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叛＋皇帝逼反：司马懿家族怎样涉险过关？

　　三国时期，魏代汉、晋代魏的政权更替一直是历史的热点话题，司马氏在曹魏式微时又代替曹魏实现了江山的再次改换。

　　众所周知，高平陵之变是司马家掌握曹魏政权的重要转折点，但真正为司马家篡权扫清地方势力阻挠的节点是高平陵之变后的九年中平定的发起于淮南的三次军事叛乱。

　　这个过程是异常艰难的，司马家从发家到掌权再到夺权历经了三代四世，仅这三场军事斗争就折损了司马家前后两代核心领袖。

为什么三次叛乱都发生在淮南？

　　曹魏时期，曾在魏国疆域内设置了四大都督，分管边疆的四大地区，分别是南部的扬州都督、中部的荆州都督、北部的河北都督以及西部的雍凉都督。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只有扬州都督管辖的淮南发生叛乱，且不止一次，这其中的原因需要深思，其核心正是司马家族并未对淮南地区的权力产生过影响。

　　在四大都督管辖的地区中，自从司马懿领兵消灭辽东公孙氏政权后，东北部地区的辽东已成为魏国的后方，对国家产生不了实质性影响。而中部的荆州地区与西部的雍凉地区，司马懿曾担任过多年的荆州都督和雍凉都督，在对抗蜀汉政权和消灭辽东公孙氏的过程中，司马懿对中部、西部与北部的人员把控与政治动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谓上下布满了司马氏的亲信。然而，多年的西线北线作战，却让司马家遗漏了重要的南部地区，淮南地区成为司马家族权力的真空地带，是他们从未染指过的地方。

　　在这里，司马家族的势力最为薄弱，因而三次叛乱全部发生在淮南。与此同时，淮南地区的四位最高军事长官与司马家族的矛盾则更是引发淮南三叛的直接原因。

　　那么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淮南三叛中淮南地区的四位核心军事长官。

淮南三叛中四位地方军事领导人

　　淮南三次叛乱分别由王凌、毌丘俭和文钦以及诸葛诞四位军事长官引起，他们四位与司马家以及曹魏宗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

　　作为曹魏宗室核心成员的曹爽，与司马懿共同担任曹叡唯二的辅政大臣，他早已看出司马家族的不臣之心，也在不停地琢磨如何去消解司马氏的权力。最终他将目光投向了司马氏未曾染指的淮南地区，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在高平陵之变中他轻信司马懿，已经为司马懿夺权送了一波福利，而在这次试图分解司马氏地方权力为淮南地区安插领导人时，又误打误撞地为司马家族送了一次助攻。

　　淮南地区的最高长官扬州都督最早是由宗室成员曹休出任，后来是出身寒族的满宠担任。自从满宠征还后，扬州都督一职落到了王凌手中。王凌的年岁比司马懿还要长七岁，都是在曹操时代就已经出来做官的老资历、老干部，是具有一定政治声望与政治资本的。然而，一心想让曹魏宗室重掌大权的曹爽是不允许淮南地区再有地方权臣势力崛起的。因此他就想通过派遣心腹去淮南，采取逐步渗透淮南政局的方式将淮南重新夺回宗室手中。

　　于是派遣文钦担任淮南牙门将、庐江太守，王凌也自然知道文钦是曹爽特意派来在淮南地区牵制自己的，这时，淮南地区的政治局势就开始变得愈加复杂了。不仅如此，不放心文钦一人的曹爽又派了诸葛诞前去。诸葛诞是一个政治立场模糊的人，虽然淮南的第三次叛乱是他发动的，但在此之前，诸葛诞和各方势力都有着不俗的关联：一方面诸葛诞是曹爽派来牵制王凌的；另一方面诸葛诞和王凌、司马懿都有着姻亲关系。而第二叛中的毌丘俭与其他三位不同，他本身与司马懿交好，是司马懿在平定辽东时的属下，他的叛乱只是因为司马家族废帝，践踏了臣子的底线，为了捍卫曹魏政权才做的反抗。

