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女儿指北大曾变成法西斯集中营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其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有这样一段话，痛陈文革中的北大黑暗历史。其原文如下：

“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

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

不长的一段话，就已经让人毛骨悚然，而这样迫害自己的校长、教师、员工的北大倒的确担得起“法西斯集中营”的名头。在笔者的印象中，有着这样名头的世界知名大学基本都在中国大陆。而让邓榕发出如此尖锐之声的一个原因是其全家在文革中的苦痛遭遇，尤其是身在北大的邓家长子邓朴方所遭到的迫害。

邓朴方跳楼自杀落下终身残疾

1962年，邓朴方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班上一直担任中共团支部书记。文革爆发后，作为拥有红色血统的邓朴方也满怀热情的投入到其中，还被选为系文革小组副组长。但是不久后，邓小平也被打倒，而且是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家子女的厄运从此开始了。

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并要他们“揭发”父亲邓小平。在苦闷中，邓朴方喝上了酒，并能一口气喝上半瓶白酒。一天，他与好友散步到颐和园，坐在山腰的树林中，邓朴方又喝了一通酒，并在酒后直言，文革打倒这么多人，毛“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不会有好下场的”。

后来，邓朴方的言论在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北大造反派掌握，并受到追查。邓朴方被打成了“反革命”，并被秘密关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

一天，邓朴方在北大广播站播放的新闻中，突然听到这样一则消息：经查获，“黑帮老大”邓小平的儿子、我校物理系学生邓朴方，与某某等人结为“反党小集团”。这对邓朴方是一个重大打击，他决定以死证明自己。

2004年12月，邓朴方在接受中共央视《面对面》节目的采访中谈到，自己是在不能忍受处处被作为“反革命”的情况下，抱着必死的想法而走上自杀之路的。死前他还偷偷写下了绝命书，其中除了表示自己忠于中共、忠于毛外，还表示对文革和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对于自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又不能讲，因此“实在无路可走了”。

之后，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果，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其结果是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掉在地上后，他当场晕了过去。

据邓榕回忆，邓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邓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

此后，邓朴方下半身瘫痪，而他后来成为中国残联主席也是广为人知。据说邓小平对此事深感愧疚。

北大三任校长被打倒

邓榕言辞中提及的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是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1957年11月起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在1960年，校长马寅初被批判被迫辞职后，陆平还兼任校长，直至1966年6月。

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王曾瑜在《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选自《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校友回忆录》一书）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陆平来到北大后，要继续反右倾，在压力下，他增划了大量新“右派”，并将矛头指向时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推诿给邹鲁风，狠整的结果是邹鲁风自杀。

按照王曾瑜的说法，他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都对陆平存有恶感，因为他害了许多无辜者，耽误了不少人的学业。

在反右倾中害了北大师生的陆平最终没有逃过文革。文革爆发后，陆平被从家中带走，据其女儿陆莹透露，陆平在北大生物楼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以至于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此外，还连续多少天不准睡觉，用强光灯泡照射眼睛。其后，陆平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被批斗，胸前挂着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在被连续批斗之余，陆平还不得不在校园从事除草，清扫垃圾之类的活计。之后，陆平被发配到江西农场劳改两年。

陆平的家人自然也受到牵连，其妻子成了“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的顽固分子，被隔离审查。儿子陆征也遭到同学的批斗，他“被用铁丝捆了，装进麻袋用马车拉走了”，还被打成了脑震荡。大女儿陆微徒步一个月去山西绛县插队，二女儿陆莹去云南插队。家里就剩下10岁的小女儿陆昀，还被学校推出校门。

文革结束后，陆平被“平反”，但他很多年不能去北大，因为“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

除了陆平，1949年4月至1951年9月任校长的汤用彤，1951年9月至1960年任校长的马寅初，也都没逃过文革的风暴，没逃过中共对其的侮辱和迫害。

学贯中西的汤用彤当年因一念之差留在了大陆，出任首任北大校长。1954年汤用彤出席《人民日报》主持的胡适批判会后，回家后即患脑溢血；此后长期卧床，再无学术新成果。1964年3月他因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5月病逝，终年71岁。

死后的汤用彤也没被中共放过。文革爆发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儿媳、汤一介妻子乐黛云，在某篇文章里写道：“我真是从心里庆幸他已于1964年离开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的确，如果汤用彤活到文革，一定避免不了被红卫兵抄家、鞭打的厄运。

而他的儿子、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则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并被中止上课资格，除了要接受批斗，每天还要在校内劳动，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之后，他和乐黛云、儿子汤双，与北大两千余名员工一起，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

1973年，汤一介加入“梁效”大批判组，他很卖力，其中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就是他和另一个学者周一良编写的。“紧跟”、“迎合”成为批评组成员唯一的选择。文革后，汤一介对自己的这段经历称“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是以晚年“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试图“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

而因提出“控制人口主张”遭到毛和中共批判的马寅初，于1960年初辞去北大校长之职，随后，他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此外，他还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文革爆发后，马寅初亦受到了一定冲击，其撰写的《农书》被付之一炬，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并活到了文革结束。

被害死的北大教授

最早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大，也冲在了文革迫害的最前沿。

据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的回忆：“1966年6月18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全体工作队队员都到教学区开会，学生们独自在学生宿舍区学习、开会。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利用工作组不在期间，在学生宿舍区先后斗了40多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员干部和两名学生干部。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为主，在39楼设了‘斗鬼台’，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脸上，拿厕所的纸篓作成高帽子戴在被斗人头上，罚跪，少数人还扭打被斗者。”

另据北大校友王友琴的文章，在“6.18”事件中挨打的人有六十多位，其中包括生物系党总支副书记、讲师胡寿文，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还有中文系的总支书记程贤策、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

北大在文革中的“辉煌业绩”不仅如此，还有如开全国集体打人之风、高校武斗先河等，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他们如何斗争、折磨那些手无寸铁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教授。挂木牌，建“劳改队”，关“牛棚”，这些都是北大学生的经典之作。

其中的“牛棚”，实际上就是非法监狱，就在今天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的所在地。在这里，除了白天干活，“牛鬼蛇神”们还有晨练，有晚训，他们要时刻准备背诵“最高指示”，也要时刻准备接受管理人员的辱骂和殴打。很难想象，当年的北大学生可以想出如此恶毒的方法折磨自己的老师。

根据王友琴撰写的文章，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过如此的折磨，如美学教授朱光潜、东语系教授季羡林、西语系教授吴兴华，等等。45岁的吴兴华在“劳改”时被折磨致死。劫后余生的季羡林在后来出版的《牛棚杂忆》中详细描述了这让人不堪回首的岁月。

许多被批、被折磨的教授、教师们不堪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选择了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杀或“不正常死亡”。（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

第一个自杀的是历史系教授汪篯，他在1966年6月11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其后自杀的还有：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文教授俞大絪、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生物系教授陈同度、北大教务长崔雄昆、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俄语系讲师龚维泰、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和教师陈永和、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

这其中的饶毓泰教授在75岁高龄之际，还被揪上“斗鬼台”批斗，其被迫弯腰屈膝之状，令观者不忍直视。1968年10月的一天，不愿再受辱的饶毓泰在家中自缢身亡。其他自杀者的惨况亦大同小异。

结语

可叹的是，曾经变成了法西斯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场所的北京大学，迄今并没有深刻反思其这段见不得光的历史，原因也不难想象。而此时“政治挂帅”的北大除了名头外，还保留了多少民国时的风骨呢？还有多少教授敢于直言呢？校园里还有多少自由可言呢？说其今不如昔，一点也不为过的。一声长长的叹息！