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伊朗等国为什么称“中国”为“契丹”？

　　如何命名一个国家？这里面的学问很大。比如，英语叫“China”，陶瓷的意思，代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种符号。但有不少国家是沿袭了古老的历史，直到今天还叫我们为“契丹人”，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国家，在他们语言里，中国=契丹。

　　这是为什么呢？ 

从“国泰航空”说起

　　不少人听说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家挺有名的企业，全称是“国泰航空有限公司（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

　　说来有趣，“国泰航空”的创立人，美国人法瑞尔（Roy C Farrell） 和澳大利亚人德·堪周（Sydney H de Kantzow）其实野心不小。他们想要建立的是一家“中国”航空公司。

　　这是因为，中文名称的“国泰”是英文名称“Cathay”的音译，而后者恰恰来自早期英语对“中国”的称呼。

　　众所周知，英语现在用“China”称呼中国。除去过去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在老老实实地“名从主人”，比如日语叫“中国（ちゅうごく）”，韩（朝鲜）语叫“중국”，越南语写作“TrungQuoc”这几个例子之外，把中国称呼为“China”也是外语中的主流。比如法语是“Chine”、德语叫“China”、丹麦语则是“Kina”等等。既然如何，这个“Cathay”为什么也会被用来指称中国呢？

　　实际上，英语的“Cathay”来自拉丁语（中世纪欧洲的通行书面语）的“Cataya”。比如，1625年John Fletcher在其剧本《妇人的奖赏》（Woman’s Prize）中还在用“Cataya”，到了1823年拜伦的《唐璜》（Don Juan）长诗中就已经以“Cathay”指称中国了。

　　至于拉丁语里的“Cataya”及其变体（比如“Cathaya”）同样也指中国。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就把元帝国叫“Cathaya”。他的游记以大量篇幅介绍“Cathaya”，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比。后来，哥伦布便是手握《马可·波罗游记》去寻找前往“Cathaya”的海洋之路。在他眼里，那是一处黄金、白银触目皆是的宝地。1405年，西班牙的克拉维约出使中亚的帖木儿汗国，在他的记载里，“Cathaya”的君主称为“朱四汗（Chuscan）”，还叫“猪皇帝”。这明白无误地是在说中国明朝的明成祖朱棣——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而“朱”与“猪”正好是谐音的。

　　或许有人会说，无论是“Cataya”抑或“Cathaya”，看上去还是相当生僻，没法令人联想到“中国”。要是从字源学上进一步考证的话，欧洲人所说的“Cataya”，已经是转了几次手的结果。在中世纪阿拉伯人手里，就写作“Khattay”。哈桑·拉曼在1285年所著的《马术与军械》一书中把来自中国的黑科技（火箭）称为“Sahm Khattay”。再往东，这个词在古代中亚突厥人的语言里进一步变成了“Khitay”。“变形”到这里，终于真相大白。“Khitay”写成汉字，就是国人并不陌生的“契丹”二字——在唐宋的中古音里，“契丹”大致读作*khiei tan。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泰航空”直译过来，倒是应该写成“契丹航空”更加确切——或许这样一来，估计不太会有人联想到这是一家香港航空公司了。

契丹是什么

　　汉文史籍上的“契丹”一词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从北魏道武帝登国三年（389年）起就有了记载。

　　契丹在历史舞台上出现后，好几百年间都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经常狩猎，把它作为谋生的辅助手段。到了唐代初年，契丹出现了由八个部落联合组成的部落联盟，实力不断壮大：《新唐书》说，此时契丹已有“胜兵四万”。其八部的酋长（汉名通称“大人”）推举一人做联盟的首领，称为可汗。可汗以旗鼓为权力的标志，任期三年，期满重选。

　　九世纪后期，随着唐朝困于藩镇割据，以及邻国渤海、新罗国力转衰，四周已无强邻的契丹迅速发展起来。公元917年，统一契丹各部的耶律阿保机终于废除“可汗”称号，改用汉制即帝位，号为天皇王，年号“神册”，国号就是族名，称作“大契丹”。这个契丹王朝，后来在阿保机之子耶律德光（太宗）在位时期，“以辽水名国”，将国号改做“大辽”。

　　国人对“辽朝”并不陌生。很多人儿时都会听过“杨家将”的评书，知晓“四郎探母”的京剧唱段。有趣的是，辽朝并不是一直叫辽朝，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反复更改国号的朝代。契丹人更换国号，如同现代人修改微信昵称一样随意。“杨老令公”在世时，契丹的国号已写作“大辽”。而在杨六郎活跃的年代，辽圣宗时又复号“契丹”，直到1066年，辽道宗才重新改为“大辽”。所以，南宋人叶隆礼撰写辽事称为《契丹国志》，而元人编写的纪传体正史称作《辽史》，各有所据。由于《辽史》规格高（“正史”），因此习惯上把这个契丹族建立的政权统称辽朝，但实际上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称“大契丹”与称“大辽”的时间约各占其半。