　　由此可见，四位淮南地区的军事长官要么已经拥有较高政治资历的老干部，要么就是曹爽的亲信，要不然就是曹魏的铁杆忠臣，总之没有一个是和司马家族一条心的。

　　因而淮南地区逐渐发展为反抗司马家族势力的大本营也就不足为奇了。

淮南王凌第一叛

　　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掌握魏国军政大权，为了加强对各地方的管控，司马懿对原有的地方都督进了明升暗降的分权处理，将负责镇守寿春的扬州都督王凌升为太尉。而王凌与外甥令狐愚担心魏帝曹芳年幼无力掌政，便意图想废曹芳而改立楚王曹彪，派令狐愚联络曹彪。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与司马懿相比，王凌彷佛是更心怀不轨的那一个。魏帝曹芳虽然年幼，但并无过错，而王凌为了保证自身权力，拥立曹彪为新帝，这是一个犯了极端政治错误的决定。他如果想与司马懿争权夺利，完全可以将矛头指向司马懿，责问他高平陵之变的问题，而他却错误地拥立新君，导致他在政治上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

　　公元251年(嘉平三年)，王凌见东吴在涂水有军事行动，于是趁机上书朝廷伐吴，借此机会起兵反抗司马懿。但是上书并未得到回应，而此时更不顺利的事情发生了，一直与曹彪联络的外甥令狐愚突然去世，这一下导致王凌的计划全部错乱，他病急乱投医，将反抗司马懿的计划告诉兖州刺史黄华，希望能够得到支持，结果不料黄华直接向司马懿揭发。司马懿掌握确凿证据后便直接领兵讨伐，大军压境后的王凌已经不知所措。司马懿了解王凌的性格，便以赦免书来骗他投降，写信对他说可以赦免他的罪过，老迈昏聩的王凌竟然信以为真，真的派部下去请降，并献上自己的官印和节钺，然后又命人把自己捆起来等候发落。等他到了司马懿军营后才发现，他难免一死，于是在押解洛阳的途中自杀。王凌、令狐愚等人被诛灭三族，曹彪亦被赐死。

　　这样，第一次淮南叛乱就在司马懿的镇压下解决了，而这一场叛乱也并非对司马家族没有产生影响。在平定叛乱后的这年六月，一生装病的司马懿真的病重了，在梦中梦到了贾逵、王凌作祟，不久就去世了。

淮南毌丘俭第二叛

　　相较于第一次与第三次叛乱，淮南二叛可谓是最忠诚的一次叛乱。这一场叛乱的领头人毌丘俭曾是司马懿的部下，与司马氏的交情不浅，他本身完全可以不发动这次战争，因此他的反叛是淮南三叛中最为效忠的一次，这与其他两次为个人私利而叛乱的情况不同。

　　公元254年(正元元年)，李丰与夏侯玄及张缉等人意图推翻司马师，但计划败露，李丰、夏侯玄和张缉等皆被杀。曹芳对李丰等人被杀后深感不平，引起司马师不满，数月后强行废曹芳，改立曹髦为帝。李丰等人被诛杀和曹芳被废，令当时驻守寿春的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非常痛恨。

　　毌丘俭曾经做过司马懿的属下，但他最初是被魏文帝曹丕任命为长子曹叡的文学掾。随着曹叡继位，凭借昔日东宫时期的君臣情谊，毌丘俭逐步做到洛阳典农中郎将的职位。后来，曹叡任命其为荆州刺史，他便一直扎根魏吴边境，为国守边。曹芳作为魏明帝曹叡亲自指定的合法继承人，在毌丘俭眼中就与曹叡一样，是他报答曹魏知遇之恩的主公，他需要做的就是守护曹魏江山。然而，司马师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废黜曹芳。对于忠心耿耿的毌丘俭来说，他绝不能坐视司马师肆意妄为而不顾，因此奋起反抗。

　　战争前夕，毌丘俭派人联络了当时任豫州刺史的诸葛诞，认为诸葛诞与自己一样都是曹魏忠臣，希望他能帮自己一把，匡扶社稷。然而，诸葛诞的政治成分太过复杂，他本身是曹爽派来限制王凌的大臣，又和司马氏是亲家（诸葛诞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第五子司马伷），同时诸葛诞与文钦关系极为不和。出于保存实力的想法，权衡再三后的诸葛诞决定站队司马家，斩了毌丘俭的使臣。

