋，说耶稣的死是真的，复活是假的；斯大林的死是假的，复活是真的。意思就是斯大林怎么也死不了，想复活就活过来了。就这肉麻的歌颂，我发现，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想吐，宋美龄给廖承志的公开回信当中，说犹太人都抛弃了同宗的马克思，中共却要奉为神明，还要训练全国人民去相信。这个时候提到了郭沫若，说他宣称斯大林是他爸爸，实在无耻之尤，足令人作呕三日。吐得比我厉害。

在中共建政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沫若的喇叭声总是最响的。歌颂毛泽东的诗篇更多。文革期间，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晚上郭沫若参加周恩来宴会，夫人于立群说你让总理救救世英。郭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终究没有开口，第二天，儿子坠楼死亡。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第三个儿子也在文革中自杀。郭沫若，到了深夜，将儿子的生前日记一行行的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可以想像那是字字带血呀。我不忍心对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说“报应呀”这样的话，可是我们真的很想知道，是什么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连拯救自己的儿子的勇气都没有了？

曾经的“知识份子”四个字

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代表的是正义、涵养、甘于清贫、不趋炎附势。过去说十儒九丐，就是说老年间的知识分子呀，很多都很穷。现在不同了，十儒九发财，不过这能被收买了去的，还能称作民族的脊梁么，还能拯救民族么?

有个大知识分子叫梁漱溟，是当面批评毛泽东的第一人。当然咯，他也有资格，他跟毛泽东在北大就有来往，那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梁漱溟就是北大教授。1953年他指责中共执政后，把革命起家靠的农民给忘了，并劝诫毛泽东要有让人讲话的“雅量”。

他第一个公开提出文革是人祸。批林批孔当中，他宁肯挨斗也不批孔夫子，他说：“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著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