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解放军比如今的塔利班更歹毒更凶残

 在中共地方政府的陕西省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一份1940年3月25日由王震签署发布的《陕甘宁边区绥德专署关于查禁烟毒的布告》。布告中说：“鸦片烟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拿它来毒害麻醉我们”，“过去腐败贪官仅藉禁烟来发财，因而准许鸦片烟的公开买卖”，“希望从事于鸦片营业的人和吸食鸦片的人要了解，你们做的是亡国灭种的坏事情，是绝对不应该的”。

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禁烟布告（总司令朱德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查烟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事实昭昭，毋待详述。”

根据公开史料记载，当年延安的鸦片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前，率领三五九旅驻守陕西绥德一带的王震的主要工作和“抗日”没有半点关系，就是率领军队直接经手“查烟”和“缉私”，而被查没的“走私土特产”中的一少部分是食盐等 ，百分之九十是民间烟商从农民手中收购的鸦片。而这些“战利品”，全部都被王震转卖到国统区兑换“现洋”或所谓“军需物品”。

所以，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对比过的那样：中共当年在边区的“禁烟”和大清林则徐的禁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那就是林则徐禁烟之目的是为了让整个中国的官员、百姓再不受烟毒之害，所以将查没的鸦片全部集中起来付之一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虎门销烟”。但当年延安的中共边区政权则不然，它在自己的割据地区里“禁烟”的首要目的，是以吸食大烟违反边区法令的名义把“违法”者的大烟收缴以后，再由“政府”集中起来贩卖到国统区和日占区，籍此令“根据地”实现了“丰衣足食”的背后，是令国统区和日伪占领区内的中国军民毁身败家，饱受烟毒之苦！

中共体制内的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岳谦厚教授以山西省档案馆所藏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及先前出版的某些资料汇编、个人回忆文本等历史文献为第一手资料所撰写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特货贸易》论文，公开揭示了当年中共“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特货（又称“鸦片”）种植与贸易问题”的“基本事实”。作者本人不但没有因此受到中共当局的非难 ，反而论文还可以公开出版，原因就是他在论文里是以称赞的态度，肯定了当年的中共割据政权对鸦片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植与贸易是特定生存环境下的无奈选择”，况且还是“在此过程中严格执行‘种禁’（即种植与禁止吸食）分离、统购统销、重惩走私的政策，既保障了整个财政金融体系得以运行，又使根据地境内百姓免遭烟毒之害。”

有网友说，读罢这一段没法不立刻联想起被当今中共政权赞之为“阿富汗人民自己的选择”的世界上最凶残的恐怖组织之一的塔利班。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和网站几天前也刚刚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栀最近在视频节目和社媒上对塔利班的评论，声称塔利班好比当年的“解放军”，被美国妖魔化，却是中国的好哥们。这位王义栀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这个主要头衔，还在自己的名片里印上了欧盟“让·莫奈讲席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春秋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及塔里木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和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等数十个“学衔”和官职。除以上印在名片上的职务和头衔，此人还会在公众场合随时强调自己是“国内外知名‘一带 一路’专家”，“‘一带一路‘最前沿的研究者和呐喊者”。

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自称是中央智囊甚至习近平总书记智囊的“专家学者 ”多如过江之鲫，真真假假，鱼目混“珠”者众。但用王义栀的一个博士生的话说：王教授从不用“智囊”两个字形容自己，但他真的是深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器重。他的专著《“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被习近平夸奖为国内首部从国际关系角度解读“一带一路”的著作，为如何推进“一带一路”提供了思路与方向。习近平亲自指示，将这本书列为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的第十一批学习书目；并指示国家翻译部门，将此书翻译成多种文字广送外国政要。

这位博士生说，他们这些身边的人都知道，习近平曾当面亲口对王义栀说过，沪宁向我推荐了你的好几本着作，象《再造中国：领导型国家的文明担当》、《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等，都已经是我的案头读物了。从那以后，习总书记好几次出访都点名要王义栀做为重要随员。而百度百科的相关词条里，也特别介绍了王义栀的“有关建议，获得最高领导人批示”。

如此说来，这位王义栀前几天刚刚说过的“塔利班好比当年的解放军”，“被美国妖魔化，却是中国的好哥们”，虽然可能不是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原话，但至少也是精准揣摸了上意，准确地表达了一个事实：如今的阿富汗塔利班完全是百分之百地仿效着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它之前的八路军。