　　公元255年(正元二年)，毌丘俭和文钦无奈只能迅速起兵，矫太后诏，在寿春举兵讨伐司马师。作为文官出身的毌丘俭，文采自然出众，他那篇讨伐司马师前发布的《罪状司马师表》十分具有杀伤力，准确抓住司马师的弱点，甚至直接造成司马师的死亡。在檄文中，毌丘俭将矛头直指司马师一人。这篇檄文很长，但核心内容就是下面这一段——

　　懿有大功，海内所书，依古典议，废师以侯就弟。弟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不与师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师辅导圣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亲宠，授以保傅。护军散骑常侍望，忠公亲事，当官称能，远迎乘舆，有宿卫之功，可为中领军。

　　这意思就是：“你们司马家，你爹司马懿是好人，你弟弟司马昭是好人，你叔叔司马孚是好人，你哥哥司马望也是好人，唯独就是你司马师是个逆贼”。

　　这样一来，毌丘俭的这篇檄文挑拨了司马氏内部的团结，让刚刚眼睛重伤未愈的司马师没有了选择，他只能抱着病体，亲自上前线。他派荆州刺史王基率兵与叛军对抗，抢先占领南顿。之后又和诸葛诞、胡遵和邓艾的领军会合。此时邓艾驻屯乐嘉，毌丘俭见邓艾兵弱，便派文钦攻击。文钦到后却发现司马师率领大军到来，旋即撤退。然而，文钦儿子文鸢的勇猛作战一时间惊吓到司马师，导致司马师眼睛爆裂，只能强忍着痛苦指挥军队作战。

　　这时曾在高平陵之变中替曹爽传话的尹大目，看到司马师只剩下一只眼睛，心里盼着替曹爽报仇，主动向司马师请缨说降逃跑的文钦。尹大目对文钦喊道：“君侯何苦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尹大目的意思是，司马师已经重伤在身，命不久矣，希望他们能再坚持几天，就一定能消灭司马师。然而，因为在高平陵之变中传话曹爽，间接导致曹爽被杀的尹大目，此时在这些大臣心里是不忠不孝的小人，他们根本不相信他的话。文钦反而想张弓射杀尹大目。紧接着，司马师大军来袭，文钦慌忙逃窜，队伍已经溃不成军。毌丘俭听闻文钦战败，连夜撤退，众将星散。最终，毌丘俭和文钦全部归降。

　　第二次淮南叛乱与第一次叛乱结果相同，再一次被司马家平定。不过与第一次叛变后司马懿去世一样，淮南第二叛在某种意义上也完成了相应的历史使命。仅掌握政权四年的司马师，因为战争的恶劣导致眼珠崩裂，不久便死于淮南，由弟弟司马昭接任。

淮南诸葛诞第三叛

　　第二叛时，诸葛诞非但没有帮助毌丘俭，反而杀掉了使者，并在平叛过程中第一个冲进寿春城。此次站队后，诸葛诞受到了司马家的赏识，被封为高平侯，并任征东大将军，仍管理淮南地区。

　　然而，在他成为东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后，诸葛诞的异志逐渐显露，他在当地收买人心，蓄养数千死士。一年后，他又借口东吴想要进攻，请求朝廷派兵增援。这样的借口对司马家来说似曾相识，当年王凌也说了相同的请求。司马昭不得不对诸葛诞提防起来，果断派出贾充去试探诸葛诞的用心。贾充回来后劝司马昭诏诸葛诞入朝，趁机逼反诸葛诞。果不其然，公元257年(甘露二年)在接到入朝诏令后，诸葛诞立即叛变，杀掉同在寿春的扬州刺史乐綝，调集15万淮南将士和近一年的粮饷据守寿春，派吴纲领小儿子诸葛靓到东吴请求援兵。淮南第三叛双方参与的兵力超过了四十万，是三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亲眼目睹了两轮反叛的诸葛诞，在自己起兵时已有了相当充分的战略谋划。他之所以放弃城外驻防，就在寿春城内坚守，是因为了解寿春的天气。

　　寿春每到雨季必然会造成淮水泛滥，洪水直接淹到寿春城下。而司马昭围城时，正好是每年淮水最泛滥的时节，诸葛诞一心要诱骗司马昭前来围城。果然，司马昭真的采取了围城策略。或许是天意使然，也可能是曹魏气数已尽，自司马昭来到寿春城下后，再也没有下过一滴雨（及大军之攻，亢旱逾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寿春城内士气越来越低，诸葛诞内部先发生了动乱，诸葛诞杀掉了本就看不惯的文钦，司马昭趁诸葛诞自乱强力攻城，不久便攻克了城池，诸葛诞被夷三族。然而，更为吊诡的是，城破那天，大旱了近一年的淮南开始狂降暴雨，司马昭的围垒全部被冲毁了（城既陷，是日大雨，围垒皆毁）。