　　阿保机建国后，新兴的契丹政权就以咄咄逼人之势出现在东北亚的政治舞台上。跟后来的蒙古人类似，“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从北魏时代起，契丹人就以产马著称，并常向北魏政权贡献名马。契丹马善于奔驰，一旦“驱策而用”，则“终日驰骋而不困乏”。凭借强有力的骑兵，天赞三年（924）阿保机发动了对漠北草原诸部的全面攻势，把势力范围延伸到贝加尔湖以南，从而完成了对于蒙古草原的统一。两年后的天显元年（926），阿保机又倾国而东，攻灭立国二百年之久的“海东盛国”渤海，“得地五千里”，进而收服女真，统一东北地区，将北方各族置于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契丹（辽）与中原的北宋，俨然又是一个“南北朝”的局面。辽圣宗与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1005）”时，就干脆“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

　　到了公元12世纪初期，久受契丹人压迫的女真族在完颜阿骨打带领下翻身逆袭，建立金朝，宋徽宗为收复当年被五代时期的“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人的“燕云十六州”，与金人签订“海上之盟”，联兵攻辽。公元1125年，辽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天祚帝）终于被金人俘获——但契丹人政权并未就此彻底完结。辽朝灭亡前夕，其宗室、翰林（契丹语称“林牙”）耶律大石见宗邦沦丧，不胜悲愤，毅然率部西征，终于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地区建号复国，建都虎思斡耳朵（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趣的是，“大辽”与“契丹”之间的纠葛依然延续了下去。耶律大石建立的政权在汉文史籍上称为“西辽”（1124-1218年），穆斯林以及西方史籍则称之为“哈剌契丹”（Qara Khitay）。

为什么是契丹

　　立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西辽被蒙古大军灭亡之后，契丹人逐渐湮灭在历史长河里。辅佐成吉思汗、忽必烈两代蒙古大汗的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已是一副汉家儒士模样。到了元末，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就干脆把“契丹”写入“汉人八种”之内了。明清以后，“契丹”在汉文文献里，就纯粹变成一个历史名词。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死词“契丹”流入西方以后反而变成了指代“中国”的“流行热词”呢？

　　说来话长。首先，“契丹”之所为能够指称“中国”，倒也不是“自古以来”。11世纪后期，中国维吾尔族的学者马合木·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里，就曾用“桃花石（Taugast或Tabgach）”一词来指称古代中国。

　　据说，这个“听上去很美”的词汇来自“拓跋氏”的音传。这是因为拓跋鲜卑与后来的契丹、女真人类似，曾建立北魏王朝（4-6世纪）并统一中国北方。“桃花石”是当时突厥人对北魏的称呼。随着突厥势力向西扩张，“桃花石”这一称呼就自然地随之传入中亚和西亚。从拜占庭历史学家西摩卡塔的著作《历史》（作于620-630年）开始，中亚及西亚各地用“桃花石”指古代中国。高昌回鹘时期别失八里僧人详古舍利都统（Singqu Sali tutong）将汉文《大唐三藏法师传》和《金光明最胜王经》译为回鹘文时，就将“中国”直译“桃花石”。直到1221年，“长春真人”丘处机秉成吉思汗诏书前往西域时，在阿里马（今新疆霍城）发现当地人还称呼中原汉地为“桃花石”，所谓“桃花石诸事皆巧”。喀什噶里所属的喀喇汗国的统治者有时候还自称“桃花石汗（Tabgach khan）”。这有些类似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君主喜欢自称“罗马皇帝”，而不管自己是否占有罗马。实际上这也反映了西域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的紧密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喀什噶里的笔下，严格地说，“中国”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桃花石”也叫“摩秦”“上秦”，指的是宋朝；“契丹”，也称为“秦”或者“中秦”，指契丹（辽）；至于喀喇汗国，则被视为“下秦”。在地理上，辽朝阻隔了宋朝与西域、中亚地区的联系。其都城上京又是东西方商旅和使节的汇集中心。因此，其声名就远远盖过了南方的宋朝。

　　2003年，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辽墓出土了《永清公主墓志》，其碑文赫然写着“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轩辕即“黄帝”。这说明，契丹人与中原汉人一样，自认“炎黄子孙”。因此，耶律大石西迁之后，虽远在中亚依旧自认中原文明的代表。西辽政权沿用了辽朝典章制度，其帝王均有汉式年号、庙号（比如耶律大石就是西辽“德宗”）。汉文是西辽朝廷的官方语言，就连出土的西辽钱币也都刻有汉字。更重要的是，在1141年9月的卡特万之战里，原本只是“亡国之余”的西辽军队竟以寡击众，大破塞尔柱帝国为首的中亚联军——后者光是军事检阅就耗时六个月，而在战场上全军覆没却只用了一天。经此一战，西辽奠定了在中亚的霸主地位。在穆斯林世界，处在东西交通的重要地理位置上的“哈剌契丹”声威远播，“契丹”一词也就逐渐取代了旧有的“桃花石”而成为中世纪时期“中国”的代称了。