我们本专栏最近一段时间的系列文章的论证核心内容，就是“大烟养活了共产党和八路军”。而据美国国务院曾经公布的证据：塔利班每年在非法毒品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在1亿至4亿美元之间。据美国监管机构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办公室称，非法毒品占塔利班年收入的60%。

著名政评人周晓辉在他的《塔利班与中共有共性，两者都靠鸦片发展》一文中评论说：伊斯兰极端组织塔利班在中共的支持下，出人意料地突掌阿富汗政权后，中共媒体除了连篇累牍嘲讽美国的“败走”外，也不再掩饰对塔利班的支持、美化和称赞。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赞“塔利班比上次执政时更加清醒和理性”；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称，“中共的路线确保了我们既是喀布尔的朋友，也是塔利班的朋友”；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8月18日同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通电话时，表示塔利班将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对外释放了积极信号”。

对塔利班而言，在国际社会普遍仍就是否承认其政权抱观望态度下，中共为其站台确实很及时。而塔利班在摆出一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之际，还高调向世界表明自己与中共的亲密关系。

周晓辉的文章里引述了本月19日，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在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专访时说过的话，塔利班成员曾多次访问中国，塔利班与中共关系很好，未来希望中共能对建设阿富汗做出贡献，并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而此前沙欣就曾说过：“在美军撤离后，有必要与阿富汗最大的投资者中共进行会谈。”

沙欣透露出的“塔利班与中共关系很好”的信息并不出人意外，因为两者有着不少共性，最大的一个共性是两者都是恐怖组织，对内施行残暴的侵犯人权的政策。只不过塔利班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而善于伪装、善于收买各国政要和媒体的中共还未被国际社会彻底认清。

国际社会公认，推行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在其短暂的几年执政期间，犯下了烧死异教徒、屠杀老师、处决被定罪的杀人犯和通奸者、对判处犯有盗窃罪的人进行截肢等侵犯人权的行为。除此之外，他们还禁止电视、音乐及电影，不允许10岁及以上女童上学。2001年，塔利班更是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炸毁了阿富汗中部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像。在“911”之后，塔利班还窝藏并拒绝交出其盟友 -- 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

无可争辩的事实正如周晓辉的评论文章中所说：与中共相比，塔利班、基地组织、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恐怖组织还是小巫见大巫了。作为世界上最大恐怖组织的中共，它掌控了中国政治、经济、能源、文化等所有的资源，不仅在国内祸害中国人，摧残中华文化，而且绑架了全体中国人，将中共的行为方式推向世界，威胁西方民主社会，祸乱全球。其对基地组织、塔利班等恐怖组织的支持就是体现之一。

除了均是恐怖组织的共性外，塔利班和中共还有的一个共性是：两者在最初都靠种植、贩卖鸦片发展壮大。

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鸦片（学名“罂粟”）和海洛因都来自阿富汗，生产和出口集中在塔利班控制区域。塔利班在20年叛乱期间，阿富汗的毒品产量激增了39倍多。按照美国国务院曾经公布的的调查内容，塔利班靠经营鸦片生意养活自己的方式，与当年中共在“根据地”靠大烟实现的“丰衣足食”的操作方式有所同，有所不同。不同的是，当年中共政权鸦片贸易中的半数左右是所谓 “自产自销”，“自产”指的是自己的军队直接参与种植、生产和加工；另外半数是来自民间，从1942年开始即通令“边区”农民种植罂粟，收获后由“边区政府”进行“统购统销”。

根据现在在山西 档案馆仍然可以查找到的一批“忻州鸦片档案”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当时的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的，农户种鸦片也有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果完不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

这批“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这件档案的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47年9月25日。

请读者和听众们特别留意一下，这里的日期是1947年9月，也就是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也就是说，中共当年在所谓的抗日“边区”，靠经营大烟实现了所谓 “丰衣足食”之后，在所谓“解放战争时期”的财政开支至少有一部分还是靠强征并贩售鸦片支撑的。

而自从阿富汗也出了一个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恐怖组织塔利班之后，在任何时期都没有靠自己军队的“大产生运动”种植罂粟，而是通过对自己占领区的农民们进行鸦片作物征税，以及通过加工和贩运间接获利。他们向鸦片种植户征收10%的种植税，将鸦片转化为海洛因的加工厂，以及走私毒品的商人也要交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