　　谁曾想到，雨季一滴不下的寿春，在二月反而降了暴雨。至此，淮南三叛全部被剿灭。

　　回顾三场叛乱，虽然三次叛乱的领导势力都是反对司马氏，但他们内部存在很大矛盾，使得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有力力量，最终被司马氏各个击破。自此之后，地方上拥戴曹魏的势力被铲除殆尽，司马家族权力得到更大扩张，为司马家改朝换代提供了政治便利。

魏帝曹髦的奋起反抗

　　这时人们都在想，司马昭应当像此前的曹操一样，封公、加九锡、进位相国然后从容地江山易鼎。然而，司马昭却仍旧推辞，依然在等待时机。他在观望朝野的动向，希望在大局已定之后去做最后的变革。

　　这个时候，司马昭坐得住，魏帝曹髦却坐不住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司马家一点一点蚕食鲸吞他的江山，他不能坐以待毙，他要做最后的反击。

　　这位末代皇帝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那般软弱无能，他颇有才能。后来名噪一时的钟会曾这样评价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意思是曹髦文可比曹植，武堪比曹操。事实证明，在司马氏即将夺权的最后，这位少年天子爆发出了曹家最后的余烈与光辉！

　　曹髦继位时，政务已经全部归了司马家。他无力改变现有的政治形势，思来想去，祭出最后的杀招，那就是和司马家拼命！撕破最后的脸皮，公开带兵讨伐，如果司马昭妥协了，那么必然要退让一部分权力；如果没有妥协，那就和司马昭以命相搏，大不了就是死。可一旦司马昭选择了弑君，那么司马家的天下也就坐不稳了。因此，在下了这样的决心后，曹髦抱着必死的信念与司马昭抗衡。

　　公元260年五月戊子之夜，曹髦命手下亲信李昭和焦伯在凌云台点兵，集合自己少得可怜的军队，准备发起决死的反击。而这次壮举也给后世留下了“云台仗”的典故。起兵之前，曹髦召集了王沈、王业和王经三人，对他们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并说出了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千古名言。

　　王沈和王业，全都是司马家的死忠，这一点曹髦也知晓，不过他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去给司马昭报信，将这个事情公开化，让司马昭下不来台。

　　果真，曹髦走后，王沈、王业就急忙向司马昭报告，司马昭也开始了秘密的准备。天明时分，曹髦亲率数百人，大张旗鼓地向司马昭的府邸冲去。司马昭早有防备，命弟弟司马伷率兵迎战。曹髦一声大喝，司马伷的部队纷纷逃散。司马昭见状，赶忙将派亲信贾充抵挡，但是曹髦身先士卒，普通士兵见到皇帝如此奋勇争先，也不敢上前交战。这样的情况下，贾充的部下马上就要四散而逃。这时太子舍人成济正好撞到枪口上，慌慌张张地问贾充该怎么办，贾充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意思就是，今天的事情，没有什么可问的。

　　成济听后，直接上前一矛将皇帝刺死。或许他认为自己立了大功，荣华富贵指日可待，但他到死才知道，自己的结局注定是替罪羊。事隔二十日后，司马昭因为群情激愤捕杀了成济以推卸罪责，无论后来是否株连亲族，成济本人终究是充当了司马昭弑君的执行者和替罪羊。

　　成济的这一刺，令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手杀掉皇帝的臣子。这种公然在庙堂之上、众目睽睽之下，毫不掩饰、直接弑君的行为，自秦统一天下以来是第一次，这种行为对后来一千余年的皇权政治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曹髦看似以卵击石的举动，最终没能挽救曹魏社稷，却打乱了司马昭的计划，让他没有成功篡位称帝，留下遗憾。

　　从这个角度来看，曹髦也算成功的。司马氏祖孙三代对外平定了三场晃动统治基础的叛乱，对内解决了颇有胆色的魏帝曹髦，彻底掌握了国家政权，也获得了豪族阶级的支持，最终实现了王朝更迭的终极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