　　若是这样看的话，语言称谓确实有其“势利”的一面。北魏兴盛带来“桃花石”的流行，辽朝崛起让“契丹”为人熟知。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样的词汇更替在西辽灭亡之后却戛然而止了呢？

“契丹”与“中国”

　　蒙古帝国横空出世了。在东亚历史上，蒙古帝国在很多方面扮演了“成型”的角色。比如西藏归于中原王朝管辖，又比如云南结束了长期割据的局面，甚至草原本身也结束了各部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此兴彼落的局面，而成为“蒙古”高原。“契丹”的称呼也是如出一辙。

　　10世纪初到12世纪前期，蒙古高原地区被辽朝统治。大抵是由于契丹人与蒙古人族源相近的关系。蒙古各部与辽朝之间未发生大的冲突，双方还建立了较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由于辽朝的势力进入了华北平原（燕云十六州），当时蒙古人就将中原（汉地）便称作“契丹”。

　　如果说契丹（辽）曾与北宋南北对峙，那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版图更是囊括淮河以北，包括传统概念里的“中原”。为什么看似更有资格的“女真”或是“金”没有成为新的“中国”的代名词呢？这是因为，金朝灭辽之后，虽然占有了面积更大的汉地，却始终没有征服桀骜不驯的草原部落。公元1143年，就是宋高宗正式向金称臣的第二年，一支蒙古部落攻入金国境内，打破了二十多个寨子。大名鼎鼎的金兀术带兵北伐，结果还吃了败仗。这支蒙古军的统将忽图剌汗就是后来威震欧亚的铁木真的叔祖父。

　　女真贵族虽在全盛的时期，他们已经感到对蒙古族的武力不可掉以轻心了。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报复：俺巴孩汗等多位蒙古人首领被金人钉死在木驴上。根据宋人在《蒙鞑备录》里的记载，还对蒙古采取了残酷的“减丁”政策，即每三年就派大军到北方屠杀大量蒙古人。蒙古人与金人的冤仇既如此之深，自然不会用仇人的国名或者族名去命名“中原”这块土地了。所以，直到今天，喀尔喀蒙古语还将“中国”称作“Хятад（Khyatad）”，仍是“契丹”的直译。

　　于是，蒙古帝国时期成书的史书，不论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还是拉施特的《史集》，无一例外地将中原写作“契丹国”，甚至金朝皇帝也成了契丹的“阿勒坦（黄金）汗”。考虑到志费尼是旭烈兀（成吉思汗的孙子）的臣子，而拉施特是伊利汗国（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宰相，他们在书中的记载无疑是代表蒙古帝国官方立场的。

　　蒙古帝国的铁蹄踏遍了从欧洲的多瑙河到南海之滨的广袤土地。“契丹”的说法随之流传开来。诸如阿拉伯、波斯这样的“丝绸之路”早已联通的地方，当地人明白，“契丹”与“桃花石”虽然名字不一样，指的都是古老的“秦”（波斯语：چین /čīn）。但欧洲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古代，中国与欧洲分别处于亚欧大陆两端，还有群山和沙漠阻隔，鲜有直接交往，因此，古代欧洲人所能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几乎完全来自蒙古帝国这样的“中间商”。因此，作为“中国”的代称，“契丹”也就进入到中世纪欧洲的各种语言里。说起来，这倒是跟各种语言里茶叶从海路传入的地方采用了闽南话的发音（英语：tea），从陆路传入的地方采用了北方话的发音（俄语：чай，chia）的情况如出一辙。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遥远的“契丹”，与古老的“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地方？这个在中国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一直困扰了欧洲人几百年。直到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明朝京师（北京），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以及对经纬度的实测，终于确凿无疑地向自己的欧洲同胞宣布：北京城即马可·波罗说的“汗八里”，契丹（Cathay）就是中国（China）。

　　事情终于搞清楚了，但已经太晚了。对于被金帐汗国（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统治了两个世纪（1240-1480）的东欧斯拉夫民族而言，既然蒙古人把大汗居住的遥远地方称为“契丹”，那么，那块地方（中国）就应该叫“契丹”。即便是挣脱了“鞑靼桎梏”以后，新兴的莫斯科大公国（沙皇俄国的前身）仍旧沿用了这样的历史记忆。如今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将“中国”称为Китай（kitay），便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